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天，冕宁解放，但一则噩耗也从前线传来：小叶丹牺牲了。

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内，得知消息的刘伯承久久沉默，他的眼睛受过伤，不宜流泪，但此时眼眶也早已泛红。

15年前，红军长征需要借路通过四川大凉山彝族区，为了取得当地彝族部落的信任，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与彝民首领小叶丹在袁居海子边歃血为盟，结为异性兄弟。

15年后，二野挺进大西南，重回革命故地，却没有找到当年留下来坚持斗争的战友。在送别红军后，小叶丹一直在大凉山坚持革命，直至在1942年的一场战斗中牺牲，他最后的遗言只有一句话：

“不要紧，刘伯承会回来的！”

是的，刘伯承回来了，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也带回了最后的胜利。只是迎接他的不再是小叶丹，而是一面残破的红旗，上面的番号写着：“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这面旗帜当年由刘伯承亲手授予小叶丹，如今又由小叶丹的妻子赠还给解放军。

随着四川的解放，18军奉命进藏，第二野战军在解放战争中的任务也即将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处于军旅生涯高光时期的刘伯承，却毅然辞去了野战军司令员以及在西南兼任的一切职务，从此远离军事一线。

究竟是怎样的变故，让戎马一生的刘伯承突然做出如此决定？

刘伯承选择离开军队，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来，这与他个人的意愿有关。

刘伯承的儿子刘蒙曾回忆过这样的一个细节，在家里刘伯承不喜欢看战争题材的电视节目，也几乎从来不提打仗的事情。孩子们要求爸爸讲讲淮海战役里的英雄事迹，刘伯承却非常严肃的说道：

“打仗有什么好讲的，多少寡妇向我要丈夫，多少白发苍苍的母亲向我要儿子，我内心不安呀。”

常人也许很难相信，一位戎马一生的元帅，竟会如此的厌恶战争。但细看刘伯承的一生，从长征到大别山的浴血奋战，从小叶丹、左权、叶成焕这些牺牲的亲密战友，到刚满6岁的女儿刘华北在延安托儿所被敌特暗害，刘伯承比任何人都能理解战争带来的苦痛。

真正的军人是不好战的，刘伯承从不掩饰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从农家子弟到投身革命，他追求的只是拯救穷苦的百姓，为国家和民族彻底消灭战争。所以当这个愿望达成的时候，他也没有了继续留在军队的念想。

而促使刘伯承辞去职务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老战友聂荣臻的一句话。

1949年10月20日，在中央军委组成后的第一次集体会议上，聂荣臻提出了一个关于军事发展的建议：

“我的年龄已经很大了，现在的军队干部需要更年轻的力量参与到其中。而年轻干部的培养也是最难的，必须要有丰富经验的人领导。”

要培养年轻干部，建立一支崭新的军队，应该怎么做？问题是聂荣臻提出来的，给出答案的却是刘伯承。在得知聂荣臻的提议后，身处前线的刘伯承当即写信给朱德，希望把手头的工作交给贺龙，自己则退往二线，主抓军事学院建设。

办军校，刘伯承并不是心血来潮，为了实现这个心愿，他已经足足等了20多年。

1927年7月南昌起义之后，红军选派了一批优秀人才赴苏联学习军事，为以后的革命斗争做储备。为此，苏联也专门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开设了一期“特别班”，负责接纳和培训中国学员。

当时在“特别班”就读的学员共有6位，分别是刘伯承、刘云、屈武、陈启科、黄第洪、左权。

在这些人当中，刘伯承的条件相对较差。他的5个同学中，4个黄埔一期毕业，1个北大高材生，而刘伯承只在重庆一所将校学堂待过10个月，最常用的教材只是《孙子兵法》。而且当时的刘伯承已经35岁，不懂俄文，因为眼睛负过伤，进行高强度的军事学习要比常人困难很多。

不过虽然困难重重，但刘伯承在伏龙芝取得的收获却是巨大的。这除开他个人的努力外，还得益于当时伏龙芝最先进的教学模式。

当时能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任教的绝非一般人，他们大多参加过一战，不是身居高位就是被授予过元帅军衔，比如号称“苏联作战艺术之父”的特里安达菲洛夫、有“红色拿破仑”之称的图哈切夫斯基。这种强大的师资力量，不仅是在苏联，甚至在整个西方都是数一数二的。

同时，伏龙芝为了培养优秀军事人才，可以说是不惜一切代价。“特别班”的学员就曾在教官的带领下，多次前往高加索、敖德萨、明斯克等地进行野外战术作业和战术训练。苏联红军为了配合教学，往往会抽调一线部队，甚至不惜动用海军、空军，用强大的军费模拟真实的战争环境。

