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不思蜀”应该是众人对在位41年的蜀汉后主刘禅的最深印象，殊不知不仅当时的史学家陈寿并不否认刘禅曾是卓越的人主，蜀地父老亦深念其遗泽，哪怕是时间过了800多年后的宋朝期间，在当地有人想去拆刘禅的庙宇时还曾发生过冲突。
学者们多年辨析历史反射在这一政治人物身上的矛盾表象，深感后主刘禅深谙三国纷乱的世事人情，在其政治沉浮中始终蕴藏审时度势的政治艺术。
作为封建君王，刘禅确有其难以逾越的局限性，但其政治才略也应得到历史的理性认知。
弱势中的自觉自励十六岁的刘禅继承蜀汉皇位，便碰见了西南一隅的难以回天——刘备对吴的战争以失败告终，就像孤注一掷后幻灭的赌徒一样，临终托孤既有推心置腹的真诚，更无法掩饰内心的绝望：“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犹如交待一盘死灰无法复燃的残棋。
离此不远的晋朝史家孙盛大惑不解：“备之命亮，乱孰甚焉！”一代枭雄如此灰心，可见形势残酷，蜀汉鼎盛时十七万兵力迅速萎缩到三万，刘备君臣“隆中对”战略难以为继。
刘禅收到的遗诏，除了叮咛修德、读书、父事诸葛亮，一句都没提到“兴复汉室”，先主的气馁再无可疑。
毫无准备的刘禅于危急存亡之际被推上了政治舞台的顶端，这位少年天子在巨大的压力下开始在弱势中适应性地成长。
十六岁的刘禅既缺少政治历练，亦没有较高的社会声望，无法自主危局，内忧外患的益州经不起新的动荡，这就意味着刘禅不能出错，对此他只能听自己前辈的诸葛亮的话。
大创之后的蜀汉仅剩狭小的益州，南部又有夷乱，就形势严峻而言，诸葛亮主政、刘禅父事诸葛亮是较为务实的选择，先主的遗诏得到忠实地执行。
刘禅君临益州，尊信重臣，不干预具体事务，进而稳定了地方朝政。和当时的魏、吴喜欢去杀重臣不同，蜀汉很少出现。
刘禅前期较多潜心励志于学。刘禅即位前就研习《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等诸子著作，师从尹默学习《左传》，刘备临终又嘱咐他学习《汉书》《礼记》，刘禅成年之际应该亦努力习武，成都附近有刘禅学射的射山古迹。
刘禅的学业应该得到过诸葛亮的亲身教诲，军政繁忙的诸葛亮曾为其抄书，刘禅智量早在即位前就得到了旁人的赞扬，在成为皇帝后人们也同样给出了“贤君”的称呼。刘禅本为先主早死的妾甘夫人所生，并非嫡子却被立为储君，才识素养应该是重要原因。
对此清儒袁枚讲得非常透砌：“人君之道无他，用人而已；用人之道无他，勿疑而已”，“孔明之贤，即后主之贤也”。
成长中的自主自强居于弱势的刘禅自觉自励地韬晦成长，在诸葛亮死后开始在政治上崭露自主自强的头角。建兴十二年（234年），知晓自己的亚父诸葛亮离世，刘禅用雷霆手段压制此事。
诸葛亮死后刘禅始终掌握人事权，蒋琬、费祎、姜维均由其亲自授职。刘禅取消了“丞相”一职，蒋琬以大司马录尚书事执政，蒋琬之后又取消大司马之职，费祎仅以大将军录尚书事名义执政。
刘禅亲政后没有残杀暴谑大兴土木的记录，中止了空耗兵力而难有成果的北伐，注意休养民力。
当时司马懿想要去打公孙渊，对此知晓此事的蒋琬跃跃欲试，一直游说对魏进军，刘禅明确诏示蒋琬“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釁”，最终阻止蜀魏新的战事。建兴十四年（236年）刘禅出巡，此行除巡视都江堰水利工程外，更重视民生。不同于诸葛亮，刘禅曾多次大赦。多次大赦一方面可以缓和境内矛盾，提升臣民认同，除此之外还可以用这一批罪犯去填补部队空缺。
刘禅多方争取功臣世家集团的支持，相对于魏吴的派系倾轧，蜀汉内部较为团结。刘禅皇后张飞长女先为太子妃，应系章武元年（221年）先主为他所聘，但建兴十五年（237年）皇后殁后，刘禅坚持以妻妹继为皇后。这样的处理应该与强化功臣世家联姻的意图有关。
刘禅三位公主均下嫁功臣子孙，三位尚主驸马分别为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关羽之孙关统、费祎之子费恭，为太子刘璿聘的太子妃亦系功臣费祎的长女。
