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红二方面军的重要领导人，贺龙和萧克对于夏曦这个人的评价却有着很大的不同。

萧克评价夏曦，比较强调夏曦好的一面。他认为，夏曦的一生，是“两头好，中间错”。他在湘鄂西苏区所犯的错误，是在王明路线下的产物，“因此，在批判他的错误的时候，不能过分强调个人责任。”（《肖克回忆录》）

而贺龙评价夏曦，则认为他对湘鄂西苏区的失败“应负重大的责任”，在夏曦的领导下，湘鄂西苏区被弄得互相猜疑、互不信赖、各存戒心，“结果我们的政权削弱了，根据地缩小了，军队战斗力降低了，党组织涣散了。”

据贺龙回忆，自己都差点变成夏曦的枪下亡魂，当时夏曦顶着“钦差大臣”的帽子进入湘鄂西，搞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最后“他们开始在我身上打主意了，我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并确实掌握了一些情况后，不得不采取自卫的措施。”

当时贺龙本来拥有湘鄂西武装力量的指挥权，但夏曦假借党委的名义夺走了部队的指挥权，贺龙只能服从命令，但也十分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于是他挑选了大约一个营的精干战士，加以整编，归他直接指挥，并把这个营部署在他的驻地周围，以应付突然的事变。

如果不是不久后，任弼时、萧克率领红6军团来到湘鄂西，贺龙和夏曦的这种对峙局面恐怕有可能会发展到非常危险的地步。

夏曦何许人也？1920年10月，毛主席在湖南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时候，夏曦时第一批入团的成员，他还和毛主席、蔡和森、邓中夏、李维汉等人一起领导过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以及统一战线工作。

后来毛主席去了广东工作，夏曦留在湖南活动，成了湖南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夏曦还曾和毛主席一起，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并在我党的“五大”上，被选举为中央委员。

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发生在“五大”结束后的几天。1927年5月21日，国军将领许克祥率领军队破坏了湖南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农民讲习所等革命机关，捕杀我党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将长沙变成了一座白色恐怖之城，我党在湖南多年来发展起来的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日事变”。

据李维汉回忆，在马日事变当天，夏曦在未向党组织请示的情况下不辞而别，留了一张字条，说自己去武汉中央报告工作去了。

在这之后，夏曦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结束后，他在组织的掩护下前往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当时夏曦的同窗有董必武、徐特立、何叔衡、林伯渠等人。

1928年6月，在距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一年多后，我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不同于“五大”上夏曦当选中央委员，这次他最终无缘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夏曦结识了王明这位对他影响深远的人。据杨尚昆回忆：“夏曦开始还和王明作斗争，但后来王明一伙攻他，把他压服了。”

“被压服”的夏曦于是就成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位，也成了王明路线忠实的践行者。

1930年，在通过重重考验后，夏曦返回中国，并在1931年3月被任命为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湘鄂西分局负责领导湘鄂西一带党政机关，而湘鄂西在当时是仅次于中央苏区和鄂豫皖的第三大根据地，夏曦的权力之大可想而知。

很快，夏曦就在湘鄂西掀起了一场滔天巨浪，我们熟悉的柳直荀烈士，也就是毛主席《蝶恋花·答李淑一》中“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的“柳”，就是在这一时期蒙冤而死的。此外还有著名的红军将领段德昌，段德昌是彭老总革命的领路人和入党介绍人，也是洪湖苏区最重要的创建者。

当年和夏曦一起共事的同志曾这样评价夏曦：“他看待事物时思想狭隘，过于简单，显然看到党内到处是敌人，好像全党只有他一个人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湘鄂西根据地在夏曦到来之前的鼎盛时期，曾掌握9个县，拥有370万人口，最多的时候拥有3万多人的武装力量。但在夏曦到来之后，任弼时同志率领红6军团到来之前，湘鄂西的红军人数已经降低到了3000多人，原先声名赫赫的红二军团也只好缩编成了红三军。

当年一位和夏曦、贺龙一起工作过的老将军曾说：“夏曦来到湘鄂西，实在没有什么成绩，不但没有成绩，还有很大的过失。”

1934年10月，德高望重的任弼时同志率领红六军团主力和红3军会师，不久后，在两支部队的联席会议上，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就对夏曦的错误展开了批评。但这次会议由于是在行军的途中匆忙召开的，很多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一直到35年1月，大家才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彻底的讨论，会上宣布撤销了夏曦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分会主席职务。为了维护部队的团结，萧克和王震主动邀请夏曦到红六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

1936年，红六军团长征经过黔西，夏曦外出工作，在回来的路上过河时溺水身亡。萧克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的牺牲，是党和红军的损失。”

而贺龙对于夏曦的死，则有着完全不同的观感，或者说还带有一些讽刺的意味。他40年代对师哲回忆起夏曦之死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夏曦折腾的结果，就是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在长征经过金沙江的时候，他失足落入水中，本来是可以救上来的，但谁也不愿去救他，他只好‘自我奋斗’，于是‘革命到底’去了。”

夏曦的死因一直以来都是有争议的，除了贺龙的说法外，还有军团保卫局工作人员袁福生的回忆，按照袁福生的说法，当时大家也想去救夏曦，但当时水流太急，战士们几次下水施救都没能成功，最后黄昏时分，大家才在下游找到了夏曦的尸体。

萧克所说的“他的牺牲，是党和红军的损失。”和贺龙所说的“他只好‘自我奋斗’，于是‘革命到底’去了。”这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两人作为红二方面军的重要领导者，对夏曦的评价却如此不同，原因倒也不难理解：

贺龙元帅亲眼见过、亲身经历过鼎盛时期的湘鄂西根据地，他为这块根据地的发展奉献了很大的力量，一度九死一生，所以充满了感情。看到自己开创的根据地被夏曦如此破坏，又亲身经历了身边无数同志的牺牲，乃至他自己都差点被搞掉。他心中有不满、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而萧克将军作为后来者，他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湘鄂西当年的种种事件，作为局外人评价起湘鄂西的人事来难免存在一些隔膜。而且，他后来所看到的、接触到的夏曦，是经过大家批评，被剥夺了职务后那个“老实”的夏曦，而不是当年那个占据着湘鄂西“一把手”高位、杀伐决断的夏曦。

人的面孔是会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而变化的，一个人在台上和台下，有权势时和失去权势时，所展现出来的差别，甚至会比他和另一个人的差别还要大。就好比“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知人论世，不应该忽略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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