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朝代更迭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模式。

一种像商汤周武王那样的革命，是通过推翻前朝的武装革命实现的；还有一种就是曹魏取代东汉那样的禅让，是前朝觉得天命转移，主动让位的，这叫禅让。

李渊建立了唐朝，这次唐朝取代隋朝，是一种很特别的模式。它首先是一种武装起义，李渊作为太原留守，在太原发动了武装起义，一路南下，占领长安，看起来像一场革命的模式。但是他又采取尊隋的策略，尊奉隋朝，是一次标准的禅让。

是他扶植的隋炀帝的孙子代王杨侑，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天命，本来自己的王位就是一个代王，就是代理真命天子打理一下天下，现在真命天子李渊出现了，他就让位了，又是一种标准的禅让模式。

那到底唐朝取代隋朝是革命还是禅让呢？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深入到李渊的政治谋划当中去。

历史上对这个问题一直很敏感，比如明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他的《读通鉴论》里面，就特别点评了李唐取代杨隋的这个模式，他说唐朝的天下：

是夺之于“群盗”，而非夺之于隋。

因为隋朝在李渊起兵的时候，事实上已经被“群盗”灭亡了。所以“群盗”就是各地起来的反隋力量，包括农民起义军，已经把隋朝灭亡了，而

唐自关中而外，皆取隋已失之宇也。

除了长安，关中是太原起兵南下一路打下的，是唐朝自己从隋朝那里占领的，其他地方其实隋朝早就丢失了，“群盗”早就取隋而代之了。

这样呢，李渊取代隋朝就显得名正言顺，因为我不是从你杨家那里抢班夺权的，我是你杨广的大臣，我并没有推翻你，你是不是宇文化及在扬州杀掉的？你的地盘早就被“群盗”占领了，我只不过是“收拾旧河山”。另外，李渊从太原准备起兵开始，就预料到了各种风险，一直努力预先化解。

比如说第一个风险是：北部突厥的压力，他能够放下身段向突厥称臣，而且答应我起兵，你支援我以后，我打下的地盘里面的玉帛子女都归你，只不过地盘要归我。你突厥不就为了抢东西、抢人吗？所以他起义的旗帜，他双色旗，杂用绛白，白色就代表了突厥，我是你突厥的一部分；绛色呢代表了隋朝，我是隋朝的地方官。

那这样的话，一方面，保留了自己隋朝大臣的身份，尊奉隋朝；一方面又向突厥称臣，这使得，不论事突厥，还是隋朝原有的官僚系统，都没有构成他起兵南下的真正威胁。总体来说，尤其在关中的隋朝旧势力是接纳李渊的。

当时，李渊要面对的威胁来自各方面，有隋朝的地方守军，隋朝长安和洛阳的官僚系统，北部的突厥，还有江都的隋炀帝，还有各地蜂拥而起的反隋武装力量。

而他在太原起兵采取的策略，向突厥称臣，同时尊奉隋朝正统，以清君侧的名义，以迎还祖上的名义起兵南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怪的组合。但是在他这一轮组合拳当中，各种风险都得到了化解。包括向瓦岗领袖李密写信“卑词推奖”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自己放得很低，把李密推得很高，你李密是天下兵马元帅，你现在在和隋军主力争夺洛阳，你在第一线，等到哪天，你夺取了天下，我就向你称臣。咱们俩都姓李，本家。你当皇帝，我就做一个管理宗室的大臣，宗正卿就可以了。

李渊自己放得这么低。这样李密也就解除了对李渊的猜疑、竞争和提防。

这样一来，李渊的起兵就比较顺利。从太原起兵以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占领了长安，立刻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把隋炀帝的孙子、代王杨侑立为帝，改元义宁。

可是那个时候，他自己呢，已经是假黄钺，大丞相，完全接管政权，要政权交接的架势已经都做足了，只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这个时机就是 618 年。

在扬州，隋炀帝的大业 14 年；在洛阳，还有个年号是越王杨侗；在长安，是代王杨侑的义宁二年。在这一年的 3 月，宇文化及在江都弑逆，隋炀帝被杀了。等到 4月份，扬州凶问，就是隋炀帝的死讯传到了长安。

李渊干净利索的完成了一场哭丧仪式，毫不犹豫的从代王的手上接掌政权，完成了这次改朝换代的新模式：武装革命 + 禅让的混合模式。

李唐帝国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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