刘禅对臣下较为仁厚，很多诏令感情诚恳，追谥赵云诏书至诚感恩之情溢于言表，“云昔从先帝，功绩既著，朕以幼冲，涉涂艰难，赖恃忠顺，济于危险”。
魏将夏侯霸因家族遭司马氏清洗走投无路只好被迫奔蜀，但当时夏侯霸根本放不下早年的杀父之仇，对此为了招揽人才，刘禅亲自上阵劝导：“卿父自遇害于行间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战争本身难免伤亡，既非先辈亲手所杀，后世自然不应结下不共戴天的仇恨。
寥寥数语冰释前嫌后，刘禅又指着儿子动情地说“此夏侯氏之甥也”。张飞所娶夏侯氏本为夏侯霸从妹，亡父夏侯渊尸骨亦为张飞所收葬，虎口余生的夏侯霸面前的刘禅与夏侯氏外孙竟然是姻亲骨肉，一颗羁孤异域的冰心倾刻间即被融为春水。
刘禅的政治情商令清人周寿昌非常惊讶：“后主能作此语，亦复非常”。
绝境中的自省自全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出师表中对前景非常不乐观，他所能做的也只是“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主观努力而已，诸葛亮临终，刘禅派尚书仆射孙德请示后事，诸葛亮依次推荐蒋琬、费祎，再问其次即不答，可见诸葛亮对蜀的前景已不抱期望，残局之后的悲凉更无从说起。
君临蜀汉四十一年的刘禅应该非常清楚兵力疲弊民力穷匮的严峻现实，亦可能清醒地预见孤注一掷的顽抗可能重演公孙述反抗到底而导致成都屠城的惨祸，个人及一姓的名节尊严与阖城军民的万劫不复相比，刘禅坚决拒绝了涂炭生民的方案。
虽然也有大臣提出投奔孙吴或逃往南中的选项，刘禅也曾一度犹豫，但很快明晰均为难全叵测之机，要么包藏乘机兼蜀的祸心，要么叛服不定，可能终究难免再次受辱，所以刘禅决定，由自己承担起亡国之祸，邓艾大军尚未临城即放弃抵抗派人迎降。
这位帝王降书显露仁厚的心迹：“官府帑藏一无所毁。……”北方的野心家司马昭以魏帝的口吻赐予刘禅的策命亦不无推崇“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惮屈身委质，以爱民全国为贵”。
刘禅“舆榇自缚，诣军垒门”，将自己的生命与尊严交给不可预测的对手，在任人鱼肉的险境中，审时度势的韬晦自全成为最后的政治艺术。
投降后的刘禅虽然受到主将邓艾的抚慰，心中的怒火不能平复——灭蜀魏军将帅的排挤，前太子刘璿被杀，自己的宫女被赐给魏国将领，这无不在试探着刘禅的底线。
不过可惜的是，这个时候的刘禅已经无法再像随臣一样流露真实感情了，只能嬉笑自若，“此间乐，不思蜀”更是矫饰以昏聩自污之举。
受骗的司马昭宽心之余不免轻蔑：“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佞臣贾允马上谄媚：“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趾高气昂的司马氏君臣予智予雄之际，被剥夺了尊严的刘禅得以虎口脱险。自负的胜利者被表象所蒙蔽，身处绝境的自全在政治捭阖夹缝中赖以实现。明代学者于慎行服膺刘禅的大智若愚：“刘禅之对司马昭，未为失策也。……思蜀之心，昭之所不欲闻也……左右虽笑，不知禅之免死，正以是矣。”
结语作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政治人物，亡国之君蜀汉后主刘禅的形象可以说是难免受当时时代政治及史籍撰写者的倾向性影响。
除此之外，再加上后来的文学演义的进一步加工处理和在编写，这其中的真伪是非自然是愈发的难以辨别，以偏盖全者有之，将信将疑者有之，以讹传讹者亦有之。
一个政治人物的历史成长，他的辐射所及历史表象均难以湮没其政治个性，三国之中确实要数蜀国的实力最为弱小，但是当时蜀国的政治却是最为稳定的存在，少年即位的刘禅虽然不具备先主的政治魅力，但作为政治权力中枢所寄，四十一年的存在对于政治稳定的作用绝对不容无视亦不能忽视。
弱势少年能自觉自励，青年成长中能自主自强，四十年的政治稳定面临终结之际，绝境下的自醒自全更彰显政治艺术的成熟，在险象丛生的政治斗争中游刃有余地自我保全，自始至终贯穿着审时度势的政治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