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30日下午四点，史铁生像往常一样从医院做肾透析坐车回家，刚到家躺下就感到头痛不已。到了傍晚时分，情况进一步危急，史铁生进入了昏迷状态。

一通紧急的电话拨到了120急救中心，史铁生被送到了离家最近的只有三个站的朝阳医院，经医生观察，诊断为“突发脑溢血”。此时，学医的挚友孙立哲给出建议，让史铁生马上进行开颅手术。然而，这场手术做下来，结果也无非就两个：

一种和不做手术一样，面临死亡；一种可能会变成植物人。

不管是哪种情况，无疑都将是生命难以承受之痛。其实像这样艰难的选择，已经不是第一次摆在史铁生和陈希米面前。

早在12年前，即1988年时，史铁生就已经被“尿毒症”折磨到不堪重负，当时史铁生对好友孙立哲坦然，只想尽快将生命赶快玩完儿。从医多年有着救死扶伤精神，且一向乐观、充满朝气的孙立哲，听到史铁生的话，对其劈头盖脸说了一顿，将其骂醒了过来。他说：

你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怎么就知道，透析之后，生活就不会有另一番意思呢？

这句话把史铁生问住了。是的，还没有开始怎么就能断言这肯定是没有意思了呢？人生如果连活着的勇气都没有了，那岂不是枉为来人间？

史铁生曾在《我与地坛》中写道：“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或许这就是他在顿悟之后，对生死的释然理解。

人生既然无法改变什么，那就学会接受吧，生命的一切都终将走向灭亡，不必急于求成。

自此之后的十几年里，史铁生开始了漫长的“透析”生活，每周重复着相同而痛苦的事情。根据身边的人回忆，史铁生每个星期透析3次，最开始是朋友。用车送他到医院，从抱他上车，再到收放轮椅，事情并不少。

再后来，妻子陈希米要上班，史铁生每次做透析，基本上都是由保姆来陪同和护送。史铁生开着电动轮椅，保姆则自己骑自行车一块陪同。陈希米下班之后，再到医院接史铁生，三人一起同行回家。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雪，皆是如此。

平常人过的再简单不过的日常生活，对于史铁生来说，却也过得如此艰难。活着，于他而言，几乎已经是用尽了全力。

从双腿瘫痪，到发展为肾炎，再到尿毒症，史铁生的后半生几乎都是靠透析而维持生命。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种情况下的死亡未必不是一种解脱，而史铁生不是别人，他是史铁生，一个像他名字一样的男人，“铁生，铁生”，一个像钢铁般强硬活着的男人。

然而，这一次，“铁生”不再像“铁生”一般，他的生命已接近死亡的边缘。

被送到医院的史铁生，躺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全身剧烈地抽搐、挣扎，想开口却怎么也发不出话，只能从喉咙最深处发出“吱吱哼哼”的声音。

按照史铁生的生前愿望，需要进行遗体捐献，然而，被送去离家最近的朝阳医院，根本不具备器官移植资质以及实现遗体手术设备的条件。

后来，史铁生被转入第二家医院——宣武医院，结果还是被告知无法进行遗体捐献。最后，史铁生第三次被抬上救护车，被转移到第三家医院。31日凌晨2点多，病情还在持续加重的史铁生，再次被抬上救护车，转入武警总医院。

在被送到第一家医院时，史铁生的的颅内已经大面积出血，病情十分危急。这一次，史铁生似乎再也跑不过死神，看着眼前被病痛折磨到完全不像人样的丈夫，陈希米代表史铁生做了一个和12年前完全不一样的决定，那就是放弃治疗，不做开颅手术，按照史铁生的意愿捐献器官，完成一系列的捐赠手续。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史铁生不停咳嗽，高烧不断，频频晃脑袋，不断挣扎，在场的亲人朋友看了，无不触目落泪。好友何东问医生：“怎样才能让他走得舒服一些？”早已见惯了生死的医生，没有留下太多慰藉的话，只说：“倘若此时停止呼吸，最多15分钟，他身上的器官便失去了作用。”

在病痛与死亡折磨面前，等待捐赠的过程显得无比的漫长和煎熬，史铁生身体不断抽搐痉挛，妻子陈希米轻抚着史铁生的头，像哄孩子一样说“你别闹，别闹了，我就在这里，一会就没事了……”这时史铁生就会慢慢地变个乖孩子一样，安静了下来。

但是，一旦陈希米走开去办理捐赠手术续，史铁生的身体又出现了强烈的反应，在病床上痉挛不已，心电、脑电监控仪器全乱了。这样的情景一共发生了3次，无奈之下，陈希米只能在史铁生的病床前一一签好了相关的手续表格，一边安慰病床上的丈夫。

