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12日，已经担任铁道部部长的滕代远终于下定决心回老家湖南省怀化市麻阳县一趟。

自从参加革命到后来参加革命，滕代远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倒不是因为他不想回家，而是实在是因为工作繁忙，他回不了家。

可这一次他必须回家一趟，因为他接到了在老家的儿子滕久翔的一封电报，电文中称：

“祖母去世了。”

滕代远少年时离家参加革命，身在家乡的父母自然是忧心忡忡，好不容易熬到后来解放后，生活逐渐安定下来，但是工作的忙碌也让滕代远抽不出时间去探望。

不过，就在滕代远下定决心的这一时刻，却突然之间冷静下来，他想到了自己回老家的很多可能性：

“全国上下都在过苦日子，我作为铁道部长，最怎么轻车简从，也还是有几个人同行的;地方上最怎么简单接待，也还是要“礼数周全”的，如此，就会给当地政府增添麻烦，给当地群众增加负担。”

思虑再三，滕代远给老家的大儿子回了封电报：

“我工作忙不能回来，丧事一切从简，你代我守灵尽孝，并寄100元钱作为丧事费用。”

新中国成立后，滕代远出任了铁道部部长，并且后来长期主持铁道部工作，为祖国的铁道建设事业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然而，滕代远却很少回到过自己家乡。

滕代远自己身为铁道部部长，时常到全国各地视察铁路建设情况，按照需求，他应该是有这个便利条件，把自己的老家安排在行程里面，但他却从来没有这样干过。

老家的事情，基本上都被滕代远托付给长子滕久翔来办。

滕代远一生有两段婚姻，五个子女。

根据搜集来的资料，滕代远第一段婚姻是在1921年，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的谭红玉（名字未经证实），后来两人育有一子滕久翔。

不过，滕代远不久以后就参加了革命，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老家的妻子与孩子。

滕代远走后，他的父母滕国权、谭桃秀更是日夜思念他，特别是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时常还有谣言传来，称龙兆(滕代远的乳名)被抓被杀，老两口信以为真，只好逢年过节为儿子焚香烧纸。

一直到1938年，情况才有了变化。

这年4月初，一位老乡从外地回来，带给滕国权一个好消息，称他的儿子正率领部队驻扎在延安，并写信请他们娶，滕国权大喜过望，立即变卖了部分家产，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忙下终于到了延安。

滕国权到延安后，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儿子，滕代远还特地命警卫员买了只母鸡，父子两人便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

不过，之后几天，滕代远还是按照规矩，父子两人到食堂各吃各的，当时组织上给滕国权安排一天三顿吃大米，而滕代远则与其他战友们一起吃粗粮。

当然，滕国权此行到延安，最主要的还是交代谭红玉的情况，在父亲见证下，他和前妻解除了婚姻关系。

虽然各方面文章中都有提到谭红玉的情况，但绝大多数都考证不到权威出处，应该多数讲述的情况，应该都属于推测内容。

同年冬，滕代远与林一在延安结婚。

滕代远与林一过去在莫斯科时便见过面，只是两人并不熟悉，1938年6月，林一与同学回国，滕代远以中央军委参谋长的身份慰问他们。

随着后来接触，滕代远与林一才慢慢有了感情。

在结婚前，滕代远也提到了自己过去曾有过的一段包办婚姻。

回到滕代远父亲身上来，滕国权在延安住了并没有多长时间，大概有20几天，因滕代远忙于工作，始终抽不出时间来看他，加上滕国权劳动人民的性格，天生闲不下来，在延安这段日子他倍感孤寂，于是主动提出离开。

滕代远搜遍全身，也只有四张伍角的纸币给父亲当路费，关键时候，开是毛主席慷慨解囊，不仅给了滕国权10块大洋，还给了他一件狐皮袍子。

滕国权去了趟延安又回来的消息惊动了乡邻，大家纷纷上门打探：

“您老的儿子在外面当大官，这次回来一定发财了。”

听到乡亲们这么说，滕国权的心里泛起了一阵复杂的情绪，他的儿子确实当了“大官”不假，但要说发财了也部队，滕国权慨然对乡亲们说：

“发什么财，穷光蛋一个!没吃，没穿，没钱用，还不如咱乡下老百姓一日三餐稀粥烂饭，快快活活过日子。”

1938年12月，组织上批准了滕代远与林一的婚事，同年冬两人成婚，婚后育有四个子女，即次子滕久光、三子滕久明、四子滕久耕、五子滕久昕。

对于长子滕久翔，滕代远的记忆还一直停留在他八个月大的时候。

滕久翔应该是从爷爷口中得知，父亲滕代远在延安做了大官，从此以后，这个形象在他心里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直至1950年那天。

1950年2月（也有文称是9月），滕久翔带着家里准备好的腊肉、腊肠第一次到北京去看望父亲，但人生地不熟的他只能到铁道部去打听父亲的情况，结果毫无意外的被拦在门外。

当滕久翔怯生生的说出自己的父亲是滕代远时，守门的警卫也惊呆了，后来经过电话联系，这才确定了这一情况，之后滕代远的警卫员把滕久翔接回家里。

尽管父子两人多年不见，但滕代远父子两人第一次见面，却并不是热情拥抱，相拥哭泣。

毕竟多少年不见了，谁知道来的人是不是冒名顶替的。况且老家麻阳地处湘西，那里自古以来便匪患猖獗，出行也很不方便。

滕代远与儿子20多年没见，临时起意打算考考儿子。

“你出生年月是多会儿，族中亲戚有哪些，老家的门是朝东还是朝西的，门口有几个岩擂钵，石阶有几级……”

