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司马炎、朱元璋搞分封制，原本都想着吸取前朝的教训，结果都掉进了自己的思维陷阱，弄巧成拙，引发剧烈的动荡。

其中后果最严重的当属西晋的八王之乱，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五胡乱华。

对于分封制这事儿，刘邦吸取的是秦朝的教训。

由于秦朝实行的是郡县制，宗室也没有一个掌握兵权的，所以秦朝灭亡时，没有任何宗室之人有能力起兵勤王，维护大秦帝国的统治。

刘邦吸取了这个教训，因此给老刘家的子孙们封王，出发点是让这些同姓诸侯王们在关键时候能起到拱卫刘氏江山的作用。

如果朝中有人篡位，诸侯王可以起兵勤王，如果民间爆发农民起义，诸侯王可以出兵讨伐，以维护刘氏对天下的统治。

这就是刘邦分封同姓诸侯王的目的。

汉初的分封诸侯的格局大致是将汉朝的版图分成东、西两部分，东部的关中和其他地区由朝廷直辖，设立郡县制度来管理，东部的关西地区则是分封给了各大诸侯王。

实际上形成了东、西两大阵营，西半部分是朝廷的势力范围，东半部分是各大诸侯王的辖区。

而且由于刘邦时代尚处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初级阶段，他搞出来的分封制度中，诸侯王的权力比后来西晋和明朝诸侯王都要大。

汉初的诸侯王，一般拥有几个郡的地盘，可谓是地方千里，人口众多，经济实力雄厚。

诸侯王在自己的地盘上拥有较大的自主权，这种自主权的核心就是对地方的统治和治理权，可以合法地收税，还可以任命两千石以下的官员。

财权、行政权、兵权，这些诸侯王全部掌握，政治上除了向皇帝称臣以外，跟独立状态没啥区别。

有了这些权力，诸侯王想要搞事情，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想想看，诸侯王统治的区域有好几个郡，上千里的地盘，掌握的人口又多，还可以征收赋税，又能自行任命官员，既有和朝廷对抗的经济实力，又不缺兵源，连地方官都是自己任命的，只要时机恰当，搞事情不是什么难事。

面对这种情况，在长安坐在龙椅上的皇帝自然是寝食难安的。

到汉景帝时代，皇帝终于忍不住动手削藩，结果诸侯王们干脆起兵谋反，吴王刘濞联合其他几个诸侯王迅速集结起20余万大军，加上仆从部队共30余万，浩浩荡荡地直扑长安。

要不是周亚夫善于用兵，估计刘启早就被赶下岗了。

汉朝的分封制，最大的特点就是诸侯王的自主权极高，除了没有登上皇位以外，他们在自己的封国，就和皇帝没啥实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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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篡夺曹魏江山称帝以后，他也吸取曹魏灭亡的教训。

曹魏政权对宗室的政策也是沿袭了汉朝以来对诸侯王削弱和防范的逻辑，以防止诸侯王谋反夺权，所以对诸侯王一般都是给爵位称号，但不掌握实权。

从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掌权，一直到司马炎篡位，曹魏没有一个宗室亲王有能力起兵反对司马家，也没有一个宗室起兵讨伐，只能眼睁睁看着曹魏江山被篡夺。

因此，司马炎决定吸取这个教训，将司马家的子孙封王，让他们分散到各地重镇，以拱卫司马家的江山。

但是，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司马炎搞分封制同时，还吸取了汉朝七国之乱的教训。

汉朝的诸侯王之所以能掀起风浪，就是因为诸侯王的权力太大了，兵权、财权、人事权，该有的和不该有的权力全都有了，所以能和朝廷分庭抗礼。

因此，司马炎在分封司马家宗室的时候，这些分封王是在汉初的基础上进行了削弱处理的。

就是只给了兵权，其他权力都给收了，而且兵权也是有限制的。

首先是兵权方面，司马炎对诸侯王进行了等级限制。

西晋的分封王被分为大、次、小，三个等级，并且规定，大国可以配置上、中、下三军共计5000兵力。

次国可以配备上、下两军共计3000人，小国可配备1500人规模的军队。

这样一来，诸侯王就掀不起风浪了，就算好几个诸侯王联合在一起，也拼凑不出多少军队，根本没有能力和朝廷抗衡。

然而，司马炎终究还是没能跳出思维陷阱，在分封王这件事情上，他制定的一个政策给西晋王朝埋下了致命的祸患。

司马炎给这些宗室之人封王之后，还给了一部分人极高的权力。

他让几个大国分封王都督一个重镇的诸军事，这是最致命。

比如，汝南王司马亮督豫州诸军事，镇许昌；

楚王司马玮都督荆州诸军事，赵王司马伦为征西将军镇关中；

齐王司马冏为镇东大将军镇许昌，成都王司马颖为镇北大将军，镇邺城；河间王司马颙，为平西将军，镇关中。

西晋在地方上采取的是都督制度，属于封疆大吏，手握一方军政大权，尤其是军事重镇的都督，更是手握重兵，也可以理解为大军区最高军政长官。

只要是加了“都督某地诸军事”这个职务，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地方的大小事务都由都督说了算，尤其是兵权是最重要的。

这些分封王原本就凭他们手里的那几千兵力配置，是万万掀不起风浪的，但是现在诸侯王同时担任了“都督某地诸军事”的实权职务，那就意味着他们掌控了某个重镇的全部军事力量。

