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传说中，人类是由女娲创造的。女娲造人不久，就发生了史前大洪水。所谓“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女娲又“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斩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此后，洪水才逐渐退去，人类才得以生存下来，文明逐渐产生。

后来，又产生了大禹治水的传说。和女娲补天不同，大禹治水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只是其中的故事在口口传说中加入了许多神话的素材。大禹治水后，威望迅速提升，于是被推举为部落联盟的王，建立了夏朝。

从以上的两个传说或者故事来看，中国古文明的产生和治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放眼世界，我们发现两河文明也产生了著名的洪水故事，欧洲诺亚方舟的传说源头就是两河流域的《吉尔伽美什》史诗。

有洪水传说，有治水故事，这说明了人类早期主要生活在大江大河流域，人类必须要和洪水做斗争，而这个过程又反对来加速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中国文明，是十分典型的农耕文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都和大江大河密不可分。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治水的历史。

中国位于亚欧大陆的东部，太平洋的西海岸，其季风区基本属于季风性气候。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少雨。这种气候的好处就是雨热同期，适合水稻、小麦等农作物的生长，有利于农业文明的发展。弊端就是气候不稳定，容易出现洪水和干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匀、水旱灾害频发，自古以来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和长江流域相比，黄河流域的开发难度是较小的。这里的地形比较平坦，这里的土壤比较松软，非常适合原始农业的产生和进步。但黄河到了夏季就会水量暴涨，甚至会淹没两岸，给周边的居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治水，是一个超级大工程，并非单个部落能够承受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部落和部落就会联合起来，组成更大的部落联盟，共同应对洪水带来的威胁。当然，部落联盟能够形成的另一个原因是战争，但洪水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建设水利工程，排洪解涝，这需要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需要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需要进行深度的修调，需要建立相关的组织和法规。

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认为东方专制国家的产生和治水有关系，他提出了“治水社会—东方专制主义”的互动逻辑。他认为修建大型的水利工程，需要高强度的社会组织，由此产生了高强度的“治水社会”。魏特夫的观念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和质疑，但也不无道理。中国、两河、古埃及都产生了高度组织的社会国家，而这些国家恰好也是农耕文明地区。

不管如何，治水活动一定会产生公共权力。所谓公共权力，就是每个部落或者家庭将一部分管理权拿出来，交给统一的组织、个人来统一管理。战争和抵御自然灾害都会产生公共权力。

经过长期的治水，一个比较完善的组织体系就建立起来了，这就是国家。大约在4000年前，大禹在涂山汇集诸侯，正是成为了部落联盟的首领。涂山之会上，来朝会的各部落都带来了朝贺的礼物，大国献玉，小邦献帛。这种进献就是后来赋税的前身，是剥削关系确立的标志。涂山之会被视为夏朝建立的重要标志，史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格斯认为：“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据说大禹将诸侯进贡的青铜铸造为了九个鼎，象征天下九州。何为九州？最初的“州”和“洲”相通，泛指水中陆地。在大洪水时期，人们为逃避洪水，居住在海拔较高的地方，这些地方就被称为“州”。尧舜之时有十二州的说法，到大禹时期为“九州”，“茫茫禹迹，划为九州”。这里的“九州”很可能是没有被洪水淹没的九个陆地，后来代指九个部落，或者九个方向的部落。因此，大禹治水也使得国家区划的萌芽，作家孙皓晖认为“大禹治水奠定了国家文明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