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一生最佩服的人，并不是父亲张作霖，而是中共的周恩来。他晚年曾说：“周恩来是共产党里最伟大的人物，毛泽东我没见过，我不敢说他。我认为，毛泽东的成功，可以是周恩来的成功。” 张学良对周恩来评价如此之高的背后原因，可从张、周第一次见面说起。 张学良第一次见周恩来是在西安事变前夕，具体时间是1936年4月9日晚上。当晚，两人在延安桥儿沟的天主教堂进行了彻夜长谈。 通常，判断两个人的关系能走多远、多深，先得看他们初次见面时的境况。张、周能聊一整晚，足见两人的谈话十分投机。谁能想到，张学良后来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某种程度上与他和周恩来的这次长谈有关。 周恩来的口才之好人所共知，每一个和他谈过话的人，无一不被他的出众口才所折服。在这些之外，周恩来还拥有翩翩风度、极高情商，更重要的是他极重义气。遇见这样的人物，张学良自然在震惊的同时对他钦佩不已，他打心眼里决定一定要与他深交。 当晚，说得更多的是张学良，周恩来开口说的内容并不多，但他的每个字都落到实处。他几乎用了几句话就让一直被困扰着的张学良“豁然开朗”。对于张学良而言，周恩来形同世人常梦想的“白胡子老爷爷”：能用三言两语指点迷津。 张学良此前苦苦思考的救国之路，被周恩来用几句话就疏通了，他瞬间自己顿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最好的救国之路。周恩来还告诉张学良：我们的第一步是抗日，第二步是要建立富强的中国。张学良听了感叹：“这样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 随后，他果断放弃此前希望利用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主张，他完全接受了周恩来阐述的救国主张。 10日凌晨，两人结束谈话时，张学良已经引周恩来为知己了。张学良的阔少作风注定，他一交朋友，就喜欢送礼，而且通常是大礼。他当即拿出一本当时最详尽的大地图送给周恩来，并说：“让我们共同保卫祖国。”此外，他还赠送给红军3万银圆，以后又补送20万法币。 面对如此豪爽的张学良，周恩来也高兴不已，他感觉张学良是真心拿他当朋友对待了。他在事后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快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志气的人。” 当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并致电中共通报扣蒋一事。张还在电报中邀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大计，并用自己的专机到延安接周恩来。 17日黄昏，抵达西安的周恩来再度与张学良进行了彻夜长谈。周恩来再次做了张学良的“白胡子老爷爷”，他一直专心听张学良絮叨，等他说完后，他条分缕析地将接下来的最佳应对策略讲了出来。 周恩来的口才那样出众，听完他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阐述后，张学良瞬间如拨云见青天，一边佩服一边大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方针。” 24日，张学良陪同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周恩来再次展示了他的出众口才，蒋介石对其也佩服不已，他当即向周恩来承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了，可百密终有一疏，周恩来交代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不必非得亲送蒋介石。”可张学良头脑一热，就把这事忘了。 周恩来得知他将亲送蒋介石前往南京后，着急地开车追到了机场。可他赶到机场时，只见长空寂寂，机去人杳。他当即连声叹道：“糟了，糟了，蒋介石走了。” 张学良因送蒋介石遭囚禁后，他更加佩服周恩来当时的建议了，可此时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张学良被囚禁期间，在西安为他善后的人，正是周恩来。他在关键时刻，替张学良挽救了东北军的危局。 原来，张学良走后，东北军失去了主心骨。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等擅自放走了被扣的陈诚等十几位南京大员，数十架战机和500多空军地勤人员，这样一来，西安方面就失去了确保张学良返回西安的人质和物质。 张学良被囚的消息传来后，东北军爆发了内乱，一场内讧蓄势待发。关键时刻，周恩来再次发挥其出众口才，劝说两派（主战派和主和派）一切以国家利益为先。王以哲被杀后，西安越发混乱，周恩来不畏危险率众前往吊唁，又安顿了其家属，并严厉谴责杀人者，平息了东北军的怒气，维护了东北军的团结。 知晓一切的张学良对周恩来感激不已。后来，周恩来更是长期致力于营救张学良、杨虎城的事宜中。国共谈判时期，周恩来尝试要求蒋介石释放张、杨。他为他们说了不少好话，可惜，因蒋介石视张、杨为猛虎，蒋虽被说动，却始终不肯放人。 1958年，不死心的周恩来再次找人传话西安事变的担保人宋子文，请他改变张学良的处境，并设法释放张学良。最终，宋子文只做到了前者，后者，他无能为力。后来，他又多次为营救张学良努力。 1975年，周恩来已患癌多年。可在听说张学良患眼病，将有失明风险时，他焦急不已。他在一份批示中要有关部门查清具体情况，批示的最后三个字是：“托、托、托”。这是周恩来生前无数份批示中的最后一份。弥留之际，他还嘱咐说：“千万记住，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　 　 如此周恩来，也难怪张学良会对他给予如此高赞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