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9月，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的周恩来在即将赴日留学的前夕，挥笔写下了一首气势恢宏、热情奔放的七言绝句，末尾的一句“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时至今日读来都让人激情澎湃。

周恩来七言绝句手迹

其中的“难酬蹈海”，既是对自己追求革命真理的决心表达，也寄托了他对12年前为践行革命理想而投海殉身的陈天华深深地眷念。

1905年12月8日，30岁的陈天华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自尽，选择以一种牺牲自我来唤醒民众的方式了结生命。在他遗留世间的最后绝笔《绝命辞》中，人们发现了这样一段话：“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徐以养成实力，丕兴国家，则中国或可以不亡”。

思想之深邃，言辞之真切，行为之悲壮，每每浮现于脑海中，令人唏嘘之余，不禁感慨动容。

陈天华，这位为共和殉难的革命烈士短暂而光辉的人生与留学日本的特殊经历密不可分。客观的讲，他的革命生涯自留日学生身份开始，也因留日学生运动结束。

青年时期的陈天华

1895年，20岁的陈天华随私塾教师的父亲由乡下迁居湖南新化县城，在族人的关照和资助下，他得以进入资江书院正式接受系统教育。

起步时间晚并不意味着他在修学过程中屈居人后，相反，得益于父亲的识文断字基础和自己幼年求知若渴的读书经历，陈天华在一边接受集中教育、一边继续经营谋生的情况下依旧名列前茅，并在此后7年间，先后进入长沙时务学堂、新化实验学堂、长沙岳麓书院及求实书院学习深造，最终于1902年底成功通过湖南巡抚俞廉三组织的保送考试，次年3月初，正式开启了赴日留学新征程。

从开始接受系统正规教育到选派公费留学，陈天华仅用了7年时间，可谓是“学霸中的学霸”。即便放在日新月异的今天，这种学业进步速度也是神一般的存在。

进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攻读的陈天华一反常态，在学业上的表现与国内求学时相比，出现了天壤之别。他不仅经常缺课、缺考，也很少出现在学校公众视线里。

东京弘文学院旧址

正当大家都在热议这位学霸因何沉沦乃至近乎辍学的话题时，一部用通俗语言凝结而成的读物《猛回头》经东京出版社发行后广为流传，迅速登上了留日学生的话题“热榜”并产生了极大反响。更让他们惊羡的是，背后作者正是那个在众人视野里沉寂许久的青年奇才陈天华。

原来，“消失”的这段日子里，陈天华与留日的湖南同乡黄兴共同参加了以声讨沙俄侵华罪行、抵抗沙俄侵略我国东三省为主旨的拒俄义勇队。正当他紧锣密鼓筹备回国参战事宜之际，清政府一纸“名拒俄国，实则革命”的解读电文不仅让成立仅一个周的准军事组织被迫解散，也让陈天华彻底看清了封建王朝腐朽专制的本质，以反清革命推翻帝制的信念在他心中愈发强烈而坚定。

在这样特殊且危急的时刻，他化满腔悲愤为革命动力，以笔化戈，洋洋洒洒写下了痛陈民族危局、警示外敌入侵的《猛回头》，在文章末段，他向世人大声疾呼“太息神州今去矣，劝君猛省莫徘徊。”

28岁的陈天华站在历史转折的风口，发出了那个时代胸怀爱国志向革命者的时代最强音。同年，他的另一部作品《警世钟》横空出世，再度激荡回响于华夏大地上，亿万大众在他如泣如诉的文字下得到思想启蒙的同时，更加清醒的认识到在内忧外患的艰难形势下革命斗争的迫切性。

1903年出版的《警世钟》封面

30多年后，当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教员面对到访陕北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饱含深情的回忆道：“这本书（《警世钟》）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这是陈天华民主革命思想由片面分散走向系统成熟的标志，也是他从理论宣传正式走向斗争实践的开始。

1903年年底至次年春末，陈天华辗转于东京与长沙之间，一来联合黄兴、宋教仁和刘揆一等湖南留学生骨干成立了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秘密筹划在湖南长沙的反清起义行动；二来创办革命进步报刊《俚语日报》并担任主编，继续宣传和扩大舆论阵地。

可惜的是，3个多月的努力最终面临“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夭折结局，长沙起义因保密工作纰漏无疾而终，呕心沥血创办的宣传刊物也在短期内被清政府查封。刚刚付诸于行动的革命之火迅速被专制反动力量扑灭，陈天华心中的愤懑、自责乃至绝望情绪此起彼伏。

影视作品中的陈天华

不过，与经历大起大落而消极避世乃至一蹶不振的人不同，陈天华的复杂情绪一方面是对过去种种救国理想和革命实践的深刻反思，另一方面又充满了对未来遍布荆棘的民主革命道路的憧憬与展望，这种基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激烈碰撞下涌现出的矛盾，是导致他陷入一种消沉的“事不成，国灭种亡等死耳，何生为”状态最主要原因。

这就好比一个整日接受老师知识熏陶和谆谆教诲的学生在考试实操中成绩一塌糊涂，这个时候除了会反思自己主观上的努力和重视程度不足以外，不免会对老师传授专业知识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产生怀疑，继而陷入深度思考：为什么别的班级成绩普遍偏高呢？为什么专业第一在他们班级里呢？为什么别的老师讲授的解题思路与自己老师讲的截然不同呢？

