在新中国的57位开国上将中，很多人的故事都为国人耳熟能详，他们的名字也可谓大名鼎鼎：许世友、张爱萍、韩先楚、洪学智、陈再道、刘亚楼、宋时轮……
大家之所以熟悉他们，无疑和他们卓越的战功以及独特的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本文要为大家介绍的，是5位战功并不突出，性格低调内敛，但功勋巨大的“无名上将”。
一、陈奇涵：资历极老的“军法上将”，曾追随孙中山、朱德参加革命陈奇涵资历是非常老的。
他早年间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北伐以及与商团叛乱的作战，之后考入黄埔军校，1925年在陈赓、许继慎的介绍下秘密入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奇涵曾协助朱德创建第3军军官教育团，并担任参谋长（朱德为团长）。
南昌起义后，陈奇涵回到赣南老家组织农民运动，为日后朱毛红军从井冈山转战到赣南、闽西提供了一块牢靠的落脚点，而后来的中央苏区正是围绕这两个落脚点建立起来的。此功甚伟，毛主席因此曾称赞陈奇涵为“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代表帜旗”，了解赣南在革命中的历史地位的朋友，应该会知道这个评价有多高。
之后进入中央苏区，陈奇涵先后担任红4军参谋长、红3军参谋长、红一军团参谋长、江西军区参谋长，职务不可谓不显赫。之后红军长征来到陕北，陈奇涵又先后担任红十五军团副参谋长、参谋长的职务。
陈奇涵在红军时期的表现可圈可点，唯一遗憾的是，他在此期间，曾因为追随毛主席，被博古等人以所谓“贪污”的问题撤职。也就是说，他是以“随军参谋”的身份，而不是一线将领的身份走完长征的，长征之后才恢复职务，这对陈奇涵来说实在是个很大的遗憾。
抗战时期，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陈奇涵调入中央军委工作，担任中央军委4局局长，主管全军的训练教育工作。之后历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负责当地黄河河防）、军委参谋部部长、延安卫戍司令、抗大3分校校长等职。这些职务都不能说低，但相比一线的指挥官来说，确实不太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
抗战胜利后，陈奇涵进入东北，担任冀察热辽军区副司令员、吉林军区副司令员、辽宁军区司令员等职。辽沈战役期间，他曾组织地方部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行动。辽沈战役结束后，四野主力部队南下入关，陈奇涵一度担任东北军区参谋长，后很快调任江西军区司令员。
1954年，中央军委成立解放军军事法庭，毛主席亲自点名陈奇涵这员资历、威望、人品、才能都非常突出的老将出马，担任军事法庭庭长（后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副院长，分管军事法庭系统），陈奇涵也因此成为了我军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军法上将”。
二、周桓：沈阳军区首任政委，长期负责具体工作周桓出生于1910年，早年间就读于天津中山中学。1930年他在上海入党，之后被组织安排进入湘鄂赣根据地（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工作。历任红五军政治部秘书、红三军团政治部秘书处处长、红三军团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等职。
1934年9月后，他以红23师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参加了长征。到达陕北后，他继续调回红一方面军总部，担任政治部秘书长兼敌工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全面抗战后不久，周桓担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之后又担任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军法处处长。这些都是负责具体事物的职务，可见周桓在工作上的细腻、认真和勤恳。
抗战结束后，周桓同样去了东北，48年后担任东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后勤部政治部主任。主要负责的是长春的地方工作，以及部队的政治、后勤工作。辽沈战役期间，他对促成郑洞国投降，争取长春起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辽沈战役结束后，周桓升任东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与主持过抗美援朝的后勤工作。1955年，他被任命为沈阳军区政委。当时全国共12个大军区，沈阳就是其中一个，大致相当于原先的东北军区。换句话说，周桓的前任是高岗，后任是赖传珠。
同年，周桓获得开国上将军衔，以及三枚一级勋章。
三、李涛：掌管最高军权印信，毛主席军事上的得力助手李涛将军在红军时期，曾担任红7师政委，和师长陈伯钧上将以及兄弟部队一起，活捉了张辉瓒。之后升任红一方面军敌工部部长、红9军团政治部主任、红9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等等职务。
抗战期间，李涛曾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驻武汉办事处处长，驻桂林办事处处长。1941年，他返回延安进入中央军委工作，担任中央情报部第三室主任、军委作战部副部长、部长。
