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的台北，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阴霾之中。2月5日，碧潭刑场，一声枪响，划破了清晨的宁静，也带走了一位抗日名将的生命，他就是李玉堂。

消息传来，方先觉等第十军旧部无不震惊悲痛，他们无法相信，那位曾经在抗日战场上叱咤风云、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老军长，竟会落得如此结局。

时间回溯到抗日战争时期，李玉堂和他的第十军，就是一座令日军胆寒的钢铁长城。第十军组建于1939年，李玉堂担任首任军长，他治军严谨，赏罚分明，将第十军打造成了一支能攻善守的铁军，尤其擅长防御作战，被誉为“泰山军”。

在三次长沙会战中，第十军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第十军更是战功卓著，杀敌最多，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然而，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李玉堂和他的第十军，却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血战。日军来势汹汹，一度攻占长沙城，李玉堂率领第十军浴血奋战，殊死抵抗，最终虽将日军击退，但自身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战后，无论是重庆军委会还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都对外宣称取得了第二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然而，老蒋对此却并不满意，因为长沙一度被日军占领，这对于一向注重“面子”的他来说，无疑是难以接受的。

更令老蒋不满的，是参与第二次长沙会战的部队损失惨重，尤其是王耀武的七十四军和李玉堂的第十军，这两支主力部队都遭到了重创，元气大伤。王耀武在战斗中险些丧命，而李玉堂也身陷重围，九死一生。

这场胜利，在老蒋看来，更像是一场惨胜，它不仅暴露了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和战术素养上的差距，也让老蒋对李玉堂等将领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在军事检讨会上，薛岳为推卸责任，将李玉堂、方先觉、廖龄奇等人推出来顶罪。廖龄奇不幸成为替罪羊，被老蒋亲自下令枪决，而李玉堂和方先觉则分别被撤职留任和记过处分。

廖龄奇之死，很大程度上成全了张灵甫，之后张灵甫升任第58师师长，相当于提前晋升了，否则张灵甫在副师长的位置上还要多呆一段时间。

虽然逃过一劫，但李玉堂心中愤懑难平。他深知，第二次长沙会战失利并非完全是他的责任，战况之惨烈，敌人之凶悍，远非外人所能想象。

然而，军令如山，不容辩解。李玉堂只能默默承受着这份不公，继续率领第十军，为保家卫国而战。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为配合其南下战略，再次集结重兵，企图一举拿下长沙，进而占领整个华南地区。

第三次长沙会战揭开了帷幕。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薛岳再次想到了第十军，这支屡次重创日军的“泰山军”，是他心目中守卫长沙的最佳选择。

然而，当薛岳找到李玉堂，希望他能率领第十军再次担负起守卫长沙的重任时，却遭到了李玉堂的拒绝。

李玉堂心中有气，他无法忘记在第二次长沙会战后所遭受的不公待遇，更无法原谅薛岳在军事检讨会上将他推出去顶罪的行为。

薛岳深知李玉堂的脾气，也明白他心中的委屈，但事关长沙安危，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将此事汇报给了老蒋。

老蒋得知此事后，亲自给李玉堂打去电话。电话中，老蒋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简单地叮嘱了几句，让李玉堂务必守住长沙，然后便挂断了电话。

老蒋都亲自发话了，李玉堂自然无法拒绝。

放下电话，李玉堂深吸一口气，他知道，自己和第十军，又要再次踏上战场了。

1942年1月1日，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长沙城发起了猛烈进攻。

李玉堂早已料到日军的进攻，他沉着冷静，指挥第十军官兵顽强抵抗，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

第十军官兵在李玉堂的带领下，浴血奋战，寸土必争，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也给予了日军极大地杀伤。

激战至1月4日，薛岳调集的各路反攻部队陆续抵达预定位置，将攻城的日军反包围。

1月5日，日军出现总溃退现象。最终，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大获全胜。日军溃退后，薛岳一改往日与李玉堂不和的态度，展现出难得的仗义，他体恤第十军在守城过程中伤亡惨重，特意免除了他们的追击任务，让他们得以休整。李玉堂对此也心生感慨，说薛岳这次“为第十军留了些种子”。

战后，满目疮痍的战场上，日军尸体堆积如山，触目惊心。前来视察的重庆军委会高参，目睹此景，也不禁发出感慨：“自抗战以来，这是我在战场中，第一次见打死这么多鬼子。” 这场胜利，不仅是大捷，更是提振了中国军队的士气，也让第十军“泰山军”的威名更加响亮。

李玉堂也因功升任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而预10师师长方先觉，在此战中率部英勇杀敌，更是立下赫赫战功，被提升为军长。

