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镇夫人朱霖:1982年从外交部离休,晚年回忆称:对家人亏欠太多

漫步史书 2023-06-03 19:14:58

“愈事没事干愈不想出去。”

谈及当年随同丈夫黄镇转到外交岗位上的朱霖,仍然忍不住摇头。

图|黄镇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部刚刚建立,因急需要一批外交官,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决定从部队高级将领中,选出一批人,出国担任驻外大使以及外交工作,当时诸如耿飚、黄镇、姬鹏飞等等将军,都是同一批选入。

显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抗战、解放战争时期,或多或少的都担负过外事任务,不仅是党性强,在外交上也具备一定的经验。

这些将军们虽然很难接受离开部队,但出于高度的责任感,还是接受了任务。

只是将军的工作好做,将军夫人的工作就不是那么简单。

按照惯例,这些将军夫人将以外交官夫人的身份随同出使。

一下子,各个将军大使的家里全都炸了锅。

要知道这些将军夫人也都是很早参加革命工作,尽管她们嫁给了丈夫,却不是丈夫的附庸,她们是有自己的工作的。而且从本身思想观念里,她们就没办法接受“夫人”这个称呼,她们不愿意出国当丈夫的“尾巴”。

于是乎,争吵便有了。

不少将军夫人直接打报告给上级,要求不出国,并请求重新分配工作,还有个别极端者要求离婚,不当丈夫的附庸。

周总理见此情形也颇为头痛,不过因为他那时工作繁忙,所以说服这些将军夫人的工作后来全给他交给了妻子邓颖超。

图|周恩来、邓颖超合影一

黄镇将军的夫人朱霖也是“炸锅”的人之一。

这都要源于当年,黄镇与朱霖结婚时,两人有过约法三章。

1938年,黄镇在晋冀豫军区任政委,已年近三旬尚未婚配,经石玉英介绍,与在地方工作的朱霖结识。

朱霖当时刚刚入党,正在太行军区区党委党校学习,石玉英当时给黄镇介绍时说:

“朱霖能说会道、吃苦耐劳、办事果断、性格倔强。”

这一系列优秀的品质,使黄镇萌生了想见一见朱霖的想法。

没想到的是,朱霖一听要给自己介绍对象,想也不想就回绝了,那时她才刚刚入党,正要好好开展工作,无暇顾及恋爱问题,是赖际发等同志再三劝说,朱霖才同意和黄镇见一面。

尽管见第一面两人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感触,但彼此感观不错,后来又接触了几次,朱霖也改变了对黄镇的看法。

图|抗战时期的黄镇、朱霖夫妇合影

1939年秋,太行区召开党委会,黄镇与朱霖碰面,这一次,黄镇提出了结婚的请求,朱霖虽然同意,但却提了三点“要求”:

一、结过婚的不要;

二、婚后要坚持工作,不做首长的老婆闲在家里;

三、不愿意生孩子,怕影响工作。

对于以上三个要求,黄镇全部答应,并表示:

“我一定以无产阶级的道德和共产党的人格对待你。”

也正如婚前协议的那样,黄镇、朱霖夫妇结婚后十分低调,婚后两人便各自回归了工作岗位。

1941年,朱霖调八路军129师政治部组织处干部,黄镇当时就担任129师政治部副主任,尽管是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但黄镇始终避免与妻子同进同出,为此他还专门嘱咐妻子:

“部队结婚的人很少,要注意影响。”

于是,夫妻黄镇夫妇两人分别居住在两个地方,只有闲下来的时候,黄镇才跑去悄悄看妻子,但每次都是静悄悄来,静悄悄走。

朱霖也始终很感激丈夫的尊重。

建国后,黄镇、朱霖夫妇共育有七个子女,足见恩爱异常。

不过,唯独在陪同丈夫出国一事上,朱霖的反应很大。

与所有的将军夫人一样,朱霖认为陪同丈夫出国,就是成为他的附庸,她不愿意放弃工作。

后来到北京培训时,黄镇领着夫人到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家里请教(蔡1927年曾赴苏联留学)。

当时,蔡树藩随口提了一句:

“女同志出去就是配合配合外交官,学点外文。别的也不需要做什么……”

