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10年，经过一年多的游历，回到长安的司马迁变得又黑又瘦，司马谈作为父亲，自然又是高兴，又是心疼。

一年多的时间，他感觉儿子仿佛一下子长大了，举手投足之间也比从前沉稳了许多。

为着儿子的前程着想，司马谈安排司马迁进入官场，当了一名郎中。

郎中，只是汉帝国庞大的官僚机构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官，一般的职务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也就是说，是皇帝侍卫官的角色。

皇帝在宫中时，郎官们在宫门武装执戈守卫；皇帝出巡时，他们是车驾的侍从人员。

由于郎官比较接近皇帝，平时很有光彩，所以那时达官贵人的子弟入仕之初往往先做郎官。

汉武帝时代的名将李广、名臣金日䃅，都曾经做过郎官。虽然司马迁做的郎中是郎官中最低的一级，但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谈既不贵又不富，能给儿子安排这样的一个职务，也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样一来，父子两人就都能经常地跟随在皇帝身边。

司马谈、司马迁都不是会做官的人，否则的话，这对学识渊博的父子既能接近皇帝，又有勤奋工作、忠于职守的好品行，应该有漫长的时间里被皇帝刘彻发现而得到提拔。

可是司马谈为官一生，始终在太史令这个卑微的职务上原地踏步，他儿子司马迁也在以后的十多年里，没有得到什么提升。

刻板枯燥的官场生活，会把一个充满活力的人变成一具行尸走肉，会把一颗充满创造力的脑袋变成一只僵硬的木桩头。

但看来司马氏父子既没有什么怀才不遇的牢骚，也没有沾染多少官僚习气，他们对于官职获得与否漠然视之，所关心的只是做学问。

因此官场的刻板枯燥并没有消蚀他们的才华和热情。

司马谈是史官，他的事业心主要表现在本职工作上面。他认为，既然“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皆集太史公”，身为太史令，拥有那么多的资料，就应该把孔子以后400多年的历史整理清楚、记载下来。

他认为：一个人在世，做人的第一步是服侍父母亲，第二步是为君王效力，而最重要最根本的，是要自己立身，扬名后世，这才是“孝之大者”。他把立身扬名看得如此之高，看得如此之重，自然极为重视自己的工作。

但因为从孔子以后400多年的历史还没有人系统地论述过，也就可以想见这件工作的难度之大。他已经老了，即使此生不能完成这项任务，父业子继，在儿子手里总能完成；假如连儿子也完不成，那就子子孙孙一代代接下去做，总会有成功的一天。

司马谈心里急，他毕竟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长期的案头工作，是很催人衰老的。体力和精力都不支的时候，他会想到：看来，这件工作或许要由儿子来完成了。

但这种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并没有牢牢地停留在他的脑海里。因此这位太史公仍然像一头勤劳的牛，默默地耕耘在他的史学领地里，只有在侍从武帝出巡的时候才停下来。

武帝刘彻无疑是个有作为的政治家，也是一个喜欢折腾，一刻也不肯停歇的君王。

作为皇帝，他的前半生，忙于南征北伐，东战西讨，建下了赫赫武功，把大汉帝国的声威播及到很远的异域他乡。

他的后半生，则把精力转移到频繁的出巡上来。

他带着朝中文武公卿和庞大的侍卫部队，甚至还会带上外国的贵宾，走出长安，到处巡视，祭拜天地。

公元前113年(元鼎四年)冬十月，武帝出巡郡县。

在这个浩浩荡荡的队伍里，也有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两人的身影。

皇帝的出巡是很重要的大事，史官不光要将这样了不起的大事记录下来，更重要的是要由史官来决定祭祀的仪式。

也可以说，作为史官的司马谈，他一生中在朝廷中能够表现出自己的重要性的机会就在于此。

至于郎中司马迁，他只是和千百员郎官一起走在皇帝那威风八面的车驾前后，手中或者是举着彩旗，或者是拿着长戈。

武帝这次出巡路线是先到雍祭祀五帝，然后折向东北，从夏阳到河东郡(今山西夏县北)，在汾阴立了后土祠，并举行祭礼，然后南渡黄河，到了洛阳。

跟随着武帝周游河洛地区，司马迁观察了那一带的民风民俗。

一年以后，武帝又出巡，也在雍祭祀天地。

然后他高兴起来，西行过陇坂(山名，绵延陕西陇县、甘肃清水县)、陇西郡(今甘肃临洮县南)，从西面登上崆峒山(今甘肃平凉县西)，又北出萧关(今宁夏固原县东南)，和数万骑兵一起狩猎于新秦中(今内蒙古河套一带)，然后回到长安甘泉宫休息。

这一次司马迁也侍从武帝登上崆峒山。

也许是在侍从武帝出巡的时候，司马迁表现较好，被武帝发现了，于是在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武帝把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交给了他，命他作为朝廷的使者，出使西南夷——巴蜀以南的少数民族地区，代表皇帝去视察和慰问。

这时司马迁已经35岁了。

司马迁第一次接受这样重大的任务，心情很激动。

他从长安南下，取道巴蜀，一直到云南曲靖一带，广泛的接触了那里的少数民族的官员和群众，对祖国西南地区的地理、物产、民情、和风俗都有了深切的了解。

在司马迁出使西南的任务将要完成的时候，从长安传来消息，武帝决定要举行封禅大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