伏龙芝让刘伯承深受震撼，也刷新了他的两项认知：

第一：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军校，不只是读读书，看看经典战例，还要立足于真实的军队和战争，从实践中培养人才。

第二：伏龙芝的教材从不是代代传承，而是不断与时俱进，适应战争的不断进化。从最开始的步兵、骑兵战术，到后来的机械化作战、大兵团作战。它为的就是保证学生在毕业之后，能够立即将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无缝衔接到当代战争中。

在当时的中国，无论是保定军校还是黄埔军校，以及各省创办的讲武堂，都无法做到伏龙芝这样面面俱到。所以对于当时的刘伯承的来说，他除了从伏龙芝学到先进的军事理念外，更体会到了一所军校对于国家军队甚至综合国力提升的意义。

从那时起，创办一所先进的军事院校，就成为刘伯承一生的理想。所以在建国后，刘伯承也主动提出要投身到军事院校的创建之中。

但其实在当时，中央一开始对刘伯承是另有安排的，那就由他出任总参谋长一职。

总参谋长作为负责作战指挥、战备建设规划的军事核心，首要具备的能力就是军事素质过硬，具有出色的战略眼光，能够将全国的军队捏合成一个整体。

而对于刘伯承来说，从南昌起义到红军时期，他就曾三次担任总参谋长一职，其军事素质能力、指挥打仗水平在全军是公认的，任命他为总长当之无愧。

但接到这个任务后，刘伯承的回答却是：

“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还当啥子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我已经当过几次了，总没有当好嘛！这次就不要再去当啰。我还是去办学校，搞教育，当教书先生吧！”

对于刘伯承来说，自己虽然是三参总戎幕，但毕竟常年在高压的环境下指挥作战，身体已经难以再应付紧凑的工作。总参谋长一职虽然关键，但可以胜任的人很多，解放军内从不缺会打仗的将军。

但对于办军校来说，没有人会比刘伯承更加合适。从泸顺起义创办军事学校，到苏区主持红军学校，以及领导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再到担任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校长，刘伯承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骨干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刘伯承意识到了办军校的刻不容缓，他必须亲力亲为，才能抓紧一切时间挑起这份担子。

说刻不容缓，是因为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解放军面临的对手也在发生改变。如果有一天崇尚“钢铁洪流”的苏军陈兵北境，或者是“军事现代化”的美军挑起战端，我们的高级指挥员能不能及时适应现代战争，这正是刘伯承最担忧的问题所在。

志愿军180师后来在朝鲜的遭遇，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180师隶属于志愿军3兵团，而当时担任兵团司令员的，正是刘伯承的爱将王近山。这位“李云龙”式的猛将，在朝鲜战场面对美军，接连出现了几个不应该的失误：

第一、 兵团指挥经验不足

3兵团刚进朝鲜时，为了集中力量打大仗，60军主力179师和181师被分别调拨12军和15军。但是后来志愿军全线后撤，王近山又将掩护主力的阻击任务交给60军，而此时60军只剩下180师一支可用部队。

这样的战术布置，直接导致后来180师被围时，无兵无将的60军只能干着急，无法做出任何有效策应，其他友邻部队更是鞭长莫及。

第二、 低估美军作战能力

作为抗美援朝的第二梯队，3兵团缺乏对美军机械化兵团穿插能力、应变能力的预判，一线部队后撤，只留180师单独执行阻击任务，其两翼空虚的弱点暴露无遗，直接被美军主力抓住机会，完成三面合围。

第三、 电台使用不恰当

为了应对美军侦听，3兵团过于强调保险，指挥部转移过程中一直关闭电台。所以当180师和60军意识到危险时，根本联系不上王近山，只能继续执行任务，让180师孤悬敌后。

正是因为这些失误，彭德怀在战后总结会上毫不留情地点出了王近山的问题所在：

“你怎么能把仗成这样，你可以是刘伯承的兵，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

王近山的经历也并非特例，而是志愿军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当时的志愿军指挥员，大多是从红军时期一路走来，除了少部分军校生外，其余多数都是工人、农民出身，从士兵到将军，战争经验都来源于实战积累。

但是在抗美援朝，那些曾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老经验大多都不管用了，这个时候战略战术如果不能及时革新，吃亏是必然的。

军校生未必能比农民出身的将军更能打仗，但充足的战争理论储备，可以让指挥员走更少的弯路，更快更系统地适应现代战争，这也是刘伯承认为军事学院创办的必要性。

正如毛主席讲过的一段话：

“现在中国军队走向未来，不能只注重陆军的发展，我们打赢了国内的战争，还要抵御国外的威胁，我们要重视空军，重视海军，重视所有军队的建设，这是我们当下的重要任务。”