一听这话,朱霖当即没好气的说了一句:

“愈事没事敢愈不想出去。”

按照要求,被选为大使的外交官要携夫人一起到北京参加培训,一开始住在解放饭店,后来又住进了前门的新华饭店。

这些将军夫妻以前都经历过战争年代艰苦的环境,骤然换了一个干净整洁的地方,竟然完全不能适应,以至于原本是享受的生活,反而成了灾难。

图|1945年夏,黄镇夫妇和倪志亮夫妇在涉县王堡村

黄镇与夫人朱霖住进房间以后,处处不适应,一次上厕所,黄镇皱着眉头从里面走出来:

“这个抽水马桶还真不如太行山的茅坑蹲着痛快!”

朱霖在一边捂着嘴偷笑:

“你不会学学他们,站在马桶上。”

夫妻两人躺在饭店席梦思的床上,翻来覆去始终睡不着,以前睡惯了硬床,黄镇干脆指着地面的地毯说:

“咱们还是打地铺吧。”

妻子朱琳嗔怪:

“这要让人看见像什么话?”

“起床再搬回床上嘛。”

早上起床后,黄镇出门迎面碰上姬鹏飞,问床好不好睡,姬鹏飞眼睛一瞪:

“好睡个鬼,我一夜都未曾合眼。”

对于这群将军夫人而言,最难适应的反倒是衣着上。

负责培训将军夫人的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老外交官胡济邦,胡济邦是中共地下党员,1935年曾出任国民政府驻苏联使馆的秘书,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派驻国外的女外交官。

图|胡济邦

对这些将军夫人,胡济邦教的很仔细,特别是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不过这些将军夫人们大多数都是从战争年代走来的,衣着上习惯了过去的打扮,完全不能适应。

一次检查衣着,胡济邦曾指着一位将军夫人穿的旗袍摇头:

“不行,不行,你的内裤太长,都露在旗袍开衩外面了,内裤可不能露出来。”

朱霖那次为了应对检查,还特意打扮了一番,穿了一件带小花的连衣裙,临出门之前还特意将里面穿的汗背心往外拉了拉,结果到了现场以后,胡济邦还是连连摇头:

“不行,不行,背心不能露在胸前,这样人家会认为不礼貌。”

胡济邦要求各位夫人,不要保留以前在解放区时的发型,要学会烫发,化妆,出门时脸上擦点粉,抹口红。

对于这些将军夫人而言,这些要求无疑比登天海南。

朱霖听了批评,顿时有些灰心丧气,她呆坐在椅子上,嘴里嘟囔了一句:

“我干不了,最好选能干的去吧!我不想做这样的工作!”

有意思的是,后来在宴会大厅学习吃饭的外交礼仪,黄镇手拿着刀叉,盘子里的鸡四处游动,拿叉子根本叉不住,气得黄镇直接拿刀切了一块就往嘴里送,事后他拉着妻子朱霖问:

“你吃饱了吗?”

朱霖没好气的回答:

“再给我来20个胡萝卜饺子我也能吞下去。”

吃完了饭,一旁的服务人员端上来一盆水,朱霖拎着就要往杯子里倒,一旁的胡济邦赶紧上前拦住:

“这是吃完水果以后洗手的水,可不能喝下去。”

应该说蔡树藩对朱霖说的那番话,不能算对,也不能算错。大使夫人本质上也是属于外交官的一种,偶尔有些时候能发挥重要作用。

毛主席就曾说过:

“大使夫人也是外交官,要发挥作用。”

参加培训了几天,将军夫人们一个个身心俱疲,在这关键时候,邓颖超主动站出来现身说法。

“一天有人打电话找“周太太”,我一时未转过弯来,就回答说没有周太太。等放下电话,才突然明白过来,原来是指自己。”

图|1950年夏,黄镇大使和夫人朱霖出使匈牙利,在火车站受到热烈欢迎

邓颖超过去就从事过统战工作,经常出席各种公开场合,而且话很幽默,在场的将军夫人无不莞尔。

“外交战线是个特殊的战线,大使、参赞无论男女都是外交官,都是代表国家,“夫人”也是一种工作,它能发挥重要作用,夫人协助大使开展活动,同驻在国政府官员的夫人和其他各国使馆的夫人建立友好联系,有时能起到丈夫不能起的作用。”

