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 铭 魁·文
胞兄高志航于1937年抗日战争中为国牺牲，至今已经50年了。我曾和他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胞兄的所做所为时常在我头脑中浮现，令我难以忘却。
据我父亲讲，我们高家祖籍山东，明朝时逃荒到东北，在沈阳城郊以种地为生。清朝末期，我的一位姑奶奶和清朗的一位将军结了婚，我们高家便搬到了沈阳城内。我的祖父是一位红案厨师。我的父亲和两位叔叔年轻时在
“洋铁铺”学过手艺。我们高家没有借着那位姑奶奶的光，生活并不宽裕。父亲在成年后，为了寻求生活出路，只身一人跑到柳条边外的通化一带谋生。他在二道江帮六爷开过荒，在通化城里要过“洋铁活”乎艺。直到30多岁才结婚。
姥家姓李，住在苇沙河（现属集安县）。父亲婚后在高丽墓子村（现通化县大都岭乡繁荣村）定居下来。不久，大姐高铭兰出生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农历五月十四日，母亲生下了大哥高铭久（志航兄原名），接着，二舒高铭德、三哥高铭新相继出生。这六口之家的生活是困难的。这时，孀居在沈阳城的祖母去世了，父亲分得了一分不多的遗产，变卖后在三棵榆树村买了三间房子和几亩地。于是，家又搬到了三棵榆树村（今通化县三棵愉树乡)。
后来，家庭中又增加了我、五弟高铭礼、六弟高铭义，以及妹妹高铭梅。这十口之家的生活负担是很重的。
虽然自家有了几亩地，仍然是入不敷出，农闲时，父亲就以做洋铁活的收入来补助家庭生活。
父亲没有读过书，他决意叫子女们读书、学知识。尽管家庭生活那么困难，大哥七岁的时候，父亲还是把他送进了三棵榆树小学。
大哥从小就很懂事，在学校里品学兼优，教过他的张玉林老师，经常称赞大哥好学上进，有志向。到我们上学的时候，父亲经常以大哥为榜样来教育我们。大哥在放学后和星期天里，把我们组织起来帮老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冬天帮父亲上山割柴，春天种地帮父亲点种、踩格子，夏天铲地帮父亲间苗、拔草。
那时候，农村的生活是单调的。白天上学干活，晚上常听老人讲“古”（故事）。老人们也常谈论一些往事，听老人们讲，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沙俄派兵占领了中东铁路线的各大城市，又派兵四出，杀人放火，老百姓受尽了苦。刘单子率领忠义军经过三棵榆树去兴京府（新宾）攻打俄国兵，清朝政府和俄国人联合起来镇压忠义军。老人们还讲过“日俄战”，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在东北的权利，两国开了仗，战场却设在中国的土地上。辽东的百姓遭了殃，房屋被烧毁，耕牛被宰杀，老百姓被抓去背给养、出探，有的被无辜枪杀。听完后，哥哥和我们很生气，外国人为什么要来欺负中国人?
有一次，哥哥和我们路过村西头的高丽街时，看见很多朝鲜人在一个大屋子里聚会，后来又看到他们互相抱头大哭起来。他们哭什么?哥哥回来问父亲，父亲说这些朝鲜人的国家叫日本人占了，他们想念自己的家乡。
还有一次，村里来了一些日本人，把高丽街围住了，说是要抓独立党。有两个平时和父亲很要好的朝鲜人跑到了我们家，一个姓金，一个姓李。父亲急忙把他俩领进苞米仓子藏了起来。一会儿，日本人挨家搜查。到我们家先问父亲：“有没有朝鲜人跑过来?”父亲说没有。日本人又揪住我们小孩子的耳朵，吓唬我们，我们也学着父亲的样说没看见。这次，日本人抓了六个朝鲜人在村头活埋了。
哥哥十二岁那年小学毕业了。老师们都希望哥哥继续升学深造，哥哥看到家里生活困难，不愿给父亲增加负担，一直没在父亲面前提升学的事。父亲却主动让哥哥去奉天城考中学。
哥哥考入了奉天城指南中学。开学的时候，哥哥自己背着行李由三棵榆树步行去奉天城。从家乡到奉天城有400多里的路程，需要步行好几天。那时候，这条路很不好走，道两旁人家少，树木多，林子里还有野兽。妈妈不放心，哥哥总是笑着说：“放心吧，妈妈，没有事，什么野兽都怕人。”从此后，哥哥在每一个寒暑假里都是这样徒步往返。每次假期回来，家里的活他抢在我们前头干。
有一次，哥哥领我们铲地，邻家的姑娘和哥哥开玩笑：“奉天城的洋学生还能铲地?”姑娘走后，哥哥叫我们铲地头，他铲中间，不让别人看见说东道西的。
