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5月，叶剑英元帅突然让秘书给宋时轮打电话，要求他立即来见自己。然而，秘书很快回来报告说电话是通了，但接电话的是宋时轮的秘书，宋本人不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叶剑英轻轻皱了皱眉头，仿佛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他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道：“这个宋时轮，真是指挥不动他了。”

叶剑英此时的感慨，背后隐藏着更深的背景和复杂的关系。那么，叶剑英为什么要见宋时轮？而宋时轮又为何选择不见呢？

这要从宋时轮主持编写叶剑英传记的工作说起。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朱德、彭德怀、叶剑英等被授予元帅军衔，成为了中国革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为了缅怀这些历史人物，为了让后人更好地了解和传承历史，一项意义非凡的计划诞生了——为元帅们撰写传记。其中，叶剑英元帅的传记编写任务交给了军事科学院负责，而当时的军事科学院院长正是宋时轮。

宋时轮与叶剑英有着深厚的渊源。早在1946年，国共双方签署停战协议时，宋时轮作为中共方面的执行处处长，协助叶剑英进行谈判工作。随后，在1957年军事科学院初创之时，宋时轮再次担任叶剑英的副手，辅佐他长达十五年。这期间，他们共历风雨，见证了无数历史的转折与辉煌。尤其是在六七十年代的政治风暴中，宋时轮作为叶剑英的老部下，经常顶住压力，为叶剑英出谋划策，共同应对困境。

在主持编写叶剑英传记的过程中，宋时轮对传记组的唯一要求就是“求真务实”。他要求所有资料必须真实可靠，绝不能夸大其词。宋时轮还亲自参与了多次讨论会，将自己与叶剑英接触的点滴感受以及他的革命经历和生活情况详细介绍给大家，力求为编写工作提供最真实、最生动的素材。

然而，叶剑英本人对传记组的采访并不热衷。他性格内敛，不愿过多宣扬个人功绩，因此一开始拒绝了采访。传记组经过多次努力，最终叶剑英才勉强同意了采访，但他的医生和警卫出于健康考虑表示反对。当时的叶剑英已是80多岁的高龄，身体状况欠佳。传记组经过反复沟通，最终约定将每次采访控制在一小时以内，以减轻对叶剑英身体的负担。最终，他们前后共采访了叶剑英56次。

这些采访不仅收集了丰富的素材，也让传记组与叶剑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有一次，他们在叶剑英家中包饺子，医生严格控制叶剑英的饮食，而他却调皮地说：“哎呀，我还想吃……”这一幕至今让人难忘。

在传记编写过程中，最具争议的一个问题是“草地电报”之争。1935年，毛泽东主张北上，而张国焘则提出南下，双方争论不断。最终，张国焘勉强同意北上。然而，在行军途中，张国焘突然改变主意，发出密电要求南下，这份密电恰巧落入了叶剑英手中。叶剑英意识到事情重大，立即将密电交给毛泽东。毛泽东迅速决定撤离驻地，避开了张国焘可能的武力威胁。

然而，关于这份密电的真实性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质疑，这封电报的原文已经找不到了，是否真实仍有待考证。宋时轮和传记组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们走访了多位知情人士，并查阅了大量资料，最终确认了“草地电报”的存在。这一事件也因此被完整地记录在《叶剑英传》之中。

当传记组的工作接近尾声时，叶剑英认为传记还缺少些什么，他希望宋时轮为这本书撰写序言。然而，宋时轮却坚决拒绝了这个提议。他认为自己不够资格为叶剑英写序，毕竟叶剑英是开国元帅，自己在他手下工作多年，虽然学到了很多，但论资历和威望，他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宋时轮态度坚决，表示写序言是“力所不及”的事情。

尽管如此，叶剑英依旧坚持，给了宋时轮三天的时间考虑。然而，没过两天，叶剑英再次让秘书打电话叫宋时轮来见自己，但结果是宋时轮“出去了”。叶剑英无奈地叹道：“这个宋时轮，真是指挥不动他了。”叶剑英知道，宋时轮这是在逃避，他也就不再勉强。

最终，虽然宋时轮没有为叶剑英的传记写序，但他还是为传记写了一篇后记，简要概括了叶剑英的革命生涯和功绩，表达了对这位元帅的敬仰和感激之情。

宋时轮的谦逊和敬业精神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更是一位具有人格魅力和高度责任感的历史学者。在“草地电报”事件的调查中，宋时轮展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敏锐的洞察力。他不畏艰难，坚守真相，为历史的真实性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不仅揭示了叶剑英的英雄事迹，也为后人树立了治学的典范。

宋时轮在面对质疑时，始终保持冷静和理智。他深知，历史的价值在于真实与客观，而非个人的偏见与臆断。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真正的历史学者应有的态度和风范。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集智勇、担当、严谨于一身的杰出将领和革命者的品质与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