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事没事干愈不想出去。”

谈及当年随同丈夫黄镇转到外交岗位上的朱霖，仍然忍不住摇头。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部刚刚建立，因急需要一批外交官，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决定从部队高级将领中，选出一批人，出国担任驻外大使以及外交工作，当时诸如耿飚、黄镇、姬鹏飞等等将军，都是同一批选入。

显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抗战、解放战争时期，或多或少的都担负过外事任务，不仅是党性强，在外交上也具备一定的经验。

这些将军们虽然很难接受离开部队，但出于高度的责任感，还是接受了任务。

只是将军的工作好做，将军夫人的工作就不是那么简单。

按照惯例，这些将军夫人将以外交官夫人的身份随同出使。

一下子，各个将军大使的家里全都炸了锅。

要知道这些将军夫人也都是很早参加革命工作，尽管她们嫁给了丈夫，却不是丈夫的附庸，她们是有自己的工作的。而且从本身思想观念里，她们就没办法接受“夫人”这个称呼，她们不愿意出国当丈夫的“尾巴”。

于是乎，争吵便有了。

不少将军夫人直接打报告给上级，要求不出国，并请求重新分配工作，还有个别极端者要求离婚，不当丈夫的附庸。

周总理见此情形也颇为头痛，不过因为他那时工作繁忙，所以说服这些将军夫人的工作后来全给他交给了妻子邓颖超。

黄镇将军的夫人朱霖也是“炸锅”的人之一。

这都要源于当年，黄镇与朱霖结婚时，两人有过约法三章。

1938年，黄镇在晋冀豫军区任政委，已年近三旬尚未婚配，经石玉英介绍，与在地方工作的朱霖结识。

朱霖当时刚刚入党，正在太行军区区党委党校学习，石玉英当时给黄镇介绍时说：

“朱霖能说会道、吃苦耐劳、办事果断、性格倔强。”

这一系列优秀的品质，使黄镇萌生了想见一见朱霖的想法。

没想到的是，朱霖一听要给自己介绍对象，想也不想就回绝了，那时她才刚刚入党，正要好好开展工作，无暇顾及恋爱问题，是赖际发等同志再三劝说，朱霖才同意和黄镇见一面。

尽管见第一面两人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感触，但彼此感观不错，后来又接触了几次，朱霖也改变了对黄镇的看法。

1939年秋，太行区召开党委会，黄镇与朱霖碰面，这一次，黄镇提出了结婚的请求，朱霖虽然同意，但却提了三点“要求”：

一、结过婚的不要；

二、婚后要坚持工作，不做首长的老婆闲在家里；

三、不愿意生孩子，怕影响工作。

对于以上三个要求，黄镇全部答应，并表示：

“我一定以无产阶级的道德和共产党的人格对待你。”

也正如婚前协议的那样，黄镇、朱霖夫妇结婚后十分低调，婚后两人便各自回归了工作岗位。

1941年，朱霖调八路军129师政治部组织处干部，黄镇当时就担任129师政治部副主任，尽管是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但黄镇始终避免与妻子同进同出，为此他还专门嘱咐妻子：

“部队结婚的人很少，要注意影响。”

于是，夫妻黄镇夫妇两人分别居住在两个地方，只有闲下来的时候，黄镇才跑去悄悄看妻子，但每次都是静悄悄来，静悄悄走。

朱霖也始终很感激丈夫的尊重。

建国后，黄镇、朱霖夫妇共育有七个子女，足见恩爱异常。

不过，唯独在陪同丈夫出国一事上，朱霖的反应很大。

与所有的将军夫人一样，朱霖认为陪同丈夫出国，就是成为他的附庸，她不愿意放弃工作。

后来到北京培训时，黄镇领着夫人到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家里请教（蔡1927年曾赴苏联留学）。

当时，蔡树藩随口提了一句：

“女同志出去就是配合配合外交官，学点外文。别的也不需要做什么……”

一听这话，朱霖当即没好气的说了一句：

“愈事没事敢愈不想出去。”