凡此种种，大都会让人深思熟虑。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思考总归是件幸事，虽不至于让人在短期内升华思想，却能在不经意间寻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很快，随着一个人的出现，陈天华的革命思想突破口也随之被打开了，这个人就是流亡日本的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

流亡日本期间的孙中山

1905年7月28日，陈天华在东京孙中山寓所见到了这位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的革命先驱，一见如故的寒暄后，陈天华被对方针砭时弊的革命主张所深深折服。

首先是孙中山对革命时局的深入剖析。在他看来，内部力量无法统一是革命起义行动无法达成预期目标的关键所在。换句话说，这个省份的革命党人要起义，那个省份的革命党人也要起义，但彼此之间缺乏联络，各自为战，最终为腐朽的清政府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而后，孙中山就形成全国性的统一组织来领导民主革命进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简单来讲就是吸取以往推翻帝制的历次起义行动教训，形成一个具有统一目标、统一纲领的统一组织，以有效避免革命成功后社会再次陷入内耗和厮杀的悲剧。

一针见血的犀利发言让陈天华再次产生了两年前与黄兴开展拒俄斗争时的思想共鸣，乃至比那时更强烈、更通透，也更加深远持久。

留日期间的黄兴

“内部力量不统一”是陈天华真正痛心疾首却也全力以赴谋求改变的一个话题，此时经孙中山之口说出，更见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初衷。但他或许无法预料到，未来四个多月时间里，自己将为实现这个纯粹而又复杂的目标百转千回并最终贡献出自己的生命光华。

一个月后，陈天华竭力促成了华兴会与新成立的中国同盟会融为一体，自己也成为同盟会的“元老级”人物。相比于这些而言，令他更加兴奋的是期待已久的革命高潮已经崭露头角了：革命党人竞相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上抒怀畅意，广大中国留学生纷纷踊跃加入同盟会，一切都如雨后春笋般朝气蓬勃，方兴未艾。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一日千里，最让大家担心的局面还是出现了。

1905年11月2日，在清政府与日本达成取缔学生革命活动的一致想法后，日本官方随即颁布出台了《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对留日的中国学生给予言行方面的约束限制。主要内容有三条，即“中国留学生必须在清政府驻日公使和日本学堂登记，一切外出去向及活动均需登记”、“与任何人通信需向校方登记”、“强制住校，禁止在外寄宿”，毫无疑义，这是满清专制政权基础动摇后仓促进行的“补救”措施，也是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

民国期间留日学生合影

但当留学生自由平等权利得不到保障的危机时刻来临之际，同盟会和留学生内部却发生了激烈的分歧。在8000余名中国留学生罢课行动的声讨下，以宋教仁和秋瑾为代表的“激进派”主张所有留学生罢学回国，以示对两国政府的严肃抗议；而以胡汉民和汪精卫为首的“温和派”则主张在尊重日方出台规则的同时适当调整部分内容并继续留日深造。

两派各执己见、激烈争锋的同时，作为留日学生总会负责人的杨度却保持沉默，一度让日本官方媒体《朝日新闻》借机诋毁和指责中国留学生“放纵卑劣”、“乌合之众，再次被轻蔑语言刺激神经中枢的陈天华，已无法按耐那颗激愤不已的内心。

日本政府对本国教育秩序的规范整顿这本身无可厚非，但这种建立在政治联盟和牺牲中国留学生自由基础上的教育整顿，显然是有悖公序良俗的；更让他痛彻心扉的是，面对外部的燃眉危机，革命党人内部涣散分化，难以形成统一强大的合力来处置和抗衡外敌。

大概如孙中山和他首次见面时所提及的那样：“我们这些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的革命者呢，大多数都自认为是先知先觉，大智大勇，因此，遇事各有见解，难以统一，怎么办呢？要以革命大局为重啊！”

影视作品中蹈海殉国前的陈天华

此时的陈天华，既为孙中山这种高瞻远瞩的革命战略眼光所由衷钦佩，亦为当前革命党人的现实表现而忧心忡忡、自惭形愧。

思来想去，他最终选择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来唤醒自己的同志以及亿万华夏儿女，即蹈海殉国。终其一生，陈天华都在与自己的复杂原生环境对抗，也在和时代赋予他的“卑劣”烙印对抗，更在和它们强加给自己本不该有的自卑感对抗。

尽管这位斗士走的平静坦然而又无限光荣，但仍不免让人深感惋惜，以他的理想抱负和智慧才干，如果能坚持到辛亥革命后的曙光乍现，又该是怎样一种别有滋味的境遇和感受呢？

7年前，当湖南人谭嗣同在即将慷慨就义前喊出了“国家不昌盛，要流血，就请嗣同开始吧”的豪言壮语；时过境迁，当湖南人陈天华决定蹈海赴死时，依然坚定的向世人诉说着“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的警示之语；一年后，因在创办新学中频频遭遇官绅阻挠和流言中伤的湖南青年革命家姚宏业选择追随陈天华脚步投黄浦江就义，二人合葬于长沙岳麓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