史铁生曾对陈希米说过：“我要在能够坦然死的时候死，在你能够坦然接受我的死的时候死”，这一次，陈希米做到了，她在他的病床上，一一签完了所有的捐赠器官的手续。

看似平淡无情的背后，谁又懂她心中究竟有多痛？她说“人，没有得到爱情时，会感到自己的痛苦。但是如果遇到了真爱，面对此时此刻，难道不比没有得到爱情更痛苦吗？”

在史铁生生命的最后一刻，无论身边的亲人朋友怎么劝陈希米休息一下，她都置若罔闻完全听不进去，她眼中只想着如何照顾呵护史铁生。

史铁生虽然躺在病床上，大脑已经充满了溢血，但是他显然能够感知到身边的一切，感知到陈希米就在自己最近的地方。因为妻子在，危重气息渐弱的史铁生，凭借着坚强的意志，硬是挺了几个小时，直到红十字会捐献遗体器官的医生到来，他才完全呼出了最后一口气，尽可能让身体器官灌满了血液，顺利完成器官捐赠手术。

最后，和史铁生先前预想的不太一样，他以为的“最能拿出手”的两张角膜并未被用上，而他认为比较弱的肝脏器官，却和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非常匹配。

捐赠手术完成后，史铁生于凌晨因为脑溢血在北京病逝，享年59岁，距离他60岁的生日还仅有4天。

史铁生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下长大的他，从小学习优秀，10岁时就在作文比赛中拿下了第一名，中学在清华附中就读，完全是“别人家的孩子”模范。

如果不是一场“意外”，他应该是前途无量。

1969年，上山下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当时年仅18岁的史铁生，正是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年纪，报名到了陕北延安农村插队。

史铁生从小患有先天性脊椎裂，在插队时，常常要干体力活，且一干就是一整天，到了晚上能够吃的东西少得可怜，稀粥盐水是常态。

北方冬天寒冷，睡在窑洞里，他的脊髓长期受到严寒的侵袭，日积月累腰病日渐加重，而长期的辛苦劳作，更是加重病情。

1971年，史铁生走路都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不得已必须得离开陕北去治疗。结果，又因为时间延误，双腿彻底无法行走。

瘫痪后的史铁生，曾一度想过自杀，皆未果。母亲对他的照顾，细微入至。

在最年轻“最狂妄的年纪”双腿瘫痪，再到30岁时又面临两肾一死一伤；后来发展为尿毒症，从此人生靠透析而活。残疾和病痛成为了他人生中怕甩不掉的“包袱”，也成为了他生活中时常要面对的问题。

都说“上帝为你关闭了一扇门，就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苦难的人生，并没有摧毁史铁生，反而更加磨砺了他的意志，增进了他对生活的洞悉，对文学的热爱和深造。对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

史铁生的文学创作，几乎都是在病痛中完成的。他从不刻意去追求流量，从不刻意去取悦时代，从没有喧哗取众，无病呻吟。

1974年，他被安排到北京街道工厂上班，在那里他开始接触到文学，并开启了自己人生的文学创作生涯。和大部分作家不同，他创作时，基本只局限于在一张椅子上，一直保持着静坐的姿态，他就像是一个修行的禅者。

的确，在他的文字里，能看到的是对生命的探索，对精神与心灵的高度关注，他的作品里具有很多同一个时代作家里，少有的深邃和静谧。和大部分为利益、钱财、地位等浮躁物质的人们相比，他是特例的存在，他的文字思想里，无不着一种让人感到醍醐灌顶般的清凉，一种精神的洗礼。

史铁生代表作品有：散文《我与地坛》、《病隙碎笔》，中短篇小说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命若琴弦》等。《命若琴弦》，还曾被著名导演陈凯歌拍成电影《边走边唱》。

描写史铁生的词很多，诸如“伟大的作家”，“生命的奇迹”等等。在轮椅上坐了将近四十年，透析了13年，他走了，从此给人留下的只有传说。

史铁生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人们往往习惯用坚强、传奇等词语来形容一个身体残缺或是励志的人物，想必，这些词汇的表达里，多少是自说者的个人想法表达而已。

他似乎也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拥有强烈的求生欲望，作家余华曾说“人生只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已”，对于史铁生来说，或许也不过如此。

然而，他又比一般人要坚强和充满意志，活着本身要比死更需要勇气，史铁生将生活平静地过完了，他似乎早已将死亡视为人生，毕竟他是和死神交朋友的人。

有人曾说，在史铁生面前：“谈生是奢侈，谈死是矫情。”似乎，的确如此。

写到最后，想用史铁生那句话结语：

“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

史铁生走了，不过他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精神财富，不管是他与疾病抗争的一生，还是他对人生、生命的感悟，又或者是他给后人留下的文学作品，乃至于他临死前给患者以及医学研究捐献的器官。

不可否认，他是一个温暖又坚强的人！

参考资料：阳雨薇编著，六书坊看穿史铁生，武汉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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