按照要求，被选为大使的外交官要携夫人一起到北京参加培训，一开始住在解放饭店，后来又住进了前门的新华饭店。

这些将军夫妻以前都经历过战争年代艰苦的环境，骤然换了一个干净整洁的地方，竟然完全不能适应，以至于原本是享受的生活，反而成了灾难。

黄镇与夫人朱霖住进房间以后，处处不适应，一次上厕所，黄镇皱着眉头从里面走出来：

“这个抽水马桶还真不如太行山的茅坑蹲着痛快！”

朱霖在一边捂着嘴偷笑：

“你不会学学他们，站在马桶上。”

夫妻两人躺在饭店席梦思的床上，翻来覆去始终睡不着，以前睡惯了硬床，黄镇干脆指着地面的地毯说：

“咱们还是打地铺吧。”

妻子朱琳嗔怪：

“这要让人看见像什么话？”

“起床再搬回床上嘛。”

早上起床后，黄镇出门迎面碰上姬鹏飞，问床好不好睡，姬鹏飞眼睛一瞪：

“好睡个鬼，我一夜都未曾合眼。”

对于这群将军夫人而言，最难适应的反倒是衣着上。

负责培训将军夫人的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老外交官胡济邦，胡济邦是中共地下党员，1935年曾出任国民政府驻苏联使馆的秘书，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派驻国外的女外交官。

对这些将军夫人，胡济邦教的很仔细，特别是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不过这些将军夫人们大多数都是从战争年代走来的，衣着上习惯了过去的打扮，完全不能适应。

一次检查衣着，胡济邦曾指着一位将军夫人穿的旗袍摇头：

“不行，不行，你的内裤太长，都露在旗袍开衩外面了，内裤可不能露出来。”

朱霖那次为了应对检查，还特意打扮了一番，穿了一件带小花的连衣裙，临出门之前还特意将里面穿的汗背心往外拉了拉，结果到了现场以后，胡济邦还是连连摇头：

“不行，不行，背心不能露在胸前，这样人家会认为不礼貌。”

胡济邦要求各位夫人，不要保留以前在解放区时的发型，要学会烫发，化妆，出门时脸上擦点粉，抹口红。

对于这些将军夫人而言，这些要求无疑比登天海南。

朱霖听了批评，顿时有些灰心丧气，她呆坐在椅子上，嘴里嘟囔了一句：

“我干不了，最好选能干的去吧！我不想做这样的工作！”

有意思的是，后来在宴会大厅学习吃饭的外交礼仪，黄镇手拿着刀叉，盘子里的鸡四处游动，拿叉子根本叉不住，气得黄镇直接拿刀切了一块就往嘴里送，事后他拉着妻子朱霖问：

“你吃饱了吗？”

朱霖没好气的回答：

“再给我来20个胡萝卜饺子我也能吞下去。”

吃完了饭，一旁的服务人员端上来一盆水，朱霖拎着就要往杯子里倒，一旁的胡济邦赶紧上前拦住：

“这是吃完水果以后洗手的水，可不能喝下去。”

应该说蔡树藩对朱霖说的那番话，不能算对，也不能算错。大使夫人本质上也是属于外交官的一种，偶尔有些时候能发挥重要作用。

毛主席就曾说过：

“大使夫人也是外交官，要发挥作用。”

参加培训了几天，将军夫人们一个个身心俱疲，在这关键时候，邓颖超主动站出来现身说法。

“一天有人打电话找“周太太”，我一时未转过弯来，就回答说没有周太太。等放下电话，才突然明白过来，原来是指自己。”

邓颖超过去就从事过统战工作，经常出席各种公开场合，而且话很幽默，在场的将军夫人无不莞尔。

“外交战线是个特殊的战线，大使、参赞无论男女都是外交官，都是代表国家，“夫人”也是一种工作，它能发挥重要作用，夫人协助大使开展活动，同驻在国政府官员的夫人和其他各国使馆的夫人建立友好联系，有时能起到丈夫不能起的作用。”