如此一来，诸侯王的势力暴增，精兵重镇，皆归掌握，只要给他们一个合理的借口，随时都能带兵杀入京城。

果然，司马炎死后，妖后贾南风乱政，朝廷发生变乱，给了诸侯王们出兵京城的合理借口，于是爆发了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分为两个阶段，而真正爆发大规模混战是第二阶段，从299年-306年，在混战中，各大藩王轮流坐庄，又轮流被武力赶下台，期间爆发了多次大规模战役。

西晋王朝的精锐武装都在这场内战中拼掉了，以至于五胡乱华开始的时候，西晋朝廷根本没有能力对抗，最后中原沦陷，西晋亡于匈奴之手。

琅琊王司马睿由于提前谋划前往经营江东，不在中原，免于一劫，才能在江东重建晋室。

司马炎搞的分封制，虽然袭取了汉朝七国之乱的教训，极大地限制了诸侯王的自主权，却又主动送上了另一种大权——都督某地诸军事的兵权。

使得诸侯王实力膨胀，足以威胁朝廷中央，最终引发八王之乱。

而八王之乱的直接后果就是五胡乱华以及南北朝近300年大乱世，可以说，司马炎搞的分封制，产生的后果是最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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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搞分封制这事儿，非要说他吸取前朝的教训吧，其实挺牵强的，真正的原因是，重八哥内心深处缺乏对制度和大臣的信任，他有强烈的不安全感。

他几乎杀尽功臣，设立特务机构，其实就反应出他内心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

所以他对待功臣特别狠，除了徐达和汤和，其他一个没留，该杀都杀干净了，比刘邦还狠。

他不相信那帮和他一起打天下的人，更不相信手底下那帮大臣，他只相信跟自己有直系血缘关系的儿子们。

因此，他将儿子们都给封了王。

朱元璋搞的分封制，和司马炎的那一套其实差不多一个意思，只是在侧重点上有所变动。

为了防止藩王拥有对抗朝廷中央的力量，朱元璋也对藩王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像什么财权、地方治理权这些大权肯定是收回不给的。

在兵权上，朱元璋学司马炎也是学的有模有样。

藩王们可以拥有3000-1.9万人不等的军队，这和西晋司马炎的玩法差不多，实质上就是严格限制藩王的军队人数。

只是朱元璋多给了一点，藩王最多可以合法拥有1.9万人规模的兵力，比西晋的大国诸侯王的5000人兵力多了不少。

可即便如此，藩王们依然掀不起风浪，毕竟1.9万人马，是不可能和朝廷中央叫板的，就算几个藩王联合起来也不过几万人马，照样没能力和皇帝叫板。

但朱元璋的制度设计还是出现了致命的漏洞。

他分封藩王的直接目的就是想把儿子们分派到北方边境，为大明帝国守国门，拱卫老朱家的江山。

所以朱元璋分封的藩王中，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北方上千里的边防线上。

这样的话，新的问题就出现了。

朱元璋一方面严格限制了藩王的兵力配置，另一方面又把藩王放在边境上防备敌军进犯。

边境地区，通常都是集结重兵驻守的，朱元璋想让藩王领兵对抗敌军进犯，就必须给藩王更大的兵权。

这些藩王中，有三个人值得拿出来说一说，因为这哥仨完全具备和朝廷叫板的能力。

在明朝的北方边防线中，从山西到北京再到东北这条线上，朱元璋封了三个王，晋王出镇太原，燕王出镇北京，宁王出镇大宁（今内蒙古和辽宁交界周边）。

由于这哥仨都常年肩负着镇守边疆的职责，所以他们手里各自掌握着十余万军队，宁王更是号称“带甲八万，战车六千”。

很明显，朱元璋的分封制度也走进了思维陷阱，一方面他要限制藩王，防止他们有抗衡朝廷的能力，另一方面却在藩王体系以外给了他们兵权。

藩王们一旦手握重兵，必成祸患。

朱重八前脚刚咽气，后脚朱老四就造了大侄子的反，发动靖难之役，把朱允炆从皇位上撵了下来。

总的来说，刘邦、司马炎、朱元璋这三人搞的分封制，主要的区别是这样的：

刘邦搞的分封制下，藩王的自主权最大，在封地之内，几乎拥有全部统治权。

司马炎和朱元璋搞的分封制，都吸取了汉朝七国之乱的教训，所以都严格限制藩王的权力，不再给他们独立的财权和任免官员以及独立统治地方的权力，在兵权方面也都严格限制军队数量。

但司马炎和朱元璋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虽然在藩王体系内严格限制了藩王的军队数量，却在藩王体系之外给了藩王兵权，导致藩王坐大。

司马炎是让大的藩王都督地方诸军事，手握地方重镇的军政大权。

朱元璋是给了藩王在边境的统兵之权，统领边境重兵，使得藩王军事实力大涨，而且常年与敌寇作战，藩王的军队战斗力甚至更有优势。

司马炎和朱元璋唯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司马炎是将藩王分散到全国各个重镇，朱元璋则是侧重于让藩王集中在北方边境线，担负起守土抗敌的职责。

但结果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另外给了藩王兵权，导致藩王具备了和朝廷中央分庭抗礼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