“不同于某些国家。他们的夫人只是外交官的太太,你们是新中国的外交官夫人,是去从事一项工作,不是出国专做外交官的家属。根据各自的情况,都要在使馆内部分配一份工作,有的分配有外交头衔即有外交官身份的工作,如参赞、秘书、领事等职务;有的虽然没分配有外交头衔的工作,但对内也分配相当的职务,在使馆内部都有各自的工作岗位。”

邓颖超的话鞭辟入里,也让在场的将军夫人无不叹服。

不仅如此,邓颖超很关心这些外交官夫人们的情况,除了对他们进行重点培养外,还着重关心她们生活上,为她们在国外开展工作提供各种便利条件。

也正是在邓颖超的帮助下,我们新中国的外交官夫人在外交场合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1950年7月,黄镇出任驻匈牙利大使,朱霖任二秘,主要负责行政工作。

新中国成立,驻外大使的住处条件很简陋,就连工作人员也很少,当时驻匈牙利大使馆连黄镇夫妇在内就只有七人,尽管同为二等秘书,可另外一位二秘郭瑾是有对外身份的,于是朱霖就商量,对内工作她负责,郭瑾负责对外,上级也表示了同意。

不要看对内工作简单,但身处异国他乡,这件事情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办的。

图|1974年美国参议院两党领袖斯科特(共和国)和夫人、曼斯菲尔德(民主党)与黄镇夫妇合影

黄镇那时带着国书,去拜访了匈牙利总书记拉科西,而朱霖也带着全国妇联开的介绍信,去匈牙利妇联去展开外交工作,并拜会了匈牙利国会主席罗奈伊夫人、拉科西夫人、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的夫人等。

因为是第一次出国,朱霖紧张之余不免仍然有些不适应。

朱霖实在不习惯出席外事活动的装扮,比如穿高跟鞋,穿了没几天,脚上就起了厚厚的茧子,每次走路都是钻心的疼,因为不习惯烫发,索性直接扎了两条辫子,盘在头顶上。

有意思的是,第一年做年终鉴定,尽管各方面对朱霖评价都不错,但还是有批评的声音说她:

“个人英雄主义厉害。”

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朱霖在建馆初期,曾不顾形象拖了鞋袜挖地,引得住在周围的匈牙利老百姓纷纷驻足观看,后来大使馆整修完毕后,朱霖还发动大伙延续在部队时的习惯(大使馆工作人员多数都是部队出身)出操。

尽管匈牙利方面并没有有什么表示,但毕竟如此实在有违一个外交官的形象。

朱霖受到批评后,开始注重这方面的工作。

1952年冬,宋庆龄代表中国参加世界和平大会,途经布达佩斯时,受到了匈牙利的热烈欢迎,当时宋庆龄还特意点名朱霖给她当翻译。

那时朱霖的匈牙利语已经讲的相当地道,但她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及此事却始终很谦逊。

1953年国庆节,驻匈牙利大使馆开国庆节招待会,时任匈牙利总书记的拉科西还拉着朱霖的手绕场一周,并盛情夸赞她:

“你看,中国大使夫人学我们的匈牙利文,说得多么好啊!我们的国家这么小,他们的国家那么大,他们还学我们的语言,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啊!”

黄镇将军后来又陆续出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驻法国大使、驻美联络处主任。每次走出国门,朱霖都要随同前往,协助丈夫开展外交工作,而她展示的是新时期中国妇女的形象,也得到了许多国家的尊重和赞叹。

1977年12月,黄镇回国后历任宣传部第一副部长、文化部部长,朱霖随同回国,但没有离开外交部,而是出任了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部纪委副书记。

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工作也是一片空白,全靠这些将军大使,一点一点打开局面。

也正因为如此,危险是无处不在的。

1954年,黄镇出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当时印尼的局势很不安稳,使馆经常要面对一些特殊情况,并提防特务和提防动乱。