“不同于某些国家。他们的夫人只是外交官的太太，你们是新中国的外交官夫人，是去从事一项工作，不是出国专做外交官的家属。根据各自的情况，都要在使馆内部分配一份工作，有的分配有外交头衔即有外交官身份的工作，如参赞、秘书、领事等职务；有的虽然没分配有外交头衔的工作，但对内也分配相当的职务，在使馆内部都有各自的工作岗位。”

邓颖超的话鞭辟入里，也让在场的将军夫人无不叹服。

不仅如此，邓颖超很关心这些外交官夫人们的情况，除了对他们进行重点培养外，还着重关心她们生活上，为她们在国外开展工作提供各种便利条件。

也正是在邓颖超的帮助下，我们新中国的外交官夫人在外交场合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1950年7月，黄镇出任驻匈牙利大使，朱霖任二秘，主要负责行政工作。

新中国成立，驻外大使的住处条件很简陋，就连工作人员也很少，当时驻匈牙利大使馆连黄镇夫妇在内就只有七人，尽管同为二等秘书，可另外一位二秘郭瑾是有对外身份的，于是朱霖就商量，对内工作她负责，郭瑾负责对外，上级也表示了同意。

不要看对内工作简单，但身处异国他乡，这件事情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办的。

黄镇那时带着国书，去拜访了匈牙利总书记拉科西，而朱霖也带着全国妇联开的介绍信，去匈牙利妇联去展开外交工作，并拜会了匈牙利国会主席罗奈伊夫人、拉科西夫人、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的夫人等。

因为是第一次出国，朱霖紧张之余不免仍然有些不适应。

朱霖实在不习惯出席外事活动的装扮，比如穿高跟鞋，穿了没几天，脚上就起了厚厚的茧子，每次走路都是钻心的疼，因为不习惯烫发，索性直接扎了两条辫子，盘在头顶上。

有意思的是，第一年做年终鉴定，尽管各方面对朱霖评价都不错，但还是有批评的声音说她：

“个人英雄主义厉害。”

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朱霖在建馆初期，曾不顾形象拖了鞋袜挖地，引得住在周围的匈牙利老百姓纷纷驻足观看，后来大使馆整修完毕后，朱霖还发动大伙延续在部队时的习惯（大使馆工作人员多数都是部队出身）出操。

尽管匈牙利方面并没有有什么表示，但毕竟如此实在有违一个外交官的形象。

朱霖受到批评后，开始注重这方面的工作。

1952年冬，宋庆龄代表中国参加世界和平大会，途经布达佩斯时，受到了匈牙利的热烈欢迎，当时宋庆龄还特意点名朱霖给她当翻译。

那时朱霖的匈牙利语已经讲的相当地道，但她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及此事却始终很谦逊。

1953年国庆节，驻匈牙利大使馆开国庆节招待会，时任匈牙利总书记的拉科西还拉着朱霖的手绕场一周，并盛情夸赞她：

“你看，中国大使夫人学我们的匈牙利文，说得多么好啊！我们的国家这么小，他们的国家那么大，他们还学我们的语言，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啊！”

黄镇将军后来又陆续出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驻法国大使、驻美联络处主任。每次走出国门，朱霖都要随同前往，协助丈夫开展外交工作，而她展示的是新时期中国妇女的形象，也得到了许多国家的尊重和赞叹。

1977年12月，黄镇回国后历任宣传部第一副部长、文化部部长，朱霖随同回国，但没有离开外交部，而是出任了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部纪委副书记。

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工作也是一片空白，全靠这些将军大使，一点一点打开局面。

也正因为如此，危险是无处不在的。

1954年，黄镇出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当时印尼的局势很不安稳，使馆经常要面对一些特殊情况，并提防特务和提防动乱。

亚非会议期间，蒋匪特务一手炮制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企图阻止中国出席亚非会议，当时周总理躲过这次爆炸后，不顾危险，决定亲赴印尼参会，黄镇为保护周总理安全，一下飞机便让妻子朱霖坐在头车里，明显是要让妻子作周总理的替身。

