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原名梁绍生，祖籍山东荣成，1949年生于哈尔滨市，当代著名作家、学者。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父父子子》《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作品数十部。其中长篇小说《人世间》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本书是梁晓声毕生阅读经验分享，对十八、十九世纪前后法国、俄国、美国、英国、德国等经典作品，特别是现实主义作品的分析，以及对于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成绩的深入探讨，以现代眼光重新审视中西方经典文学，阐述了“文学即人学”的重要文学观。这是一份有态度的人性观察和社会思考笔记，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更是一种有价值的思考档案。

它为何吸引人？

《不装深刻》（试读）

天地人，谓三才。”——此六字虽非圣人名言，但在中国之蒙学范畴内流传极广。诚然，倘论创造性，地球上的一切景物成果，皆由天、地、人所创所造。天地创造之自然景观姑且不论，“鬼斧神工”一词足以概括。人类创造的后天物象，在目前的地球上更是目不暇接。人与天地，在创造性方面的“合作”由来已久。天地创造出江河湖海，人类就接续创造出堤坝库桥及各类船舰；天地创造崇山峻岭，人类居然能在其上修筑寺庙。现代的工具，几乎可将铁路、公路修到一切想要去往的地方。鲁迅关于路的名言，可以这么改了——“人说：‘要有路’，于是就有路了。”人不但能乘飞机日行千里，还能乘宇宙飞船去往太空，登上月球，建造空间站了。除了不能像天地那般创造“永恒”之物，人的创造性已达无所不能之境，以“鬼斧神工”一词形容是完全当得起的。劈山开岭，引流蓄水，对于今日之人类根本不成问题，是“熟活”。

动物中也是有些“能工巧匠”的，如蜂、蚁、某类鸟、鼠，当然，得算上筑坝高手水獭。但与人的创造性相比，太不在一个层次了。为什么在动物界，创造性没体现在大型、较大型动物身上，反而体现在小虫小鸟小兽们身上了呢？以图最大程度的安全是动物学家们给出的解释，姑且信他们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花房鸟”对自己的家是有审美要求的；某类小鼠也会将自己的家分隔出卧室、储藏室和“室内厕所”来——倒是智力最高的灵长类，在创造性方面毫无建树。依我想来，凭它们的智与力，分明可以“建”出接近于房屋的窝来，那不是既可防雨防冻也可防天敌（比如蛇、豹）的猎捕吗？它们为什么偏不呢？我曾因此困惑，自寻烦恼——忽一日顿悟，它们是群居的，只有群居才安全，而要建成可供群居的“大宅”，那得像客家人建的围屋一样，便也就超出了它们的智与力。

想象一下，若将《圣经》中开篇即《创世记》的语言风格用在人类身上，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人说：‘要有空间站。’于是，便有了。”

“人说：‘要有潜艇。’于是，便有了。”

“人说：‘要有导航仪和手机。’于是，也都有了。”

不论“三才”始出何人之口，人类具有高级的创造性这一点，越来越成为不争的事实。然而真有“创”之能力的人，一向极少极少，更多的人从事的乃“造”的工作，于是使“创”成为可以普遍服务于人类的成果。“创”与“造”是人类社会的协调性分工，也是人类能力的结合。所以“三才”中的人，非指任何个体，乃指人类这一大概念——倘无智与力的集体性、社会性结合，再有才的一个人，其才也无法转化为普遍服务于人类的成果。

谈到个体的人，每一个人都是欲望的盛器。其欲部分源于动物本能，部分是后天形成的。人之初，欲本能，皆有限。后天指外因，指成长环境、社会形态的影响作用。欲无止境，“人心不足蛇吞象”,不是对先天欲的形容——千真万确，是对后天欲的批判。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社会是由男人主宰的，后天欲于是极具男性的或曰雄性动物的先天特征。在雄性动物那儿，为王成尊亦即权力、地盘、雌性，是它们的先天欲的基本内容；它们的“盛器”也只能装那么多，并且，根本无须再多。它们的欲一向止于此境，在它们那儿，最大的蟒蛇也无吞象之念。所谓“四两拨千斤”还力图取胜，不符合动物们的生存之道，它们总是量力而行。

人欲与动物欲相比，所多的一项内容便是财富。动物们无财富观念，只有食物需求。对于食物，大多数的它们也无固积意识。除了食物，它们并不觉得世界上另外还有什么值得占有，越多越好的东西。

而对于人类，世界上值得占有的东西不胜枚举。在男权极端统治的社会，女人也等于是他们眼里的“好东西”,“尤物”便是这个意思。掌握了大权并且占领了一方地盘的男人对女人的占有欲的变态和令人发指，正、野史记载甚多，不赘述。

谈到权力与男人之欲，“安史之乱”可作一例——史思明怂恿安禄山的儿子弑父夺权，自立为王，当儿子的照办了，结果自己被史思明所杀；史思明称王不久，又被自己的儿子所杀，都是为了过把当王的瘾。各类五代史中，父子相杀、兄弟取命之事一宗又一宗，皆因一个“权”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话，本是孔子对统治者们说的。在他所处的世纪，因争权而六亲不认的现象已司空见惯，他的话放在当时理解并无毛病。至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实则是后来说书人的发挥和戏文而已，却也几乎道出了封建君权和父权的蛮不讲理和混账。女人爱权、恋权是个例，如武则天、吕后、慈禧。她们一恋权，也会显出六亲不认的毒辣来。权力之异化人，不分男女。至现代的社会，权力基本由身家益器转化为社会公器了。女性执掌各方面权力，委实是社会进步。而且，她们中每每涌现卓越的掌权人物，证明人类的社会，并非唯有男人们才善于掌权。

