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中国当代作家，就不得不谈谈白先勇，他是国民党著名将领白崇禧之子，也是台湾著名小说家。夏志清教授盛赞他是与鲁迅、张爱玲比肩的中国短篇小说奇才。

在白先勇的众多身份中，“同性恋者”似乎一直是个更为引人注目的标签。上世纪80年代，在那个人们对“性”尚且讳莫如深的年代，他就率先勇敢公开了自己的性取向。

谈及父亲时，白先勇表示：“我想他是知道我的性向的，不过他对我蛮尊重的。”

也正是父亲的这份尊重和默默支持，很大程度上予以了白先勇不自卑的底气，让他得以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走得更为宽广、坦然。

1983年，白先勇出版了创作生涯中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孽子》，这部小说开创了现当代历史上描写同性恋群体的先河，一度让台湾社会陷入沉默。面对社会各界纷至沓来的质疑声，白先勇回应：

“人性中有各种感情，每种感情都值得尊重。而且我作为一个文学家，我写的是人性，既然写了，就什么都可以讲。在写作的时候，一个文学家最重要的是要忠实于自己，你心中的想法，都应该诚实地写出来。”

长篇小说《孽子》以一名因为性取向异常而被父亲驱逐的少年“李青”的视角，还原了70年代里，一群聚集在台湾公园，被称作“青春鸟”的同性恋少年们的悲喜生活。

这是一群被家庭驱逐后又不能为社会所接纳的“孽子”，他们因为不融于主流社会，在自己组建的“蕞尔小国”里偷盗、抢劫、杀人，做着最肮脏的肉体交易。而这群长在毒根上的少年，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不干净的家庭……

白先勇通过对这一边缘社会群像的体察，还原了这些“孽子”们的生存现状，以及他们穷极一生都在追寻的自我救赎之路。

“孽子”们被放逐的背后，是父与子的冲突，也是传统与边缘的对抗

在小说开篇，白先勇就为我们赤裸裸地呈现了一个因为性取向而遭到家庭驱逐的“孽子”群像。

李青是一位性取向异常的少年，在一次和学校实验室管理员发生淫乱行为后，他被昔日在大陆当过团长的父亲挥枪赶出了家门。

王夔龙杀死与之爱得轰轰烈烈的同性情人阿凤后，被将军父亲一气之下赶出了国门。临别时，父亲痛心疾首道：“你这一去，我在世一天，你不许回来。”

傅卫则是因为与男下属的恋人关系曝光，一直无法得到父亲的认同和谅解。愧怍之下，他在父亲五十八岁生日那天，年仅二十六岁的他在宿舍拿枪对准了自己。

白先勇给这些人冠以“孽子”之称。这里的“孽”指的是一种“孽根性”一种命定似的、先天带有的东西。

在传统文化中，传宗接代一直以来与“孝道”挂钩。古人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这些性取向异化的孽子们无疑割断了世代相传的家族香火，颠覆了“父慈子孝”的伦理。

小说中的三位军人出身，职级不同的父亲，他们代表了传统父权的政治严肃和主流社会道德规范，因此难以接受儿子的“另类”性取向。

父亲们对孽子们的驱逐，代表了整个社会对特殊性取向的不容，正如白先勇所言：

“父代表中国社会的一种态度，一种价值，对待下一辈、对待性取向异常子女的态度——父子间的冲突，实际是个人与社会的冲突。”

这群无垠的“青春鸟”最肮脏的肉体里，寄居着最纯粹的灵魂

主人公李青是一个善良敏感、富有同情心的男孩，在被父亲逐出家门后，他流浪到了一座新公园。在这个奇特的地方，他遇到了一群像自己一样被放逐的人——

其中有14岁时因为一支笔、一碗面就跟人睡觉的小玉；有为了钱连老头子也能“服务”的阿凤；还有不顾对方施虐也甘愿出卖皮肉的“老鼠”……他们当中很多都是年轻的小伙子，不知从何处来，聚集在公园里——卖自己。

当然，公园里还有那些浑身是病，已经“卖不出去”的年轻人，也有像杨教头、郭公公那样的老人，他们是这群年轻人的家长，在庇护他们的同时，又参与贩卖他们。

李青迫于生计，加入了这一群同样失去家庭庇护又远离社会认可的“马路天使”，沦为了连妓女都看不起的最底层边缘群体。

白天，他们隐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直到天黑才敢在公园出现。公园在这里成了一个只有黑夜、没有白天的所在。这是孽子们的王国，也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这里没有政府，没有宪法，不被承认，不受尊重，有的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可也正是这群看上去“肮脏不堪”的王国臣民，有着人类世界中最真挚纯粹的感情。

