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锐意改革以富国强兵，对于变法派多加擢用，但同时，对于反变法派中的有资历、名望之人优与恩泽。此种看似矛盾的态度背后，实为宋神宗对于定策之功的重视和对君王南面之术的运用。
宋神宗对反变法派官员的态度
文 | 罗家祥
宋神宗深知“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因而一贯强调道德与功名之实并重，讲求循名责实，他对以元老大臣为主干的反变法派空言道德而在政治上苟且无为的做派并不欣赏。
他曾对富弼不虑国事、“唯知求去”表示过极大的不满，并曾面责司马光“专循虚名”。
元丰五年（1082）八月， 宋神宗尖锐地指斥韩维“不知事君之义，明俗罔上，老不革心，……又非可仗以布政宣化”。
次年九月，前京东路转运使、朝散大夫、 集贤校理、知亳州刘攽在任内“不能修举职事，致经用匮乏，屡烦朝廷应副”而被贬责。
但是，宋神宗以上这些言行并不足以充分说明其对反变法派的一贯态度，特别是对那些元老大臣的态度。
宋神宗为实现其富国强兵的理想而用变法派官员实施变法，但在其内心深处，真正被他倚为社稷之臣的，除王安石之外，则是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这批人，而不是曾布、吕惠卿、蔡确、王珪等人。
因而，尽管宋神宗对这批保守派官员在政治上有名无实的说教忽而不听，但却感觉到反对变法的元老派官员忠诚可靠，故始终对其恩眷备至，予以殊荣。
熙宁六年（1073），文彦博罢枢密使，特诏与其子孙推恩，以示荣宠。
熙宁七年八月，特遣宦官李宪往相州赐给韩琦诏书、汤药。
元丰三年九月，以改官制故，宰相王珪、知枢密院冯京迁官，使相文彦博、富弼虽已不在朝廷，仍特迁官以宠之。同月，文彦博自外来觐，“诏于都城门外赐文彦博饯，送御筵，令中书、枢密院臣僚同赴，上自为诗赐之”，诏中有“卿在二祖朝，早冠三事，怀忠奋策，迄有大勋”云云。因而有人认为神宗对文彦博“宠数优异，近世无比”。
熙宁三年司马光因反新法而坚辞枢密副使一事，也给宋神宗留下了深刻印象。
据《长编》卷338元丰六年八月辛卯条：
先是，宰执同对，上有无人才之叹。（蒲）宗孟对曰：“人材半为司马光以邪说坏之。”上不语，正视宗孟久之，宗孟惧甚，无以为容。上复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马光耶?司马光者，未论别事，其辞枢密副使，朕自即位以来，唯见此一人，他人则虽迫之使去，亦不肯矣。”
司马光在熙宁之初的种种活动，给变法增添了巨大障碍，而宋神宗却一直对他抱有特殊的好感，难以忘怀。据说，元丰改革官制后，宋神宗还拟对保守派官员在朝廷的位置重新进行安排：
元丰初，官制将行，裕陵（神宗）以图子示宰执，于御史中丞、执政位牌上，贴司马温公姓名；又于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位牌上，贴东坡姓名。其余与新政不合者，亦各有攸处，仍宣谕曰：此诸人虽前此立朝，议论不同，然各行其所学，皆是忠于朝廷也，安可尽废？
当然，保守派元老大臣提出的任何要求，几乎都能最大限度地得到满足。
熙宁八年四月，宣徽北院使张方平求近京一郡，神宗如其所请，除中太一宫使。元丰元年十一月，“宣徽南院使王拱辰乞依二府例，赐坟寺敕额，岁度僧一人”，神宗即下诏，以其“历事三朝，累经内外清要繁剧，特从其请”。
正因为宋神宗对旧党主要人物及其追随者始终一往情深、念念不忘，故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在人事安排问题上，也往往欲新、旧人两用之。
神宗认为：“此诸人虽前此立朝，议论不同，然各行其所学，皆是忠于朝廷也，安可尽废? ”宋神宗一直以司马光为御史中丞的最佳人选。
元丰中官制将行时，对司马光、苏轼的安排问题均有考虑，而“其余与新政不合者，亦各有攸处”。又据《宋史》卷341《王存传》：王存“请自熙宁以来群臣缘论事得罪，或诖误被斥而情实纳忠非大过者，随才召擢，以备官使。语合神宗意，收拔者甚众。”
事实上，宋神宗在任用新党进行变法时，只是闲置了一些与新党、新法誓不两立的强硬派官员，而在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重要部门中，只要自己愿意，保守派官员仍可安然无恙地在统治集团中占有一席之地。