滕久翔事无巨细，一一回答，一直到最后，滕代远终于确认，眼前这个人是自己的儿子。

滕久翔1950年赴北京探望父亲这件事，一直在滕家后人中流传，他们这次特殊的父子相认，也让人看出滕代远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风骨与情操。

时隔多年后，滕久翔的儿媳郭香菊在接受采访时称：

“其实爸爸滕久翔1950年去北京认亲时还带了点私心，当时，我爸爸在农会工作，心想父亲当了大领导，在北京找个工作肯定没问题，于是千里上京寻父。但当滕久翔向父亲滕代远提出想在北京找工作时，滕代远一口予以回绝，并说：‘孩子，按情理，我应该在北京给你找个工作。但正因为你是我儿子，我不能为自己的亲属谋取私利，败坏党的形象。同时要求滕久翔，不要靠老子，不要打我的牌子给国家添麻烦，要自己闯路子。”

滕久翔在北京住了半个月，滕代远也特地抽出来时间，陪着儿子逛了北海、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父子俩相处得十分愉快。

临别之际，滕代远给了儿子一个大布包，打开一看，里面只是滕代远革命战争年代用过的旧衣服以及一些东西

滕久翔回到老家麻阳后，祖母谭桃秀看着眼前这堆儿“破烂”也惊呆了：

“家里这么困难，你父亲就没给点钱？”

滕久翔摇摇头，老实的回答道：

“到辰溪下车时，只剩一块五角钱了，回家的路程再远一点，只能饿肚子了。”

一听孙儿这么说，老祖母也笑了：

“账算得蛮精哩，胡椒没得一粒，倒找3斤姜。”

1955年，滕代远的老家麻阳建起了初级社，然而滕久翔家里却愈发困难起来，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因为没有劳动力，就连公分也挣不到，年年是“超支户”，就连口粮也不够。

见此情形，滕久翔不得不给在北京的父亲写信请求支援。

结果滕代远一封回信，又把难题打回给儿子，当时滕代远一家虽然是在北京，但生活依然很困难，但老家的亲人又不能不管，滕代远夫妇也只好从牙缝里硬挤出30元来支援老家。

也就是靠着这30元钱，滕久翔一家才堪堪渡过难关。

滕代远参加了革命一辈子，却没怎么给家里人带去什么，老母亲一辈子在农村生活，也没沾了儿子一点光，这位伟大的母亲1960年去世后，滕代远都没时间回家料理丧事，只能嘱咐儿子代自己尽孝。

尽管没有回老家替母亲料理丧事，但滕代远的心里却始终牵挂着，也因为情绪上的问题，滕代远连续几天晚上都没能好好睡，体重掉了十几斤。

也是在这一年，滕久翔因为营养不良，患上了水肿病。

春节前夕，滕久翔听说父亲到了杭州，带着家里几罐腌好的咸菜就去探望，借此机会想从父亲那里“揩点油”，没想到的是，到了杭州以后，滕久翔惊奇的发现，自己的父亲竟然瘦了很多。

一问之下才知道，父亲滕代远平常也基本上吃不到什么像样的东西，弟弟告诉哥哥：

“父亲和林一妈妈在每个星期三，都到北京的郊外采摘柳树叶、桑叶和马齿苋，回来后和着玉米面蒸窝窝头吃。”

这种野菜团子生涩难咽，家里的弟弟们每次谈到这件事，心里就忍不住埋怨，他们最渴望的事情就是，能够从炊事员手中拿到一个不掺着野菜的窝窝头。

也难怪滕代远见了儿子的第一面，竟然抱着腌菜坛子不撒手：

“现在过苦日子，狗肉、猪肉买不起了，将家乡不要钱的腌菜、干红辣椒、油炸菌子、干虾，多给我带点来，哪样当旺就寄哪样。”

滕久翔这才意识到，父亲家里的日子必自己过的还苦。

回了老家后，滕久翔把自己家舍不得杀的猪杀了，把猪肉腌制成腊肉寄到了北京，家里的几个弟弟乐得直拍手，却没想到自己家里大哥生活同样很艰难。

更让滕久翔没有想到的是，寻常人家日子到1963年以后就好过了，二父亲却把这苦日子延续了十多年。

1973年，滕久翔再到北京探望，那时滕代远的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但他们夫妇还要在每餐前吃一个窝窝头。

滕久翔看不下去，主动劝说父亲：

“爸，这东西是粗杂粮做的，吃了不容易消化，等您病好后再吃不迟。”

滕代远告诉儿子：

“我从1960年开始，已经吃了10多年了。60年过苦日子，毛主席、周总理和全国人民一起艰苦奋斗，他们都坚持天天吃黑窝窝头，每餐以蔬菜为主食，很少吃肉，我就更应该坚持。”

这次见面也是滕久翔见父亲的最后一面。

1974年12月1日，滕代远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70岁。

滕久翔默默无闻的在老家工作生活，与他所有的弟弟都不同，默默无闻到甚至让人感觉不出他有一个老革命家的父亲，他最一开始是在老家县文教科工作，六十年代时被降职到锦和水利泵厂工作，要养活一家七口人，日子过得再艰难，他也没有主动向政府伸手过。

儿媳郭香菊在接受采访时就介绍过自己的公公滕久翔：

“爸爸在世时经常告诫我们，要艰苦朴素、勤俭持家，说这是爷爷给我们的传家宝，不能丢。”

尽管后来滕久翔也去世了，但他们一家依然沿袭过去长辈们的朴素风格，不和别人攀比，勤勤恳恳的工作。

郭香菊说：

“我不指望孩子有多大出息，但必须干好工作，服务社会，传承滕家好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