然而，命运弄人，仅仅两年后，方先觉和他的第十军，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1944年6月，衡阳保卫战爆发，十余万日军将衡阳城团团包围，方先觉率领一万七千余守军，孤军奋战，誓死抵抗。

衡阳城内，弹尽粮绝，守军伤亡惨重，但他们依然在方先觉的带领下，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用血肉之躯，守卫着这座英雄的城市。

然而，命运弄人，仅仅两年后，方先觉和他的第十军，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1944年6月，衡阳保卫战爆发，十余万日军将衡阳城团团包围，方先觉率领一万七千余守军，孤军奋战，誓死抵抗。

衡阳城内，弹尽粮绝，守军伤亡惨重，但他们依然在方先觉的带领下，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用血肉之躯，守卫着这座英雄的城市。

老蒋也深知衡阳的重要性，先后调集二十多万大军驰援，试图解救被困的第十军。但日军早已在衡阳外围布下防线，援军尽管拼死突击，却始终无法攻破日军防线，衡阳城依然处于日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在坚守47天后，衡阳城最终于8月8日沦陷，方先觉和四个师长，率残部向日军投降。

消息传出，举国震惊。第十军“泰山军”的番号，也随着衡阳的沦陷，而成为了历史。

方先觉在逃回重庆后，虽然受到了老蒋的表面安抚，但却从此再未受到重用。

对于方先觉的评价，后世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他在衡阳保卫战中，率领弹尽粮绝的守军，顽强抵抗日军47天，杀伤日军甚多，是抗战史上当之无愧的英雄。

但也有人指责他在最后关头，选择了率部投降，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背叛。

或许，正如学者所评价的那样：方先觉是一位集英雄与降将于一身的复杂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也留给后人无尽的思考和喟叹。

1945年初，李玉堂接替杨森出任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抗战胜利后改任改任第十绥靖区司令官，该绥靖区所辖部队实际是由各路杂牌军拼凑而成，战斗力堪忧，与当初威名赫赫的“泰山军”不可同日而语。

1948年7月，充州战役打响了。李玉堂硬着头皮指挥着这支散沙一般的部队抵抗，然而在解放军排山倒海的攻势面前，一切抵抗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整编十二师师长霍守义被俘的消息传来，如同一道晴天霹雳，彻底击垮了李玉堂最后的心理防线。

败局已定，再坚守下去也只是无谓的牺牲。李玉堂心灰意冷，他脱下了将官的戎装，换上了普通百姓的粗布衣裳，混杂在逃难的人群中，仓皇逃离了充州城。解放军战士的盘查近在咫尺，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然而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却成了最好的掩护。就这样，李玉堂奇迹般地躲过了盘查。

逃出充州城的李玉堂躲进了一个偏僻的村庄，在一个保长家中暂时安顿下来。他想起了不久前老蒋召见他时那不容置疑的语气：“宁失济南，不丢兖州。”

李玉堂也想起了自己当时立下的军令状：“兖州城是铁打的，守一个月不成问题。”如今兖州失守，他成了老蒋眼中的罪臣，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他不敢去想，也无力去想。

得知兖州丢失后，老蒋大发雷霆，同时也对李玉堂的表现非常不满意，下令对他永不叙用。

被老蒋撤职后，李玉堂赋闲在家，心中充满了苦闷和无奈。一年多后，在薛岳的推荐下，李玉堂才得以重返军界，担任海南蒋军的第一路司令官兼32军军长，负责海南岛的防御工作。后来，薛岳出任海南防卫总司令，李玉堂又兼任了副总司令。

1950年初，李玉堂的妻子陈伯兰和大舅哥陈石清从遥远的香港来到了海南，这本该是家人团聚的喜悦时刻，然而陈石清的另一个身份却让这次会面充满了未知的变数——他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肩负着策反李玉堂的特殊使命。

面对亲人的来访和地下党的期盼，李玉堂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他早已厌倦了内战的纷争，也不愿再为老蒋卖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和解放全中国的理念也让他看到了民族的希望。然而，现实的困境却让他犹豫不决。他孤身一人来到海南，对32军的掌控有限，而且他从未与共产党接触过，这让他对起义的前景充满了担忧。

陈伯兰和陈石清深知李玉堂的顾虑，他们耐心地劝说，分析形势，鼓励他勇敢地迈出这一步。在亲人的感召和民族大义的面前，李玉堂终于下定决心，他提起笔，颤抖地写下了那封寄托着他未来命运的亲笔信，并托人设法渡海送往广东，交到解放军首长手中。

