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026人，候补代表107人， 代表全国1073万名党员。

八大召开时，距离党的七大已有十一年了。在这十一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央决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

在党的八大上，选举产生了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前领导人张闻天则与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等人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将张闻天从政治局委员降为候补委员前，毛泽东曾找张闻天谈过话，告诉张闻天中央决定要按比例增加几个政治局委员，比如来自军队的林彪、刘伯承等人，还要考虑其他方面的，因此七大上的政治局委员中，有两人要降为候补委员，其中一人就是张闻天。

张闻天曾和刘英说起过这次谈话，他告诉刘英：“主席跟我商量，我说我没有意见，就这样吧。但有人表示谦虚，说“最好不让我做候补委员，让给其他的同志”。我当时就是这么想，已经决定了，该咋就咋，推这个或者要别的都没必要，服从就是，所以我就没说谦虚的话。”

张闻天顾全大局的做法，也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他曾对王震说：“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他往往在必要的时候顾全大局。”

二、

毛泽东说得没错，同意由政治局委员降为候补委员，并不是张闻天第一次“顾全大局”。

张闻和毛天泽东第一次见面，是在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虽然此前两人并不相识，但作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闻天，曾多次批评过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右倾”和“狭隘经验论”，以及毛泽东“保守、退却”和“分散工作的观点”。

在张闻天来苏区前，毛泽东已经被剥夺了军权，处于半靠边站状态。张闻天来苏区后，同毛泽东比邻而居，来往频繁，接触渐渐增多，两人因某些政策思想上的接近，相互关系一直处得比较不错。时任国民经济部部长的吴亮平曾回忆说，他们“通过相互接触，达到相互了解，逐渐走向接近。可以说，张闻天后来在遵义会议的转变，也是与他这一段时间受到毛泽东同志的影响有关的”。

长征出发前，张闻天就曾在毛泽东面透露过对博古和最高“三人团”的不满。此后，他们的关系也因有了党内斗争的共同目标而大大改善，用张闻天的话说，“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湘江战役失败后，张闻天越来越认为，不改变李德、博古的领导，就无法从危难中挽救红军、挽救革命。这是关系到党中央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一革命形势和战略大转变时期找到一个合作者，那个人就是毛泽东。

对于毛泽东来说，虽然他的军事路线正确，但他在当时的中央实际上还处于无权地位，号召力已大为削弱，因此毛泽东知道，他必须依靠在中央名列第二的张闻天。为了革命事业，他也在极力接近张闻天。因为“只要能说服和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通过张闻天再影响、说服别人就容易多了。”

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七大曾公开讲过：“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可见，毛泽东的威信当时并未达到“众望所归”的程度，而是逐渐树立起来的，其中就有张闻天的帮助。

从张闻天这方面来说，他同毛泽东、王稼祥等人一起展开了对博古、李德的斗争，主要是为了拯救革命，并不是想争当总书记。就算遵义会议上决定由他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他还是再三推辞，实在推不掉才接任。

遵义会议确立了以张闻天为首的领导集体，其重要特点之一是毛泽东当选常委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张闻天着重抓了两件事：一是实行集体领导，绝不搞一言堂，使毛泽东的意见有发表机会并被采纳。二是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三人军事小组”。沙窝会议和俄界会议后，更是让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军事指挥系统中的地位就调了个个儿。

三、

红军到达陕北后，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下寺湾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至此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国红军中的最高统帅地位。

当时的日本，正在加快侵略中国的准备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认为毛泽东结合政治形势提出的“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战略方针以及“东渡黄河”“开辟山西西部”部署是正确的，因此对明确表示赞同与支持毛泽东，并及时改变了自己原来准备“北上宁夏”的方案。当时有人对张闻天支持毛泽东、凡事与毛泽东商量的一些做法不理解，认为他“老是跟着毛泽东跑”，他总是十分坦然地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不但止是军事问题，在整个党对各条战线的领导上，作为总书记的张闻天和作为红军统帅的毛泽东，一直互相尊重、密切合作。毛泽东虽然分工主管军事，但所有重大问题，张闻天总是要和他商量，非常尊重他的意见。

1938年8月，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关于确认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指示回到了延安后，张闻天渐渐向毛泽东移交了手中的权力，体现了一位真正的革命家的高尚胸怀。

王稼祥带回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指示，内容是：“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全力支持毛泽东同志为党的领导人，他是一位在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

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极为重要，它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李维汉后来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也作过这样的评价：“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四、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

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六中全会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

当时的张闻天，仍然是中央名义上负总责的人。六中全会上，张闻天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再次向毛泽东提出“让位”，推举毛泽东为党中央总书记，毛泽东没有同意。张闻天虽然没有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会后却主动将手中的权力，逐渐转移给毛泽东，自己则主要负责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

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中央的一些会议仍由张闻天主持，但中央签发的文件和电报等，排名顺序多以毛泽东居首。可以说，这时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实际上已完全转移到毛泽东的手中。

1941年9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遵义会议前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后，张闻天立即发言表示拥护，并诚恳地表示：“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我们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

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成立新的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从那以后，张闻天正式离开书记处。

新的中央书记处成立后，张闻天发现国统局有些记者还在文章 中称他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于是郑重其事地在1938年4月12日武汉《新华日报》上刊登了《张闻天（洛甫）启事》，声明：“中共中央设有由少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

从这时起，张闻天正式将中央负总责的接力棒，传给了毛泽东。在这个最高职务的交替过程中，张闻天始终支持毛泽东，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最高领袖地位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张闻天是一个全心全意为党工作的领导人，没有任何个人野心和权欲。这也是后来毛泽东评价“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原因。而张闻天则认为：“这是对我最好评价。”

五、

在党的八大上，中央政治局委员由原先的13位增至17位。除去已经去世的任弼时和高岗，原先的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和康生变成政治局候补委员，增加了陈毅、李富春等8位新的政治局委员，从而扩大了军队和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的比重。

为什么要扩大了军队和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的比重？张闻天在与刘英的聊天中曾回答过这个问题：因为毛主席认为，未来国家发展首要是经济与国防并重，这是形势的需要，也是“八大”领导人改动和增加的原因。

在“八大”会议上，毛主席也在“八大”上开始考虑“退位”后的事。他在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现在的国家是6亿人，这样的大国，党员就有1100万，只放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总觉得孤单。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万一哪天在坐飞机时掉下来，或者被天上掉下来一个炸弹，即使把主席打死了，还有副主席，如果死的是一名副主席，还有三名副主席，总之，不至于混乱。必要时，还要设名誉主席。”

显而易见，八大上当选的这17位政治局委员，就是毛主席选出来的“保障国家未来和人民生活”的领导人。至于张闻天自己，他很乐意当一个毛泽东口中的“不争权的红色教授”。

参考资料：

光明网：《张闻天与毛泽东关系的演变》

陕西党建网：《张闻天：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