图|1988年,黄镇朱霖夫妇在涉县王堡村看望老房东

亚非会议期间,蒋匪特务一手炮制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企图阻止中国出席亚非会议,当时周总理躲过这次爆炸后,不顾危险,决定亲赴印尼参会,黄镇为保护周总理安全,一下飞机便让妻子朱霖坐在头车里,明显是要让妻子作周总理的替身。

夫妻成婚多年,有些事情根本不需要明说,朱霖心领神会,直接钻进头车里,并嘱咐在车头挂上国旗。

黄镇夫妇就是这样,一路把周总理护送至使馆。

也正因为有这样一批身经百战的老一辈儿外交家,中国才有了如今朋友遍天下的格局。

除了1961年4月到1964年3月,黄镇出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朱霖在国内外,自新中国成立到1982年离休,朱霖的工作生涯一多半都是在国外,难免对家庭照顾不到。

之前我们提到过,黄镇将军与夫人朱霖育有七个子女,因他们夫妇常年在国外,子女只能在国内生活,有时连父母的面也见不到。偶然一次回家探望,家里的几个孩子都以为来了生客,纷纷逃开。

黄镇出任驻印尼大使期间,家里两个孩子摔断了胳膊,因父母不在身边,无人照料,其中一个孩子断臂后连续做了两次手术都没好,一直到拖了几年才接上。

大女儿结婚时,黄镇夫妇都不在国内,连一床被子也没有准备,大女儿一个人穿着一身蓝布衣、解放鞋,自己一个人去了外地结婚

……

值得一提的是朱霖的父母亲,因女儿女婿常年在国外,无法照料二老,两位老人一直在老家待到去世。

朱霖的父亲晚年病重,写信给女儿:

“最近病的很厉害,嘴里没有味儿,吃不下东西,希望能寄二两红糖、一两茶叶……”

这封信,是朱霖后来回国以后才看到的,那时她的父亲已经去世。

1982年,朱霖不顾外交部的挽留选择离休,已经年过七旬的她忍不住感慨:

“那么多年来,我对黄镇,对孩子们亏欠太多,我要做好家庭政治协理员,在晚年好好弥补对他们的亏欠。”

1985年,外交学院举行建院30周年庆祝会,当时学院领导请朱霖给学生们介绍驻外使馆的工作情况,后来光是录音便整理出了十多万字。当时有出版社要出版这本书,朱霖为慎重,先是请示了上级得到批准以后,又自己查阅资料进行充实整理,写成了《大使夫人回忆录》一书。

《大使夫人回忆录》填补了很多方面的空白,在国内外的回忆录中属于少见的。

朱霖后来还曾对女婿刘海风提起:

“吉林有个人写信给我,说真没想到外交工作和他原来想的完全不同,”

黄镇夫妇退出领导岗位后,过上了安宁的生活,他们两人还几次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以及当年战斗过的地方,缅怀当年的岁月。

1989年12月10日,黄镇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朱霖与丈夫结婚50多年,始终情深义重,黄镇的去世给朱霖带来非常大的打击,但她仍然以极大的毅力,组织编写了《将军·外交家·艺术家——黄镇纪念文集》、文学传记《将军不辱使命》、《黄镇文集》、《黄镇传》等有关丈夫的书籍,合计261万字之多。

图|大使夫人回忆录

2000年5月,80多岁高龄的朱霖动了搬家的念头。

朱霖原来住的房子是组织上分配的小羊宜宾胡同20号院,这个院子以前是外国使馆的参赞机构,有400多平,一栋二层小楼。本来她是可以一直住在这里。

一听说老人要搬家,所有人都劝:

“你不一样,不用搬家。”

黄镇是中顾委委员,按理应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遗孀的待遇自然也要提升,更何况朱霖本来也就是外交部老人。

可朱霖不愿意,几次打报告要求外交部重新分配给她房屋。

到2000年,外交部重新分了两套120平的房子给朱霖,虽然依然不小,但对比以前来讲就小得多,但朱霖心里却松了一口气。

老人晚年过的很安详,也很长寿。

2021年4月12日,朱霖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1岁,按照她生前的遗愿,她的骨灰和丈夫一起葬在了涉县将军岭。

这是她和丈夫认识的地方,也是她参加革命开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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