解放军首长很快回信，信中肯定了李玉堂的爱国之心，并承诺起义后将委任他为海南岛军政委员会副主任。这封信无疑是一剂强心针，让李玉堂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然而，造化弄人，就在这关键时刻，海南的局势却发生了巨变。

国民党集团已经预感到了末日的来临，他们加强了对海南的封锁，所有船只都受到严密的监视，人员和信息的进出都变得异常困难。李玉堂的回信只能绕道香港，再辗转送回海南，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被耽搁了下去。而就在这封信还在路上的时候，解放军已经发起了海南岛登陆战，隆隆的炮声宣告着海南的解放指日可待。

看着窗外越来越近的解放军舰队，李玉堂心急如焚。他多么希望能够率领32军起义，为海南的解放贡献一份力量，然而一切都太迟了。薛岳已经下令32军撤往台湾，而那些师长、团长们也各怀鬼胎，根本不听他的指挥，纷纷开始了撤离的准备。

李玉堂明白，自己已经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起义已经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希望破灭，无奈地跟随着薛岳等人登上了前往台湾的船只，消失在茫茫的海天之间。

1950年的台湾，弥漫着一股草木皆兵的紧张气氛。从海南败退的蒋军，如同惊弓之鸟，一踏上台湾的土地，就被打散重组，试图抹去他们在战场上的耻辱记忆。李玉堂的副官魏天民，也被编入了军官队。

魏天民，这个看似普通的名字，却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李刚。早在上海解放时，他就展现出过人的胆识和组织能力，成功策反了一个连的蒋军士兵，而那个连的连长毕荣甫，则在后来偷偷逃往海南，加入了李玉堂的32军。命运的齿轮，就这样悄然转动，将这几个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李刚接到新的任务，化名魏天民，以副官的身份潜伏在李玉堂身边，充当着起义的联络员。然而，天意弄人，在军官队重新编组时，他竟然与当年自己策反的连长毕荣甫分到了一组。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毕荣甫一眼就认出了李刚，他压抑着内心的恐惧和仇恨，找准时机向上级告密。

消息传到李玉堂耳中，犹如晴天霹雳。他知道，事情败露，后果不堪设想。他心急如焚，立刻给远在高雄的陈石清写了一封信，让他尽快离开台湾，以免遭到不测。然而，一切都太迟了。李刚在被捕的当天就招认了自己的身份，特务们迅速行动，将李玉堂的住所团团包围，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下。那封寄给陈石清的信，也落入了特务手中，成了指控他们“通共”的铁证。

不久之后，李玉堂夫妇和陈石清相继被捕，昔日功勋卓著的抗日名将，如今却成了阶下囚，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残酷的审判。更令人唏嘘的是，负责主审李玉堂的，竟然是他的老上司——钱大钧。当年北伐时期，李玉堂曾在钱大钧的第三师担任过团长、旅长，两人关系密切。如今，却要在法庭上兵戎相见，这命运的捉弄，令人感叹不已。

阴云笼罩，压抑着整个台湾岛。钱大钧心事重重地走进了审讯室，看着昔日的老部下如今沦为阶下囚，他心中五味杂陈。他知道老蒋的心狠手辣，更明白“通共”的罪名意味着什么，他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保住李玉堂的性命。

“伯兰和石清兄妹才是主谋，你只是受了他们的蒙蔽。”钱大钧试图为李玉堂开脱，将所有罪责都推到已经被捕的陈氏兄妹身上。

然而，李玉堂却毅然拒绝了这条生路。他深知钱大钧的良苦用心，更不愿让妻子和大舅哥独自承担罪责。“要追究，由我一人承担，不要牵连他人！”他语气坚定，掷地有声。

钱大钧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你真是糊涂啊！”

钱大钧硬着头皮将审判结果上报给老蒋，为了保全李玉堂，他只判了七年有期徒刑。然而，老蒋看到这个结果后勃然大怒，当即驳回了判决，要求“从重量刑”。钱大钧无奈，只得再次上报，将刑期改为十五年。然而，这依然无法平息老蒋的怒火，他已经对李玉堂动了杀心。

钱大钧心知肚明，继续纠缠下去只会适得其反。他以身体不适为由，不再参与此案的审理，试图以此来保护李玉堂。然而，他的退出并没有改变李玉堂的命运，丧心病狂的军法官为了迎合老蒋，最终还是判处了李玉堂死刑。

1951年2月5日，李玉堂、陈伯兰、陈石清三人被秘密押往刑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李玉堂留下了他最后的遗言：“我一生为国，如此下场，心有不甘耳。”

而那个出卖了李玉堂的叛徒李刚，最终也没有逃脱命运的审判。在李玉堂等人被杀害的同一天，他也被秘密处决，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1983年7月20日，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李玉堂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