哥哥读中学的时候，生活很简朴，从不写信何家要钱。每学期从家里只带数量很少的零用钱，放假回来时，总是剩几个拿回来。妈妈常说：“该用的你就用吧。”
哥哥笑说：“不该用的我就不用。”
1924年，17岁的哥哥在中法中学（由指南中学转入中法中学）毕业了。他直接报考了东北陆军军官教育班。回家时，他向父母说明报考军校的原因。一是因为军校完全官费，可以减轻家庭负担；二是学军事将来当兵，可以把欺负中国人的外国侵略者赶出中国去。通情达理的父母很赞成哥哥的选择。
到军校后，哥哥又主动要求到法国学习航空。被批准后，在法国学了两年航空技术。留学期间，他经常给父母写信，以免老人挂念。从法国回来的时候，给父亲买了洋烟斗、烟包，还给弟弟妹妹买了法国糖果。
回国后，他先在东北空军飞鹰支队当少射飞行员，后来被提升为少校，任飞鹰支队队长。
这时候，哥哥的薪金逐渐高了，可是他个人的生活仍然是那样节俭、朴素。他不抽烟，不乱花钱。每月的薪金除留下自己正常的生活所用外，全部寄到家里，用以补贴家庭生活和供给弟弟妹妹上学读书。不久，他把大姐、二哥、三哥和我，都接到沈阳读中学、读大学。
大约是在他回国的第二年，他结婚了，大嫂叫邵文贞，家住通化城南门里。大哥把家安在通化市，婚后他又回部队去了。后来，大嫂因病去世，埋葬在三棵榆树村。
在他升任少校支队长时，有一次探家，空军要派两个警卫人员跟随他，他不同意，只身一人回家。谁知，军方又给地方打电话，要地方警察保护他的安全，他把警察打发走了，他不愿在家乡父老面前显威风、摆阔气。
他驻满洲里的时候，结识了俄籍嘎拉尔女士，后来两人结了婚。“九·一八”前，日本增兵东北，关东军、守备队大搞军事演习，制造事端，形势紧张。哥哥一直住在军营里，待命出击。
9月18日晚，沈阳城响起了枪声。第二天一早，哥哥回到家里（这时，父母已搬到沈阳）。听他说，日本人以“柳条湖事件”为借口，向沈阳城发动了进攻。他和战友们去请战，上级命令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哥哥很气愤，他说要上北平找少帅请战去。父母很支持他。为了家人的安全，他请求父母带领弟弟妹妹搬回老家，并咐弟、妹们要照顾好老人。
他换了便衣，化装成厨师模样，三哥高铭新护送他到皇姑屯车站上了车。不久父亲领我们搬回了三棵榆树。
1932年春天，辽宁军民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自发组织起“辽宁民众自卫军”。那时我才十几岁，受了大哥抗日救国的影响，我也参加了自卫军，转战在通化、新宾一带。后来，自卫军失败了，我又回到家里。
大哥进关后很久没有音信，大约是在1934年前后才知道了哥哥的消息。他还托人给父亲捎来一瓶汾酒。我们知道了大哥在上海时将名字改为高志航《关于高志航改名字的时间说法不一，有的资料说他是在法国留学前改的——
编者）。这个名字，既表达了他献身航空事业的志愿，又是他的字——子恒的谐音。大哥入关后，曾受到种种冷遇排挤，但终因他航空方面的高超技术和爱国忠心被起用，任命为空示第二大队队长。那瓶汾酒，是他在山西进行航
空表演时，阎锡山亲自奖给他的。远道捎给父亲以表孝心。
后来他又托人捎钱来，使全家离开了敌占区，辗转到了上海，一家人才又团聚在一起。
1935年，大哥被派往意大利考察空军驱逐技术和驱逐机性能。据说，当时一些飞机制造商闻讯赶来，用巨款行贿，企图兜售质量低劣的飞机，都被大哥拒绝了。
从意大利回来后，他被任命为空军教导团总队总队附。总队驻在南昌，家属也搬到了南昌。大哥的官职虽然较高，生活上仍然那样朴素，作风正派。一些年轻军官花天酒地，拉帮结派，他从不参加。
他爱好摄影和打猎。假日里，他身背相机、猎枪，和家人一起去摄影、打猎。他不但空靶打得好，地靶也很准，每次出猎，都有收获。到家里把野味烹制好后，请些东北籍的官兵共同品尝。席间，还把我介绍给各位来宾。他指着我风趣地向大家说：“这是真正的抗日英雄，他和日本人打过仗。”因为我参加过辽宁民众自卫军，他让我介绍东北的抗日斗争和日寇在东北的罪行，用以激励大家抗日杀敌的斗志。一些东北籍的官兵默默地流下了眼泪，纷纷表示，一定要早日打回老家去。
当时，我们住在南昌市宝灵学校附近。父亲是庄稼人出身，有早起习惯，每天早展都到赣江边散步。大哥看到父亲年龄大了，走路时腿脚不太灵活，怕在江边上有闪失，只要他在家，每早都陪父亲在江边转。经常买些鲜鱼提回家做给父亲吃。每次吃饭时，他等父亲坐下后，自己再入坐，父亲动筷时，他才开始吃饭。过年过节和父母生日时，会餐前他都要说几句向老人祝贺的话，他带头向父母鞠躬，表达儿女的孝心。