仅从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之后算起，富弼、吴充担任过宰相；冯京担任过参知政事；文彦博、吕公弼、吴充、冯京担任过枢密使；孙固、吕公著担任过枢密副使，宰辅之外的三司使、学士、给事中、知制诰、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台谏官中，保守派官员更是不乏其人。
宋神宗任用这些人不是试其能否，忤旨即逐，而是其用人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彦博从英宗治平二年（1065）七月为枢密使，直到熙宁六年四月方罢去；冯京熙宁三年七月为枢密副使，同年九月为参知政事，熙宁九年十二月知枢密院事，元丰三年九月为枢密使；元丰元年闰正月，孙固为同知枢密院事；元丰元年九月，吕公著为同知枢密院事；等等。
以上的事实足以证明，宋神宗将为数不少的旧党成员置于二府，此种做法仍体现着“异论相搅”的传统家法，以防变法派蔽其视听。其他人如刘挚、王岩叟、刘攽、傅尧俞等反变法派官员均曾供职于朝廷。
由宋神宗对待新、旧二党的态度可见，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宋神宗虽然利用变法派展开变法，但并没有完全信赖变法派；虽然没有采纳反变法派官员的政治主张，让反变法派的意志支配朝廷，但始终对反变法派官员抱有好感，关怀备至，甚至以其牵制变法派。
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溯的是：宋神宗如此对待新、旧二党的背景和根源是什么?
根据宋神宗的大量言行，至少有如下几方面的因素值得特别注意：
首先，作为旧党集团核心的元老派官员多参与了拥立英宗、神宗的活动，即有所谓“定策之功”，从而得到了宋神宗的感戴和特别看重。宋仁宗在位一共42年，直到晚年，仍无子嗣，却又迟迟不肯另选宗属以为皇储，最后濮安懿王允让之子、神宗之父赵曙被立为皇太子，并于嘉祐八年（1063）仁宗去世后顺利即帝位，许多元老派大臣为之立下了汗马功劳。
英宗与曹太后之间出现矛盾后，他们又从中全力调解，弥缝了两宫之隙。嗣后，他们又多参与了拥立神宗的活动。参与者有韩琦、文彦博、范镇、司马光、吕诲、张方平等人，神宗对他们一直是感戴至深的。
如宋神宗就曾直接对文彦博说：“朕之立，卿之力也。”称之为“真定策社稷臣”，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可想而知，神宗对韩琦、范镇、司马光、吕诲、张方平等人当然也怀着特别的情感。
其次，宋神宗之所以对元老派大臣为主干的旧党集团如此倚重，也是出于当时政治需要的考虑。
元老派大臣先后拥立英宗、神宗，这体现了元老派大臣对赵宋统治的忠诚，当然也体现了对英宗、神宗的忠诚，但反过来看，英宗、神宗则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依赖性。
英宗在位只有4年时间，因为与曹太后的矛盾及其健康状况不佳等因素的影响，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宋英宗并没有牢固地建立起统治上的根基，也没有给神宗留下可资利用的牢固政治基础。
宋神宗即位后即要变法图治，于是，他一方面看到元老派大臣目光短浅、苟且偷安的特点，不得不有限制地利用年轻有为的官员，以达到其政治目的；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考虑到这批元老派官员在宋廷内部所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各种关系，而加以利用。
最重要的是，宋神宗清楚地看到，这批人虽然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但他们是绝不会对皇权的绝对权威造成任何直接危害的。
最后，如前所述，宋神宗对反变法派的态度，也是为了实施君王南面之术，让群臣互相牵制，实行“异论相搅”，为其绝对的君主专制统治加装一层护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