夫妻成婚多年，有些事情根本不需要明说，朱霖心领神会，直接钻进头车里，并嘱咐在车头挂上国旗。

黄镇夫妇就是这样，一路把周总理护送至使馆。

也正因为有这样一批身经百战的老一辈儿外交家，中国才有了如今朋友遍天下的格局。

除了1961年4月到1964年3月，黄镇出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朱霖在国内外，自新中国成立到1982年离休，朱霖的工作生涯一多半都是在国外，难免对家庭照顾不到。

之前我们提到过，黄镇将军与夫人朱霖育有七个子女，因他们夫妇常年在国外，子女只能在国内生活，有时连父母的面也见不到。偶然一次回家探望，家里的几个孩子都以为来了生客，纷纷逃开。

黄镇出任驻印尼大使期间，家里两个孩子摔断了胳膊，因父母不在身边，无人照料，其中一个孩子断臂后连续做了两次手术都没好，一直到拖了几年才接上。

大女儿结婚时，黄镇夫妇都不在国内，连一床被子也没有准备，大女儿一个人穿着一身蓝布衣、解放鞋，自己一个人去了外地结婚

……

值得一提的是朱霖的父母亲，因女儿女婿常年在国外，无法照料二老，两位老人一直在老家待到去世。

朱霖的父亲晚年病重，写信给女儿：

“最近病的很厉害，嘴里没有味儿，吃不下东西，希望能寄二两红糖、一两茶叶……”

这封信，是朱霖后来回国以后才看到的，那时她的父亲已经去世。

1982年，朱霖不顾外交部的挽留选择离休，已经年过七旬的她忍不住感慨：

“那么多年来，我对黄镇，对孩子们亏欠太多，我要做好家庭政治协理员，在晚年好好弥补对他们的亏欠。”

1985年，外交学院举行建院30周年庆祝会，当时学院领导请朱霖给学生们介绍驻外使馆的工作情况，后来光是录音便整理出了十多万字。当时有出版社要出版这本书，朱霖为慎重，先是请示了上级得到批准以后，又自己查阅资料进行充实整理，写成了《大使夫人回忆录》一书。

《大使夫人回忆录》填补了很多方面的空白，在国内外的回忆录中属于少见的。

朱霖后来还曾对女婿刘海风提起：

“吉林有个人写信给我，说真没想到外交工作和他原来想的完全不同，”

黄镇夫妇退出领导岗位后，过上了安宁的生活，他们两人还几次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以及当年战斗过的地方，缅怀当年的岁月。

1989年12月10日，黄镇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朱霖与丈夫结婚50多年，始终情深义重，黄镇的去世给朱霖带来非常大的打击，但她仍然以极大的毅力，组织编写了《将军·外交家·艺术家——黄镇纪念文集》、文学传记《将军不辱使命》、《黄镇文集》、《黄镇传》等有关丈夫的书籍，合计261万字之多。

2000年5月，80多岁高龄的朱霖动了搬家的念头。

朱霖原来住的房子是组织上分配的小羊宜宾胡同20号院，这个院子以前是外国使馆的参赞机构，有400多平，一栋二层小楼。本来她是可以一直住在这里。

一听说老人要搬家，所有人都劝：

“你不一样，不用搬家。”

黄镇是中顾委委员，按理应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遗孀的待遇自然也要提升，更何况朱霖本来也就是外交部老人。

可朱霖不愿意，几次打报告要求外交部重新分配给她房屋。

到2000年，外交部重新分了两套120平的房子给朱霖，虽然依然不小，但对比以前来讲就小得多，但朱霖心里却松了一口气。

老人晚年过的很安详，也很长寿。

2021年4月12日，朱霖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1岁，按照她生前的遗愿，她的骨灰和丈夫一起葬在了涉县将军岭。

这是她和丈夫认识的地方，也是她参加革命开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