1951年1月15日，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由刘伯承出任院长一职。而这所军校刚开办时，堪称一所“三无”院校：无资源，无教师，无学生。

为了解决这些难题，一向习惯深居简出的刘伯承，却罕见的到处串门。

他首先是向周总理打报告，希望请老搭档陈毅来当学校的政委。

周总理也是明白人，一下就看透了刘伯承的主意，说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陈毅是华东军区司令员，你让他兼任政委，找他要人，要钱，要房子就好说了，是这个意思吧？”

军事学院在南京，隶属华东军区，要办好自然需要得到陈毅这位东道主的大力支持。虽然因为其他工作繁重的原因，陈毅没能去军事学院和刘伯承搭档，但他和华东军区对于军事学院却是毫无保留的热情支持，要干部给干部，要房子随便挑，一切资源优先提供。

有了资源，接下来就是老师。

此时的刘伯承，无比怀念自己在伏龙芝的那批同学，他们无疑是最佳的老师人选。但当年“特别班”的6人里，左权、刘云、陈启科都已牺牲，屈武和黄第洪则是背离了信仰。而刘亚楼等伏龙芝学弟，包括那些黄埔系将领，也大多都是重任在肩，能抽出身来军事学院任教的少之又少。

没办法，一向在军事上不循常规的刘伯承，在选老师这件事上也只能不循常规。

军事学院成立之初，刘伯承首先从华东军政大学选留了一部分教员，后又从机关和地方大专院校招聘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任教员。当然，这些还远远不够。刘伯承又想到了一个人—正在功德林改造的廖耀湘。

作为曾经的国军名将，号称“丛林虎”的廖耀湘早年留学于法国圣西尔军校，回国后又最早接触并组建了机械化部队。抗日战争期间，更是率领远征军两次入缅甸作战，对于丛林作战、特殊气候作战都有自己独到的研究。

正如刘伯承后来对廖耀湘说的一句话：

“这些问题，只有你能讲，我们只能当你的学生。”

除了廖耀湘外，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黄剑夫。

例数黄剑夫的简历：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中央步兵学校研究班第四期、峨眉山中央训练团将校班第十期。论打仗，黄剑夫并没有太多拿得出手的经典战例，但单论军事理论水平，他绝对称得上是优等生。

值得一提是，黄剑夫是1950年1月在川北古城阆中被迫投诚的，而当时打败他的正是二野名将杨勇。

所以在军事学院里，就出现了这样有意思的一幕。作为老师的黄剑夫在台上讲课，而作为学生的杨勇在台下听课。好在杨勇性格好，对老首长刘伯承十分支持，对黄剑夫这位老师也是尊重有加。

但像黄剑夫和杨勇这种例子，在当时的学院内并不少见，这也是刘伯承的一招妙手。国军的那些被俘和起义的将领，未必说打仗有多厉害，但读过军校的大有人在，当老师教理论绰绰有余。

刘伯承办学极为严苛，从学员的选拔，教学大纲的制定，学风学纪的制定，编译教材，他都亲力亲为。

“治军必先治校”

这是刘伯承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而之后发生的一切，也印证了刘伯承的深谋远虑。

抗美援朝期间，军事学院举行了多次志愿军战役和战斗经验的总结学习会，其中1951年就举办了3次，刘伯承特意请来了参加过长津湖战役的志愿军9兵团20军军长张翼翔，以及赴朝慰问团负责人陈沂等人讲课。

在军事学院进修的将军们，很多的走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边打边学，即学即用，刘伯承立足实战，对志愿军的影响是巨大的。抗美援朝五次战役后，志愿军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就从前线给刘伯承来信：

“我军在攻防战术上亦有进步，首先在干部思想上扭转了不愿指挥特种兵的问题，现在都嫌炮兵配属太少了。在步炮协同与炮火运用上，组织严密，发挥了炮火的威力。现在我军在技术上基本克服了零敲碎打的现象，并以坦克炮及山炮抵近打点，对摧毁敌工事也起很大作用。”

在1955年的授衔中，军事学院战役系第一期可谓是将星闪耀的“将军系”，52位学员有上将5人，中将22人，少将25人，刘伯承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名将之师”。

上世纪50年代，苏联在编排《大百科全书》时，特意加上了刘伯承这一位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并评价他为“革命军事家”。

后来有人特意把稿件拿到刘伯承面前，而刘伯承只是坦然一笑，认为应该把“革命军事家”改成“革命军人”，并解释说：

“不要说自己是军事家，我们都是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之下，才打了胜仗的，是靠了许多革命军人英勇奋斗才取得胜利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军人。”

或许正如刘伯承自己评价的那样，最适合他的称谓从来都不是“军事家”，而是一位堪称典范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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