大哥对家庭中的每位成员都很关心。1936的仲秋节前，我因病住在南昌医院。他因公去南京，临行前特意到医院看我，安慰我好好养病。他还说，仲秋节时他要回来接我回家过节。仲秋节那天南昌下大雨，我以为大哥不会回来了，忽然听到空中有隆隆的飞机声，我想可能是大哥回来了。果然，大哥开车来到医院，把我接回家，全家老少快活地过了一个团圆节。
“双十二”前，有一次他从南京回来，说看到了少帅张学良，二人互相倾诉了失去家乡的痛苦，少帅对大哥说，不怕冷遇，不怕排挤，要忍耐，要准备力量。总有一天，你从天上，我从地下，咱们一起打回老家去。
当时，国民党空军中，上层军官中派系很多，什么江浙系、华北系、东北系，又是什么兰衣社、CC派……有人拉大哥加入他们的派系，成为他们的“自己人”，大哥任何派系都不参加。他常说，做为一名军官，应该团结广大士兵，消灭敌人，保卫国土。特别是东北籍的官兵，处处受冷遇被排挤。他常劝大家：“我们要忍辱负重，早日消灭日寇，打回老家去。”
据说，在“双十二”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何应钦为了施展他的阴谋，派大哥和黄光汉等人驾机携带炸弹去轰炸西安。大哥想，如果真去轰炸西安，事态是严重的，只能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而不利于中华民族。自己也将成为民族的罪人。无奈军令难违，大哥到西安郊区把炸弹投在了羊群里。这件事成了某些军官讥讽大哥的“把柄”。
1937年“八·一四”空战，大哥和他的第四大队打得很出色，以六比零的胜利首战告捷，大振了国威。听同事们讲，大哥打掉了两架敌机，他自己只承认打掉了一架，说那一架是别人打的，用以鼓舞士气。
“八·一五”空战中，大哥右臂负了伤，乘火车由汉口去庐山券伤。群众知道了消息，自动聚集到沿途欢呼送行。车站站长和铁路员工们献旗、献物，表示对英雄的敬仰。他的伤还没有痊愈，又被调往南京，任命为空军驱逐
司令兼第四大队大队长。11月，大哥被派往兰州接受苏联援华的一批飞机。大哥在东北军时曾驻防满州里，会俄语，能直接和苏联军官
对话。苏方在介绍这批飞机构造时说，苏联飞机是按苏联人个子比较高的特点设计的，中国人比较矮，需要一段熟练时间。大哥说：“我可以试飞一下吗?”苏联人说：“当然可以，要注意操纵。”大哥驾机起飞后，在空中做
了特技表演，惊呆了在场的苏联人，还没等飞机落稳，就喊着“乌拉”跑过来和大哥拥抱。他的飞行技术受到在场苏联空军官兵的称赞。
正当大哥率领苏制飞机从兰州飞往南京参战时，接到命令到周家口机场驻防待命。日军得到情报，派机对周家口机场进行轰炸，大哥不幸以身殉国。
大哥的追悼会是在汉口商务会太礼堂举行的。从机场到会场的路上，几万市民自动站在大路两旁，向大哥的遗体告别。会场里各界人士献的花圈和挽联摆放在灵棺周围。
我看到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献的花圈，缎带上写着：“高志航烈士千古!一—中共中央周恩来”。
按照大哥的遗愿和家属的心意，准备把遗体运到大后方的重庆临时安葬，等抗日战争胜利后，再起回家乡修建墓地。我和大哥属下的几位青年军官，乘坐“民贵号”货轮护送大哥的遗体去重庆。当船驶到宜昌时停了下来，因为长江上游水急滩险，逆流而上困难很多。又因日军加紧了侵略步伐，形势很紧张。不得不把烈士的遗体先安放在宜昌，待抗战胜利后另做安排。
宜昌市有一座法国教堂，我的父母和大哥都信奉天主教，又因大哥曾留学法国，所以我去找法国神甫请求帮助。法国神甫久闻志航兄的大名，同意将大哥的遗体安葬在教徒墓地里。
志航兄已经牺牲50年了。令人欣慰的是党和人民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志航兄为国家独立、为民族尊严所做的贡献，志航兄之英灵在九泉之下亦当有慰。
我已经70多岁了，我盼望着祖国的早日统一，我盼望着居住在海峡两岸的亲人们早日欢聚一堂，共同告慰志航兄等为国献身的英灵们。（王维爽、辛愚圣理）
内容来自《通化文史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