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20年——也就是1921年11月12日，以日本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为首席全权的代表团，步入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市第17街的大陆纪念堂，参加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亚太局势深远的华盛顿海军会议，最终在隔年2月签订《华盛顿海军条约》，建立了人类历史迄今仍绝无仅有的国际海军裁军体系。

简单来说，日本在偷袭美国珍珠港之前，与美国的关系可谓如胶似漆，日本答应美国会裁军，可最后为何又偷袭了珍珠港，掀起了太平洋战争呢？先前的裁军是蓄意麻痹美国？还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变故？

1923年8月，力挺裁军、一路带领日本签下《华盛顿海军条约》的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过世。反对《华盛顿海军条约》的日本海军军官，之后逐渐发展成所谓的“舰队派”，以加藤宽治中将为中心人物，集结在海军的军令部，迅速将“对美七成”的比率视为日本海军的“面子”问题，并将“七成论”僵化为教条。

所谓的“对美七成论”，就是日本海军的兵力必须至少保有美国海军整体的70%，才能挫败美国对日本发动的攻势作战。

在1930年第一次伦敦海军会议，讨论主力舰以外的其他补助军舰（重巡洋舰、轻巡洋舰、驱逐舰、潜舰）的比例问题时，日本军令部坚持重巡洋舰必须对美国保有七成的比率。而当时担任全权代表之一的“条约派”海军大臣财部彪大将，却因缺乏当初加藤友三郎对海军的强势统治力，导致加藤宽治由于不满条约成立而刻意挑起“干犯统帅权”问题。

“侵犯统帅权”是日本军令部认为文人政府在伦敦海军会议时，对代表团的“回训”违反明治宪法对统帅权的规定，而发起的指控。日本帝国的明治宪法为了避免军队遭天皇以外的势力掌握，规定军队的统帅、编制等权力均归天皇所有，并独立于议会的监督范围之外。

统帅权泛指陆海军的用兵相关事项，包括拟定作战计划等；编制权则与陆海军需要多少兵力、如何划分管区、平时如何维持等相关。日本政府依据明治宪法之规定设立了陆军省及海军省两个军政机关，以陆海军大臣作为军政层面的国务辅弼大臣。

军令方面也有类似的机关：天皇透过宪法没有规定、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参谋本部（陆军）及军令部（海军）等两个军令机关实施统帅权。这两个“统帅部”的首脑皆由天皇亲自任命，在地位上与军部大臣平行，不是大臣的属下，遇有与统帅相关的重要事务时与首相、陆海军大臣一样拥有单独直接“帷幄上奏”面秉天皇的权力。

相较之下，由于陆海军省是内阁的组织，在做出决策时会比单纯负责军事层面的统帅部有更多的政治考量，这也是为何海军省成员较多条约派，而军令部成员多支持舰队派的缘故。

然而，军政及军令本来就不容易完全泾渭分明划分，日本帝国海军在成立之初又以英国的军政、军令一元化为模仿学习对象，本身也曾经历过一元化阶段，日后虽然将军令机关独立为海军省的平行单位，但海军省对军令部仍占优势地位：海军大臣不仅单独行使编制权，还与军令部长共同分享统帅权。军令部对此相当不满，特别是陆军的情况正好相反——参谋总长独享统帅权，分享陆军大臣的编制权，更让军令部觉得低人一等，想要扩张权限。

军令部的企图，遭到海军省的强烈反对，特别是加藤友三郎以个人对海军的统治力，迅速让军令部的扩权企图胎死腹中。而后他担任首相时更公开警告军令部不得有所行动，确保日本海军的战略决策必须以政治考量优先的传统。然而，第一次伦敦海军会议举行时，加藤友三郎已经过世近八年，当年被他压制的加藤宽治此时担任军令部长，羽翼渐丰，并不愿意完全服从海军省的裁军指导。

对于日本内阁为了争取条约成立而不顾军令部的强烈反对，以及在美国在军令部最重视的重巡洋舰比率妥协，这些都让加藤宽治感到极端愤怒，指控内阁没有事先与军令部协调并得到共识，就擅自向昭和天皇提出上奏，并对代表团发出回训，乃是对统帅权的明显侵犯。

