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一年，浙江归安人严我斯赴国省城杭州参加乡试，由于家境贫寒，父母无法为他筹集赶考路费，最后还是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才勉强凑了五两银子。

严我斯打小就穷惯了，临行前母亲只给他做了一桶白米饭作为路上的干粮，然后乘坐一艘粪船到杭州参加乡试。因船中奇臭难闻，所以必须到船首背风处才能用餐。

功夫不负有心人，严我斯最终于康熙三年高中一甲一名状元，从此改变了他的和他家族的人生。

科举时代，像严我斯这样出身贫苦的读书人不知凡几，赶考之苦确实拖累了许多士子，使一些人裹足不前。

对于这个情况朝廷不是不知道，但乡试阶段参加考试的人数太多，每个省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国家不可能为这些生员们提供相应的物质保障。

但到了会试这个阶段以后，随着人数的减少，以及功名等级的提高，历代皇帝先后出台了相关措施，最大限度地保证各省举子都能顺利到京参加考试。

那么，清代时举人赴京参加会试，朝廷都会给予哪些照顾呢？

各省举子参加会试，从顺治初年就规定颁给举子路费，官方的叫法为“盘银费”，具体如下：

安徽20两，江西、湖北17两，福建15两，湖南14两，广西12两，浙江、河南10两，山西7两，陕西6两，甘肃、江苏5两，直隶、四川4两，山东1两，广东20两，最多的是广东琼州府每名30两。

对于贫寒的句子而言，进京赶考最大的开销就是交通费，所以云南、贵州的考生除了可以领到3两现银以外，沿途各地官府还为他们提供驿马服务。后来乾隆皇帝统一新疆后，依云贵例，一律给驿马。

总的来说，朝廷给各省举子颁发的会试盘费数目虽不多，但多少还是可以解决举子们的困难。

可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问题。起初规定，朝廷下发盘银费，需到各省的布政司衙门领取，临近省城的举子影响倒是不大。而对于那些地处偏远的府州县举子，则多为不便。

雍正八年，朝廷下达新的规定，各省举子的盘银费只需在当地州县衙门领取即可，不必长途跋涉。

不过让州县衙门发放盘银费也有弊端，衙门中的胥吏们借机刁难，或不发或克扣，导致举子们无法拿到全额的补助。

雍正皇帝眼中揉不得沙子，他深知地方官府之腐败，下达严旨警告地方官府：“若州县稍有克扣需索，而督抚失于察觉者，经朕访闻，将督抚一并议处。”

并且雍正帝还特地嘱咐，发给举子们的盘银费不能由胥吏经手，需是州县正印官一手操办，原则是必须按时，不得拖延。

按照清代的核销制度，地方官府支出的银两是要向户部奏销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举子们要提供发票，好让地方官府到户部报销。

当然，举子们不可能开发票，朝廷为此做出了规定，举子们参加会试之后，如果落第，要到顺天府领取路引一张，证明已经赴京入场，回籍后凭此路引即可核销。如果无路引，那么就要返还盘银费。至于已经通过会试的举子，则无需提供任何证明。

长安米贵久居不易，各省举子们京师参加会试，前前后后算下来，至少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期间的花费是十分惊人的。

出身贫寒的举子是难以应付如此高昂的费用，一旦会试落第，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着落。清初时期朝廷只给举子们发来京赶考的路费，对于举子回籍的费用，却没有出台相关措施。

还是雍正心疼读书人，雍正二年颁布上谕：“今年会试者甚多，恐往返道路及在京守候盘费均难接济，特加恩赏，将入场之云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五省举人每名赏银10两，福建、浙江、江南、江西、湖广、陕西六省每名赏银7两，直隶、山东、河南、山西每名赏银5两。”

自雍正八年以后，各省落第举子都能领到回籍的路费，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这个制度一直被沿袭到科举制度废除。

乾隆时期，国家财力雄厚，朝廷为了笼络和表彰年老举子，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凡年七十以上会试落第者，赐给国子监司业、学正等头衔；九十以上者在原基础上，再加赏缎三匹，八十以上者加赏缎二匹。

根据乾隆朝的物价水平，当时的一匹绸缎大约折合白银1.4两，数字虽然不多，也算是朝廷的一番心意。

以上说得朝廷赐给举子盘银费以及回籍路费，在举子应试的总费用中占比并不高，可能不到五分之一，大头还是来自原籍士绅的捐助。

科举时代，能过五关斩六将在乡试中脱颖而出已是万幸，举人的头衔已经自带吸金效应。就像《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一样，发榜的前一天还为吃饭发愁，第二天高中举人后，就有当地乡绅来送礼。

尽管范进中举的情况带有艺术渲染的成分，但大致还是说明了科举时代的普遍现象。不排除有个别读书人中举之后依然贫寒，大部分举人还不至于落到连进京赶考的银子都拿不出来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