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发动全面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

作为进攻的重点，晋察冀根据地更是首当其冲。

从46年年初开始，隶属国民党第二战区阎锡山部的第19军、第43军以及收编的日伪军一部分便不断蚕食晋察冀解放区。

当时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实施反攻，夺取“三路四城”（即平汉、正太、同蒲铁路，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四城）。

与后来动辄几十万大军作战的规模相比，晋北战役的规模其实并不大，晋绥军区抽调了两个旅加上晋察冀军区抽调的一个旅以及地方部队总计1.5万余人，从6月16日开始，在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周士第的指挥下，发动了两个月的连续作战，解放了晋北十余座县城，歼灭了国民党军8000余人，可以说形势一片大好。

晋北战役还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孤立了大同国民党守军。

为我军夺取大同，客观上提供了一个机会。

大同战略位置险要，位于平汉、同蒲铁路交界点上，同时也处于晋绥、晋察冀两大根据地的中间，如果能顺势拿下大同的话，就能够大同晋绥、晋察冀两大根据地之间的联系。

1946年8月，晋北战役接近尾声时，晋绥、晋察冀军区召开联合军事会议，商讨共同出兵，夺取大同，考虑到大同守军当时已经被鼓励，国民党军人心惶惶，于是在会上，两大军区共同决定，成立大同前线指挥部，以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为大同前线指挥部司令员，以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罗瑞卿为政委，抽调两大军区主力总计50个团，十几万人的规模作战。

在解放战争初期，我军能够动用这样规模的兵力发动大规模战役，应该说是开天辟地头一遭。

可惜的是，后来的结果却与一开始预料的完全不同。

大同国民党守军为阎锡山部，守城将领为楚溪春。

尽管楚溪春是阎锡山麾下有名的“十三太保”，但他到大同担任守城将领，其实受夹板气颇多。

国民党军大同守军为暂编38师，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骑兵第5、6师，保安总队，两个炮兵营，一个特务营和一个工兵连。共1.9万余人，被我军形容为是编制混乱，守城总兵力1.9万余人，竟然多出于七、八个单位。

有意思的是，当时楚溪春到大同时，担任的是国民党军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43军军长，大同守军主力，暂编38师根本就不是隶属于其麾下。以至于后来大同集宁战役期间，暂编38师几次不听招呼。

更关键的是，楚溪春在大同期间，在军政事务各方面做的也不是很好，特别是同大同行政公署主任孟祥祉之间多有龃龉，因此楚溪春在大同很不得民心。

据说整个大同集宁战役期间，楚溪春一个头比两个还大，每天随身带着安眠药，就连睡觉时枕头下面也放着枪，以便在城破时自戕。

就从这个情况来看，我军也应当是稳占上风。

应该说大同战役发起以后，整个局势对我军而言是极为有利的，大同外围的据点相继被我军攻破，打到最后，就连楚溪春也认为防守城外无用，于是将全部的兵力都撤进城内，外围南庙的一个营守军在撤退时被我军包围，尽管楚溪春亲自登上西城墙指挥撤退，但该营仍然被我军全歼。

仗打到这个份上，楚溪春也不得不向阎锡山以及蒋介石求援求救。

不过，阎锡山当时是鞭长莫及，因为他的兵力都聚集在太原，远水难解近渴，所以阎锡山也只有向蒋介石求援，然而当时中央军也不在周边，距离最近的也就只有驻扎绥远的傅作义部。

傅作义一开始接到蒋介石军令，更是理也不理，毕竟早从抗战时候开始，傅作义就已经脱离阎锡山部，楚溪春的死活也不关他的事。

可蒋介石开出的筹码，却让傅作义极为动心。

“打下大同，大同就是你的。”

傅作义得了蒋介石许诺后，立即召集心腹召开军事会议，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傅作义的兵力，还远没有达到解放战争后期作用几十万大军的地步，他的嫡系部队，仍然是以35军为基础的几万人。

如果说傅作义当时带着他的部队，直扑大同解围，或许能够取胜，但最终也必然会面临惨重的损失，我军当时也在傅作义部可能增援大同的凉城，丰镇聚集重兵，甚至还能够在傅部来援之际，从攻打大同的部队中抽调五六个旅来围歼。

傅作义所以在仔细研究地图后，选了一个特别巧妙的突破口——集宁。

从军事角度来论述，攻打集宁是属于“围魏救赵”，因为打下集宁后，不仅可以从侧翼威胁我进攻大同的部队，而且向东可以直接威胁晋察冀军区的首府张家口。

应该说傅作义这一招相当高明，而且也切中我军软肋。

集宁失守以后，进攻大同的我军面临腹背受敌的风险，无奈之下也只能撤军。

尽管整个大同集宁战役我军歼敌1.2万余人，但未能实现战前目标。

傅作义此战也面临极大的风险，特别是在集宁一战中，事后就连他也承认：

“集宁会战，按当时的情形，我们是相当地危险，最后撤出只是一个侥幸，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12日晚上，没有去攻击新编第三十一师，而去全力打第一〇一师，如果那天晚上去攻新编第三十一师，我们的情况就相当危险了。”