加藤宽治认为，比率问题不仅涉及如何决定兵力量，也涉及如何用兵，内阁应该等到海军大臣与军令部长取得共识后，才能对代表团发出回训。

但其实加藤宽治是在借题发挥，因为统帅权的背后是天皇，而内阁是得到天皇的认可才发出回训，也就是天皇直接行使了统帅权，统帅部岂有反对的道理。因此，加藤宽治此举立刻引发海军省的强烈反弹，认为伦敦海军会议的回训都是依照过去的传统做出，何来侵犯统帅权之理。忿忿不平的加藤宽治在1930年6月日本批准伦敦海军条约后，自行上奏昭和天皇，并提出辞去军令部长职位的辞表。

然而他所挑起的侵犯统帅权争议及去职，已经引发他无法想象的效应——滨口雄幸首相在同年11月间因为此事而遇刺身亡；对伦敦海军条约不满的年轻海军军官，也在1932年发动“五一五事件”刺杀犬养毅首相；而海军出身、曾经阻挠加藤宽治向昭和天皇上奏，要求拒绝接受伦敦会议比率的侍卫长铃木贯太郎，也在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中被叛军杀成重伤。

日本的“协调外交”与“大正民主”就在这三起血腥刺杀事件，以及而后陆军军人利用统帅权的名义独断专行、擅自在东亚展开军事行动遂行本身野心的情势下，一步步走向末路。

日本海军虽然还没有像陆军那样以统帅权的名义对外“暴走”，但随着舰队派的不满持续累积，军令部开始通过比以往更加激烈的态度与力道，向缺乏强势人物坐镇的海军省争取更大的权力，整个日本海军陷入严重的分裂与倾轧。

最终，皇族出身的海军将领，同时也是舰队派核心人物的强硬派军人伏见宫博恭王，在1932年2月出任军令部长，宣告日本海军此后将逐渐与过去的政治优先传统告别。

伏见宫利用其皇族身份，向大角岑生海军大臣施加强大压力，迫使其同意军令部要求提高权力等各项要求，造成军令部的地位大幅提高，对往后海军政策的发言权增强。影响更为重大的，是伏见宫要求大角利用海军大臣的人事权，清洗主要的条约派将领，在1934年下半年将数位条约派的大将及中将编入预备役，清除他们的影响力——即所谓的“大角人事”。

“大角人事”中被清洗的，包括被山本五十六称为足以抵得上一个巡洋舰战队的堀悌吉中将，堀在伦敦条约签订当时担任海军省军务局长，后来一直以无法维持国家安全、企图违反条的等扩军行动为名义，压制军令部，坚持日本必须彻底遵守条约的限制。

然而，“大角人事”不单针对海军省内支持伦敦海军条约的条约派将领，也包括军令部内的温和派。例如九一八事变期间的军令部长谷口尚真大将，就是因为坚守日本政府的不扩大方针，警告进一步的行动很可能发生日本无法应付的对美战争，而遭到舰队派记恨，在大角人事中被编入预备役。

清洗行动直接导致条约派丧失一大批经验丰富且具有影响力的将领，而且因为此后海军大臣的任命基本上都要过问伏见宫的意见，更强化强硬派的影响力。

虽然米内光政、及川古志郎、山本五十六、百武源吾、长谷川清等“避战派”将领，在1936年以后逐渐成为新领导人物，但“避战派”面对舰队派推动德义日三国轴心、对美开战等重大政策，只能扮演较为消极的阻止角色，与过去条约派将领以海军省为中心，主动领导日本海军参加国际海军体系的情况截然不同。

舰队派获胜后迅速推动退出国际海军裁军运动，首要目标就是1935年举行的第二次伦敦海军会议，这是为了因应华盛顿与伦敦等两个海军条约将同时于1936年底到期，而召开的五国裁军会议。屈服于伏见宫及舰队派压力的大角岑生，为了保住海军大臣的乌纱帽，在1934年7月向内阁强硬表示，绝不接受过去两次裁军会议的强迫比率限制，务必追求“均等”主义。

