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闲来无事,重读鲁迅先生的小说《一件小事》,心中不由得感慨良多。这篇课文,以前初中教材中有,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
这篇小说被收入鲁迅小说集《呐喊》一书中,书中著明的创作时间为1920年7月。也有人研究说,创作于1919年11月。最初发表在《晨报》上。
小说写了一个日常生活中发生的非常普通的小事。说的是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的冬天,“我”,也就是一个在北京讨生活的知识分子,一大早要到S门去。天刮着大风,很冷,路上行人很少。“我”好不容易才叫了一辆人力车,也就是人拉的黄包车,坐上往S门走。天很冷。车夫跑得很快。在快到S门的时候,路上横截走过来一名女人。这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看到这女人,车夫赶紧避了一下,但是这女人身上穿的棉背心,可能扣子扣不住了,被车杆挂了一下,女人倒在地上。
“我”觉得这女人是缓缓倒地的,很可能没有摔着,估计身上不会有伤;当时路上人少,又没有人看见。因此,车夫完全可以不把她当回事,对其完全可以置之不理。所以,就催促让车夫赶紧走,不要多事,不要给自己添麻烦。
可是车夫却没有听“我”的话,停下车,往那女人走去。问那女人怎么样了,女人回答,我摔坏了。“我”心里还觉得女人是说了假话,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但车夫却非常相信女人的话,把她扶起来,然后搀扶着她的胳膊,慢慢地往前面不远处的巡警分住所走去。显然这是要对女人的摔倒负责任的态度。
后来,巡警分住所走出一个巡警,他告诉我:“你自己雇车吧,他不能拉你了。”
这个小事,对“我”触动很大。“我”开始反思,从车夫的行为中,看出自己灵魂的中“小”,也就是卑微的意思。
最后,“我”从身上拿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请巡警交给车夫。之后,“我”又反思,自己有资格对车夫进行评判吗?
二
鲁迅先生在这篇小说中,塑造了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就是品德高尚的车夫。在那寒冷的早晨,在那没有人看见的地方,横穿马路的女人,衣服被车杆挂住跌倒,很可能跌得不重;但是,车夫非常重视。把人扶起来,搀扶着去找巡警处理这问题,主动承担责任,接受巡警的处理。
要知道这是在1917年的冬天,那是军阀割据的时代,那时刚刚从清朝封建社会走过来不久的社会。就在那样的大背景下,车夫是在女人横穿马路的情况下;自己也已经让开道的情况下;在没有人看见的情况下;只是挂住女人没有扣住的被风吹起的棉背心,才导致女人跌倒,而且是慢慢跌倒,可能伤的不重的情况下;车夫坚持认为是自己将女人挂倒的,自己就必须对女人的伤情负责。没有逃逸,没有推卸责任,没有为自己开脱,没有同女人扯皮,这种勇敢的担当精神,这种一心为他人着想的善良,真的很高尚。这是作者塑造的第一个主要人物。
作者塑造的第二个主要人物就是“我”,一个有良知的、勇于解剖自己知识分子。这种解剖是很犀利的,很有深度的。一是环境对自己的不良影响,叫自己一天比一天地看不起人。看不起什么人?当然是看不起出力流汗的普通劳动者。总觉得自己是知识分子,是国家的栋梁,是社会的上等人。然而,在看到车夫对那个倒地女人的态度之后,“我”开始反思了,开始认识到自己灵魂的卑微了,开始感觉得普通劳动者的精神崇高了。以至于自己最后想给车夫提供一点经济上的帮助,也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评判人家。小说揭示出那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对自己灵魂解剖的严厉和深刻。
三
小说,尤其是现实主义的小说,就是当时社会的反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故事很可能就是作者或者作者朋友们的真实经历,而不是凭空的虚构。
笔者今天不是要对这篇小说进行艺术分析,而是通过这篇小说,我看到了100年前的中国底层百姓的道德品质,比当今许多人要高。
1917到2024,历史的车轮碾过了107年。当今的中国,早已不是军阀割据的中国,早已不是列强横行的中国,早已不是贫穷落后民不聊生的中国,我们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制造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论城市乡村,大街上跑的车也早就不是人力黄包车了,街上的男男女女再也看不到衣着褴褛者了。100多年的历史,让中国的外部面貌完全成为一个崭新的世界。
但是,100多年了,我们的道德素养到底进步了多少?
我不由自主地想把那个黄包车置换成小汽车,把那个车夫置换成当今的出租车司机,把那个被挂倒地的女人置换成当今的女人,把车上坐的“我”置换成当今的一些大学教授;我不敢想象,这样置换了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场面。
如果还是一个冬天的清晨,路上很少行人的清晨,在根本就没有摄像头的地方,有人被车子挂住倒地了,车上坐的那个教授还是催着让快走,不要管那个倒地的女人,不要给自己找麻烦,这司机会不会借机抛下倒地的女人,脚踩油门,快速逃逸?
如果,司机坚持要报警,要送那倒地的女人去医院检查,车上坐的那位教授还会感到羞愧,感到自己内在心灵的卑微吗?他会主动拿出自己的钱,要送给司机吗?
真的不敢想象!
四
当王浩法官说出“不是你撞的你为何要扶”这句话的时候,国人道德下滑的伤疤已经被揭开了。从此以后,老人倒地扶不扶成为大问题了,不敢扶不愿扶成为普遍现象了。同时,交通肇事逃逸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和100年前的那个车夫相比,道德水准相差了多少呢?
有人说,王浩法官的一句话,导致中国的道德倒退了50年。我重读了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之后,突发奇想,那就干脆倒退到100多年前吧。像那个车夫一样的道德水准吧?再一想,那只是时间上的倒退,可实际上,是道德水准的提升啊!
再就是,当今社会,我们的知识分子、社会精英,遇到这种事,会像100年前的知识分子高喊“劳工神圣”的口号,把劳动人民当镜子,来照出自己灵魂的卑微吗?
我又想,1920年,就是中国共产党正在筹划孕育的时候,就是陈独秀、李大钊等知识分子正在酝酿如何拯救中国的时候,也是毛泽东在湖南创立共产主义组织的时候。那时的知识分子心中想的是国家民族的未来,想的是天下百姓的生存和生活啊!当今的社会精英,大学教授在做什么?他们想到如何帮助底层百姓摆脱几座大山的压力了吗?想到为人民服务,为共同富裕做贡献了吗?
社会的道德水平和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真的不能划等号。不是你富裕了,你就道德高尚了,社会文明了。
头条朋友,您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