与欲望同在，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理性弹力索———头由自已拽着，另一头系着本身欲望。自己的手可以想象成拴马柱，想象成船的锚或系缆墩，而理性弹力索可以想象成蹦极索，想象成如卷尺般可伸缩的遛狗绳也行。

人的欲望好比自己的胯下之马。人马合一是人欲关系；鞍马劳顿证明长时间骑马很累，长时间任凭欲望“载”着自己狂奔则是超累之事。那么一来，人已不是欲望的控缰者，反而成了欲望之“马”的奴隶，虽然从表面看人骑在“马”上。有欲望并不可耻，没有欲望还是人吗?但成为欲望的奴隶是可悲的，所以有时应勒缰拴“马”,静下心来寻思寻思，自己的欲望是否已超出了它的“盛器”的容量。人的发展是由内外二因的综合条件所决定的，发展和欲望手牵手，故每个人的“盛器”有大小之分。明明由内外因所决定，“盛器”较小甚至很小，却偏要装太多太大之欲，那么结果只有一个，欲将自己那“器”胀碎了，于是自我毁灭，后悔晚矣。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在寻常时代，在许多寻常日子里，欲望并不像马，更像宠物狗。是的，我们大多数人是很宠自己的欲望的，呵护有加，反感别人看不顺眼。一般情况下，小型宠物狗不至于攻击人，即或偶然发狂，对他人的实际危害也不至于多么严重。但文明的人，还是会牵狗绳的。否则不仅令人讨厌，受人指责，还很可能闯下意外的大祸。寻常日子里，放纵放纵小欲望，满足于一时，并不是多么造次的事。放纵不等于使狗脱绳，任其到处乱跑，而是指可以使狗绳长一点儿，该收时立刻就能缩短，及时可控。在我读过的中外小说中，从没发现将欲望形容为狗的，形容为“脱缰之马”却多见。“狗”是我的形容，可打上“梁记”的标签。依我想来，当代的多数人，大抵已被社会大家庭驯化得相当理性了，无官无权的，欲望都不至于如何狂野。城市已禁养大型犬了，自认为多么温柔也不许。好比在某些人生平台上，不要非有根本不切实际的欲望，须知，你在遛自己的欲望之“狗”时，别人也在那样。“狗”“狗”相遇，你的又大又凶猛，互咬起来，便是你与别人在进行欲望的斗争了。通常结果肯定是两败俱伤。有欲望不可耻，但因欲望之争而受伤，不值。

《浮士德》的副主题与欲望有关。多数评论家认为浮士德是因“求知欲”难以获得满足而与魔鬼达成灵魂抵押之约的。但我觉得，从他押出灵魂后的种种行为来看，其欲显然溢出了初心。于他而言，心即器也，于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他实际上是要体验一切欲的满足，而那给他带来的或是暂时的快活，或是失望和受挫感。《唐璜》表现的则是一个公子哥穿越式的欲望之旅，他以一己之身体验遍了欲望大全，在莫扎特的歌剧中下了地狱。而在我读过的内容与欲望有关的小说中，尤喜欢法朗士的《衬衫》。我少年时读此短篇有茅塞顿开之感，从而明白人应像爱书之人经常清理书架，扔掉不值得看第二遍更不值得保留的书那样，将对自己有害的欲望从“心器”中清除。再诱人的欲望，倘对自己而言是画上之饼，弃之何惜?但我并非彻底的理性主义者，《父与子》中巴扎罗夫那么理性的人，是我所不以为然的，奥津佐娃明明是一个美丽的、见解不俗的、值得他追求的独身女子，并且她也被他所吸引，完全是他那种故作高傲的理性把关系搞坏了。实际上他除了偏激的思想并没什么值得高傲的资本。故作高傲是他和于连的共同点，但在理性方面他是于连的反面。于连的悲剧在于，他太管不住自己的欲望了。巴扎罗夫却是另一类《套中人》,有独立思想的那类。谁说有独立思想就不会成为“套中人”呢?在感情与理性的平衡方面，《怎么办》中的罗普霍夫值得点赞——当他发现妻子与自己最好的朋友相爱了，并且明白那才是真爱，就选择了伪装自杀，远走高飞；多年后他也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两家人遂成近邻，亲如一家。这实在是太理想化了，几乎只能出现在小说中。考虑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在为老俄罗斯塑造文学新人，太理想化也就太理想化吧。

中国古人在欲望与理性关系方面也很理想化啊。“君子不器”无非指心系天下，襟怀广阔，竟至无形。但“君子”既那么少，我们普通人永远当不成，所以不必非努着股劲儿去当。

我心有形若器，盛我欲；我欲寡且有度，器不杂满，足可容其他——其他指有益身心健康的爱好、亲情友谊、求知尚礼等。我想，一个人若能像阿婆挑菜般，对自己心器里的“东西”认真选拣、去其腐坏、留鲜好，虽有“器”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