在舰队派的压力下，日本内阁在1934年12月做出废弃《华盛顿海军条约》的通告。

国内海军当局的态度如此，极力主张“均等”的日本代表团于1936年1月退出第二次伦敦海军会议，一点都不让人意外，因为其“均等”方案绝不可能为英美两国接受。此外，军令部为了避免自己暗地里违反伦敦海军条约建造大和级战舰以对抗美国一事曝光，在退出第二次伦敦海军会议的同时，也拒绝接受英国提出的各国军舰建造通报倡议。

这些强硬行动完全加深英美法等国对日本的猜忌，直接后果就是第二次伦敦海军条约的缔约国，为了防备日本及意大利的扩军，没有像之前的两个裁军条约那样，设定各国的比率与总吨位上限，只针对军舰的“质”（吨位及主炮口径）设定限制；同样为了防备日本及意大利，设有“逃脱条款”，即一旦日意两国的海军拥有超越条约规定的军舰，缔约国可不再遵循条约限制。

而稍后发生的国际政治效应就是，日本为了找寻“朋友圈”，必须逐步转向德意两国，在短短五年内，一步步走向德、意、日三国同盟与对美开战的道路。

一心坚持日美必有一战，为此必须“巩固国防”，不惜退出裁军会议的舰队派，在1936年5月得到天皇裁可的国防所需兵力中却认为，由于美国的国力已经大不如前，无法带头进行海军竞赛，因此直到1945年为止，不受条约拘束的日本海军可以对美国维持七至八成的兵力对比，完全没有考虑到美国的国力程度，根本不是其所想象的那般衰弱。

美国在1938年5月为了因应中日开战及德国兼并奥地利，通过增强海军力量20%的〈《938年海军法案》。其后在1940年7月，为了因应德国在法兰西战役征服法国，又通过海军军令部长史塔克要求提高70%力量，并建立《两洋海军法案》。

这些扩军举动让日本海军军令部此前的乐观估计，看起来盲目且可笑，不仅足以粉碎舰队派的对美七成期望，更能够把其远远甩开。

事实上，美国开始扩军后，日本舰队派虽然也连续三次提出相应的扩军计划，但海军省在1941年开战前夕就已经无奈地发现，虽然当年度日本海军作战舰艇对美国海军的比例确实来到了七成，但随着美国海军的迅速扩张，这个比例到1945年就会大跌到仅剩四成！而当时日本陆军在亚洲大陆已经打得不可开交，大部分的物资都给了大陆战场，海军的扩张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即便实现，也不可能保持“对美七成”。日本海军将连实施成功的战略防御都是问题，还奢谈什么战胜美军。

讽刺的是，舰队派当年最初的领袖加藤宽治，在1934年7月却向海军表达说，从日俄战争的历史来看，决定战争胜负的真正关键是官兵的训练，海军军备只要在国家经济许可范围内，整备足够自卫的能力就可以了，纵使这项能力只有假想敌国的几成比率也没有关系。这实在让人啼笑皆非，但此时已经没有什么人关心他说什么了。

《诗经》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日本帝国海军从建立到辉煌，总共花了半个多世纪，但是伦敦海军会议之后只过了15年就完全毁灭。珍珠港事件前的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原是海军大将，他跟着加藤友三郎前往华府参加华盛顿会议，亲身经历加藤为了成立条约、保护日本的苦心孤诣。野村在会议期间也与当时的美国海军助理部长，后来当选为总统的小罗斯福发展出私交。

但是，野村最后却必须在联合舰队发动攻击前对美国国务卿赫尔面前宣读日本的宣战照会。这种讽刺实在是日本海军这段混乱的历史的最佳注解。

兵法有云，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如果我们连敌人都不了解，如果我们带着激烈的情绪去研究40年代的日本军国主义，而不去探讨这些疯狂、妄想形成的原因与背景，则我们所谓的历史研究也有可能形成新的误解和互相仇视的无限回圈。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