可这一战，傅作义赌对了，特别是在攻下集宁以后，傅作义部在9月底趁着我军主力在大同之际，进军张家口，因张家口兵力空虚，傅作义几乎是毫不费力的就夺取了张家口。

10月1日，傅作义写了封公开信给延安，并在信中宣称：

“被包围被击溃被消灭的不是蒋军，而是你们自夸的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帅所部的全部主力。”

不仅仅是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军民义愤填膺，就连远在延安的毛主席也十分生气，据警卫员回忆，当时毛主席看了信以后，直接批示了8个字：

“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张家口一丢，晋察冀根据地的军民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甚至还有些人私下里议论：

“丢失了张家口，晋察冀就完了。”

“抗战八年，我们艰苦奋斗了八年，在山沟沟里跟敌人打游击，好不容易有了张家口这个落脚点，这才一年多点儿的时间，又让给敌人了！”

1946年10月22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河北涞源召开晋察冀中央局扩大会议，总结过去几个月来战事势力的教训。

然而就在会议期间，时任冀察军区司令员的郭天民整个人就坐不住了。

郭天民是黄埔六期生，参加过广州起义，1929年奔赴江西，上了井冈山，参加毛主席、朱老总领导的红四军。作为一个历经土地革命、八年抗战走过来的将军，郭天民能征善战。

大同集宁战役后，聂荣臻就开始考虑张家口保卫战，考虑当时傅作义与孙连仲从东西两线进攻张家口，因此晋察冀军区所属的主力部队基本上都布置在东西两线。

郭天民率领的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两个旅被安排在河北怀来，聂荣臻更是亲自到第二纵队，对二纵进行过指导。

张家口保卫战中，郭天民指挥二纵打的相当出彩，以两个旅的劣势兵力，硬生生顶住了国民党军两个军十几天的进攻。

然而傅作义也不愧是名将，见我军在东西两面都囤积重兵，仍然选择出其不意，他率领两万兵力，绕过晋察冀军区在张家口西线布置的重兵，反而从集宁向东，绕路大草原，出其不意的抵达张北，从背面进攻张家口。

也因为事先对傅作义进攻路线估计不足，导致张家口的防线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从10月10日晚上开始，聂荣臻一面布置从大同撤回的部队在张北的狼窝沟一线防御，一面指挥还在张家口的军区机关撤退。

至10月11日，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安全撤离张家口。

郭天民性如烈火，自然是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在涞源会议上，郭天民向着聂荣臻“开了炮”。

郭天民认为，之前晋察冀军区主动发起的自卫反击作战绥远战役，就劳而无功，未能歼灭傅作义集团的主力，直接导致了后来大同集宁战役后继乏力，更重要的是，他还在会上提到了一个情况，就是在抗战胜利之初，聂荣臻误信了蒋介石“和平建国”主张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军，20万野战军被缩编为5万野战军，实属“自断臂膀”。

从抗战胜利以后，国共双方就展开了和平谈判，不仅仅是毛主席亲自赴重庆，还向全国各地派出了军事调停小组进行谈判，调处双方的军事冲突。

当然，这本身是蒋介石耍的一个把戏，毕竟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军主要军事力量都集中在西南，远离中原，他要为调兵争取时间。

到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初步达成了和平协定，并于1月10日下达了停战命令。

考虑到和平建国的初衷即将事先，在党中央决议下， 各大根据地都接到了中央指示裁军。

毫无疑问，晋察冀军区的裁军，事先也是得到了中央指示的，聂荣臻是“双一”出身的将领，执行中央的指示自然不打折扣。

根据中央指示，晋察冀中央局很快做出了初步整军的计划。

抗战胜利后，晋察冀军区奉令组建野战军和地方军，原来下辖的各个军区各编成了两个纵队，总计8个纵队，如果算上调归军区节制的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总兵力在21.9万人；地方军则归属于各个军区，总兵力在10.4万人。另外还有基干民兵90万人。

这是一股不弱的力量。

在裁军的命令下达后，晋察冀中央局一开始决定，先裁掉三分之一，总共编22.5万人，按照野战军比地方军为2:1的比例计算，野战军编5个纵队，每个纵队2.5万人，共15万人，地方军7.5万人。

不过，就在短短半个月内，晋察冀军区便针对裁军计划又做了修正。

1946年2月16日，晋察冀中央局致电中央，决定在原来裁军计划的基础上再缩编三分之一，其中野战军编为4个师，每师2万人，加上军区机关和直属队2万人，“总计主力十万人，地方军编5万人”。