比如阿凤深爱龙子，却不懂得如何施与爱，最终情愿死在龙子手里；李青作为一个原本就挣扎在社会边缘的苦人，却还一心助人，收留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傻孩子；小玉从小被父亲抛弃却并无怨念，一心想找生父；“老鼠”极度渴望亲情，哪怕忍受毒打，也要留在哥哥身边……

普通人的情爱、良善与向往，在这群最纯粹的人身上光芒四射。遗憾的是，他们本是一群自由的青春鸟，却因为失去窠巢，不知要飞到哪里。

对于不可期待的未来，郭公公说，他们这一群人的孽是血里带来的，他们的躯体是满载着罪孽的肉体，这是他们的命，他们就该受着。可真的是如此吗？

“孽子”们讳莫如深的“隐痛”之下，是畸形家庭造成的性别倒置

社会学家李银河认为：“每一个性倒错者，在他童年的最初岁月里，对女人(通常是母亲)都曾有过一段极强烈但短暂的“固置”，其后，他们自己模拟了那个女人。”

根据李银河的理论，在男性同性恋关系中扮演被动者角色，即女性角色的一方，通过对女性行为与职能的模仿，将自己的社会性别想象为一个女性，于是他们的性取向也就变成了对男性的崇拜、依恋。

在小说中，李青的父母是一对典型的老夫少妻，母亲因为不堪忍受父亲的暴力而出走。自此，李青接替了母亲照顾弟弟的职责。母亲在成长中的缺席，年幼弟弟的亟需抚育，成为他性别“倒错”的一大根源。

“老鼠”的母亲是妓女，他生下后便被父亲抛弃。“老鼠”对父亲的印象，仅停留在一个不知真假的名字。孤儿寡母的成长经历，让母亲生活中的一言一行很轻易就镌刻到了他的骨子里，导致他的言行也跟着女性化。

吴敏很小的时候，父亲因赌博锒铛入狱，母亲也一走了之，他自幼过着寄人篱下，居无定所的日子。因而越发生得心思敏感。骨子里充斥着的不安全感渐渐让他倾向于呈现出弱势的女性气息。

弗洛伊德认为，人们最初的角色都是从父母那儿越来的，儿童时期的经验可能影响他们的一生。

在这些孽子之中，他们最初受到的家庭影响就是畸形的，这种畸形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自身性别的认知，也影响了他们的性倾向。如此看来，他们的“孽”不是天生刻在骨子里的，而是畸形家庭造就的。

“孽子”们的艰难寻父之路，也是他们终其一生渴望的救赎之路

在白先勇笔下，这些受驱逐的“孽子们”，除了脱离家庭与主流之外，同性关系的不稳定性，也将他们悬置在一种安全感极度缺失的社会空间内。

白先勇在《写给阿青的一封信》中提及：每一对异性情侣的结合背后，都有社会的支持、家庭的鼓励、法律的保障，两人生儿育女，建立家园后携手一生的机会更大。而同性情侣彼此之间只能仰赖一颗心，然而人心却瞬息万变。

这种不被家庭祝福，没有社会认同与法律保障的亲密关系，脆弱得不堪一击。

也正因如此，这些被家庭伦理和社会轨道驱逐出来的“青春鸟”，一直渴望用别的方式作为亲情的“替代品”，以此找到一些所谓的“家”的“安全感”。

无论是习惯周旋于不同男人，“乱拜干爹”的小玉，还是为了一个栖身之所，为张先生当牛做马的吴敏，从这些人身上，我们都能看到他们对家，对父有种近乎变异的渴求。

白先勇在接受采访时说：

“天下间有无数的孩子在找爸爸，《孽子》可以说是寻父记吧，书中的人物失去了家庭，失去了伊甸园，在乐园之外沦落为娼。但他们并不放弃，为了要重新建立家园，找父亲，找自己。”

可是直到故事的最后，这群孽子们都没有与父亲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和解。他们仅在给恩人傅老爷子披麻戴孝的那一刻，才短暂地重获了为人子的社会身份认同。

白先勇通过傅老爷子这样一个为儿子之死忏悔，从驱逐到庇护同性恋者的态度变化，寄托了他对这一群体的未来期待。

我很喜欢白先勇先生在扉页上充满温情的那句：“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犹自彷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

遗憾的是，直到全书结束，这群孩子们依旧孤独。

小玉还在东京兜兜转转地寻找生父，前路迷茫；老鼠因为偷窃被抓进了感化院，学习印染技术；龙子如幽灵般一次次在公园来回徘徊，想着死去的阿凤；吴敏因为不肯背弃张先生，还在苦苦独自支撑生活。

苍凉的结尾暗含了白先勇对这一群体的现实关照与悲悯，让人陡增凄婉之叹。

李银河说：“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同样正常，在人格上也是完全平等的。”

也许我们无法走进同性爱人真正的情感世界，但我们至少去试着肯定——他们听从内心感召而选择的真诚活法。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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