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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家的角度探究商业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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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1月份又是一个投资年会的高峰期，我昨天参加了中信证券2025资本市场年会。

年会主题很有意思，叫“站上起跑线”。

现场参会人数是近年最多的一次，到场有近千人，还有一半人是站着的，大家非常关心未来经济和股市的走向。

年会上多次提到了“创新”和“新质生产力”，这让我想起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得主的获奖理由是：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且影响经济繁荣的研究领域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正在进入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驱动时代，中国企业如何能像华为那样有强大的创新力？

这是我最近几年研究企业和投资中思考最多的问题，

02

我们首先来做一道选择题。

这里有两个创业者，在相同的行业、相同的学术背景，相近的年龄，但有着完全不同的特质，你会选择投资谁？

A创业者：疯狂的、孤僻的、非传统的(标新立异的)、不听话的、不好相处的、多疑的、冷漠的、自私的。

B创业者：年轻的、进取的、有想象力的、专注产品的、有持久力的、有好奇心的、自我驱动的。

我相信大部分朋友都会选择B创业者，对A创业者不屑一顾，这不就是一个流氓特质。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今年特朗普大选的舞台上就有这么一个人？

对，就是世界首富马斯克，还有大家熟悉的乔帮主乔布斯是不是也是这种特质？

所以，从国家大环境、企业小环境，我们都需要包容性，也就是制度包容性和人性包容性。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达龙·阿西莫格鲁写的《美国创新简史》，以及另外两位得主对于“制度和创新”中有这么几个研究：

第一、包容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各个参与方能够相对公平地获取和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鼓励广泛的社会成员参与政治，分享经济财富，能够促进真正的创新。也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这种制度的核心要素包括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有效可信的法律体系、私人产权保护等。

像在1775年，瓦特给自己发明的蒸汽机申请了专利后给父亲写信说，我终于获得了一项国会授予的财产权，希望这能给我带来巨大的利益，后来瓦特因为蒸汽机获得了大笔财富。国家最近也多次提到要管控“远洋捕捞”式的异地执法，防止大量异地用警、超额财产查封、抓捕与案件无关的公司从业人员，杜绝逐利性质的执法动机，这就是制度包容性。

第二种是攫取性制度。不同群体在获取机会上存在巨大的差异，统治精英同时垄断了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本，导致市场主体没有动力投资和创新，从而阻碍经济持续增长。像在中世纪的俄国，农奴的劳动成果绝大多数都被地主拿走了，社会上的人们哪还有创新的意愿？当然，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也补充到，这并不全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很多时候，是历史上一个不经意的事件，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制度取向。在14世纪，黑死病席卷欧洲，杀死了近一半的人口，在西欧无意触发了一组连锁反应。首先，因为人口减少，导致劳动力变得稀缺，一旦有了稀缺性，劳动力就有了话语权，农奴就开始要求领主减少税金。

领主也很清楚，假如不给农奴减少税金，他们可能就会逃去别的地方，要是农奴都走光了，谁来耕种自己的地，地也就荒废了。

最后，这一部分争取到更多权益和自由的农民，就有机会脱离土地，在城市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就有了更好的基础。

在中国古代也曾有过一个创新力很强的时代，中国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就在发生宋朝宋仁宗时期，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也是在宋仁宗时期。

我总结宋仁宗时期创新力强大的原因有三个：1、澶渊之盟签订后，宋辽之间保持了大约一百二十年的和平休战状态。2、宋朝重文轻武，文化教育得到了高度重视，朝廷大力兴办学校，鼓励私人办学，使得教育普及程度较高，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和探索热情高涨，为科技发明和文学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像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为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就奠定了基础。3、学术交流频繁：宋仁宗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学派的学者们交流频繁，学术思想活跃，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和创新。这种学术交流的氛围也有利于新思想、新观点的产生，推动了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像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就是在与其他学者的交流和讨论中逐渐形成的。

《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戴蒙德说：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一个起码的前提，就是要有闲着没事干的能人。

一来，有能人，才有创新的能力。二来，这个能人必须得足够闲，至少不能每天为了温饱忙碌，他才有闲心去琢磨创新。

03

这是从国家制度的宏观角度看创新，那从微观看，企业如何打造创新的环境和制度？

像任正非就多次提到过一位俄罗斯科学家，说这位科学家性格内向，不善于与人打交道，加入华为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看似无所事事，每天就是玩电脑游戏，同事们不太理解，但任正非很认可他。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到2008年，这个科学家就取得了重大突破，帮助华为打通了2G与3G之间的算法，为华为后续的无线基站技术奠定了基础，也为华为在5G技术的发展上积累了重要的技术经验。

同样，谷歌也允许员工将20%工作时间用于从事自己感兴趣的项目，这些项目可以与员工的日常工作内容没有直接关联，自由发挥创意，探索新的想法、技术或者产品方向。

当然，除了包容，还有资金上的支持，像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在去年5月就以个人名义出资30亿创立了非营利性的“何享健科学基金”。在2024年11月4日，科学基金就专门面向获得博士学位，并在中国高校、科研院所全职工作的青年科学家提供资助，每年评选总数不超过20人，资助金额为3年200万，支持职业生涯早期的青年科学家从事创新应用研究和交叉应用。

哈佛商学院终身教授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书中写到，每一个国家的发展经历四个阶段：1、生产要素驱动阶段：自然资源、土地；2、投资驱动阶段：资本；3、创新驱动阶段：数据、人工智能、半导体；

4、财富驱动阶段：财富管理

不管是国家制度、企业制度，还是人性上的包容，给与创新的土壤，都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当然，创新少不了花钱，所以还要从投资角度支持创新，股权财政就是支持创新的动力。

像孙正义在90年代投资了上千家互联网公司，绝大部分都消失了，但投资阿里巴巴的2000万美元，后来给孙正义最高带来了2000亿美元的收益。

这种千分之一的低胜率，1万倍高赔率的投资模式，也是股权支持创新的动力。

从宏观的制度包容性、微观的企业创新环境和人性包容，以及资本的扶持，这是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中国创新技术的启发。

目前在我的投资基金中，除了投资持续稳定增长的公司之外，还会投资类似孙正义千分之一低胜率、万倍高赔率的创新型企业，为新质生产力略添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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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罗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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