中央军委作战部是毛主席在军事上的得力助手，负责参与重要战役的组织计划、文电起草、资料搜集、战况汇报等重要工作。周总理曾说过：“我们这个指挥部是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我们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天天发电报，就把敌人打败了。”而这些重要电报的收发，大抵都要经过李涛这个作战部长之手。
毛主席对李涛的工作是非常认可的，建国之后，李涛继续担任军委作战部部长，并负责保管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印信。
比如《粟裕传》记载，1950年，粟裕到北京汇报工作，由时任军委作战部部长的李涛陪同吃饭。席间，李涛对粟裕说：当年你建议三个纵队暂不过江是对的，如果不是这样，派几万人到敌后去，要站不住脚。所以中央同意了。可见在解放战争期间，李涛参与了我军许多重大战略的制定，是深度的幕后参与者。
由于长期在最高军事决策部门工作，李涛对我军和敌军的情况了如指掌，这种能力曾得到杨尚昆同志的高度认可。杨尚昆曾说：“李涛这个同志是个非常厉害的人，他对于敌人的每个军、每个师甚至前身是什么，以后经历过什么改编，现在还有多少人，他都记得非常清楚，也真的是一个好参谋。”
四、朱良才：毛主席首任秘书，最早“裸辞”的开国上将朱良才1900年出生于湖南的一个书香门第，25岁时他放弃教师的工作，参加毛主席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之后他参加湘南起义，随朱老总上了井冈山，并和谭政大将同时成为朱老总、毛主席（红4军）的第一任秘书。
红一方面军时期，朱良才曾任师政委、军政委、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务。懋功会师后，他调任四方面军31军政治部主任，后随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担任红30军政治部副主任。西路军失败后，他只身一人靠着乞讨返回延安。
抗战时期，朱良才进入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军区工作，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3分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聂荣臻元帅在晋察冀工作时的得力助手。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民兵英雄李勇”等先进典型，就是在朱良才等同志的发现和宣传后闻名全国的。
新中国成立后，晋察冀军区改称华北军区，朱良才担任华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政委。1955年2月，华北军区更名为北京军区，朱良才接替薄一波，担任北京军区政委。同年，他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而授衔的那天，正好是他55岁生日。
朱良才在红军时期曾因为作战负伤，右臂留有终生残疾，建国之后，他的身体状况日渐堪忧，难以负担。1958年，朱良才主要要求退出领导岗位，离职休养。直到4年之后，他才重新被推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朱良才是在毛主席、朱老总领导下成长起来的优秀将领，他对两位领袖有着很深的感情。他曾创作过《朱德的扁担》，该文章曾被选入我国小学课本，是好几代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经典。
五、傅秋涛：皖南事变立奇功，淮海战役的幕后功臣傅秋涛是本文列举的5位开国上将中，唯一一位没有参加过长征的将军，也是唯一一位出身新四军的将军。
红军主力长征后，傅秋涛留在湘鄂赣坚持游击，在和上级失去联系，遭遇敌人重兵围剿的情况下，重新组建了红16师。该部后来被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傅秋涛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团团长（第一支队司令员为陈毅元帅）。
我们知道在中原突围中，皮定均将军因为率领所部1旅孤军奋战、冲出重围，而被毛主席牢记。后来授衔的时候，毛主席亲自把皮定均从少将晋升为中将。傅秋涛将军也有着类似的传奇经历，那是在皖南事变中，他率领新四军第一纵队2000多人成建制突围而出，为新四军保留了一支重要的骨干力量。
后来新四军重组，傅秋涛担任新四军7师副师长、代师长（师长张鼎丞，未到任）。
解放战争时期，傅秋涛率部进入山东，担任鲁中南军区司令员、鲁中南纵队司令员兼政委。1948年9月，傅秋涛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支前委员会主任、支前司令部司令员，在此期间，他具体负责了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
陈毅元帅有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而傅秋涛正是这项后勤工作的领导者。
新中国成立后，傅秋涛担任山东分局第一副书记、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山东省第一副主席，之后调入中央，担任军委人武部副部长、部长，并在1955年获得开国上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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