2月22日，中央复电晋察冀中央局，同意整编计划。

晋察冀军区部队缩编后，野战军从原来9个纵队缩编为4个纵队，另外每个纵队也进行了缩编，每个纵队只有一万多人出点头，野战军总兵力只有五万挂零。

不过，地方军并没有按照原来整编计划进行整编，相反的是因为野战军部队大量被安排为地方部队，使得地方军的人数不降反增，达到了10万多人。

即便如此，相比于原来总数30多万的部队，缩编完成后仅剩下一半，复员的人数大致上在7万多人，有的资料上提及10万，但这只是计划中的数字，实际并没有那么多。

应该说晋察冀军区在执行中央指示上，并没有打折扣，但很显然也错估了形势，特别是在整军复员工作中，存在很多问题与不足之处，使得军区整体的战力被削弱了很多。

郭天民在涞源会议上所说的问题，即来源于此。

晋察冀军区大规模的裁军整编部队，虽然有错估形势的问题，但其实裁军并不仅仅只是发生在我军。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在抗战胜利后，兵力规模一度达到了600多万，为了削减开支，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裁军整编，其中包括嫡系部队。

我们所熟知的国民党军的整编师，在解放战争之初，原本应该辖三个整编旅，但包括整编七十四师在内的诸多嫡系，其实只有两个整编旅，一直到南麻临朐战役以后，才在胡涟建议下恢复三个整编旅建制。

不过，蒋介石为了发动内战，嫡系中央军在裁军整编中削减的员额并不多，反倒是绝大多数杂牌军纷纷被削减，蒋介石此举既能削减开支，又能达到削弱各地方派系的目的，何乐而不为。

因为裁军裁的太狠，1947年5月5日，以黄埔一期生、陆军中将黄鹤等400余名国军将领到中山陵向先总理孙中山哭诉，事情闹的太大就连蒋介石也不能不重视，把一些军官调到地方任职，年轻一些的安排到陆军大学深造，才算是平息了风波。

晋察冀军区大规模的裁军整编，在我们看来，也许只是我军迫于无奈向国民党当局做出的交待。

其实，各大根据地、军区乃至野战军部队都很清楚，蒋介石是不可信任的，因此在执行中央裁军整编命令时，多多少少都有些灵活的应对。

比如晋冀鲁豫军区。

据刘伯承1946年6月2日讲话时说：

“此次整军是减去亢员，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部队，以打完适合练兵的组织......经过练兵，部队人数微略减少，不过战斗力更强。”

华中粟裕部也并没有机械的执行中央指示，而是以裁军为名，整合了部队，裁撤了一部分老弱后，粟裕还进行了招兵，积极备战

山东军区的部队北上去了东北以后，原来属于地方的部队纷纷改建为主力，以胶东军区为例，北上的部队后来成为东野41军，而胶东军区二次组建的主力，后来形成华野27军。

晋察冀军区施行大规模裁军整编时，就有人提出过不同意见。

比如杨成武，时任三纵司令员杨成武多年后在回忆录中写道：

“军区拟将晋察冀野战军每个纵队裁减一个旅时，我提出了不同建议，给（晋察冀）中央局和聂司令员写过一个很长的报告，建议不要裁减。当时郭天民和李志民也都同意我的意见，并且在我写的报告上签了名。结果，还是每个纵队裁减了1个旅，裁减下来的人一部分到了各军区成了独立旅骨干，另一部分复员了。”

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也写信给聂荣臻，反复说明蒋介石言而无信，大规模裁军是会出问题的。

郭天民当时对裁军提出反对意见最激烈的。

当时，郭天民任冀察军区司令员，军区所属有两个纵队的野战军，后来合编为一个纵队后，有5个旅，但按照军区要求，要削掉3个旅，郭天民写信给聂荣臻，建议不要裁减太多，但被置之不理，事后郭天民与刘道生商量后，决定留下一万多人。

也正是因为二纵多出来的这一万多人，在张家口保卫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因为言辞太过激烈，郭天民后来被调离了一线。一直到1947年8月，才出任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参谋长。

从解放战争爆发以来，晋察冀军区确实曾被军区寄予厚望，但因为裁军整编伤了元气，以至于在后来作战中都很难有作为，到1947年，蒋介石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重点关注陕北以及华东，晋察冀就被搁在了一边儿。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延安，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转战陕北，而朱老总、刘少奇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到晋察冀指导工作，一方面为了推动晋察冀根据地的土改工作，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扭转晋察冀军区军事被动局面。

不过，就从整体战略上来讲，因为晋察冀军区实力偏弱，已经不足以独立负担解决华北战事，因此在后来安排中，华北地区的部队主要起牵制作用，特别是冀热辽军区8万余人部队也划归东北野战军以后，以配合东北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