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在陕北的一次接见中，毛主席与高士一深入交谈。高士一，出生于地主家庭，但他放弃了优越的生活，义无反顾地加入抗日行动，成为了抗日英雄。毛主席高度关注他在部队中的融合情况，问道：“你老实和我说，军中有没有人因为你的身份而排挤你？”这样的问题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深意呢？

毛主席之所以这么问，是和高士一的出身有着很大的关系。

高士一，出生在1894年河北任丘县一个显赫家庭，从小受尽宠爱。他的父亲，一位辛勤的地主兼商人，经年累月地扩张了家族的土地和商业版图，至拥有4000多亩的土地和多家工厂及船运码头。家中四兄弟中，高士一是最小的，因而被家人亲切称为“高四爷”。

继承父亲之后，高士一没有沉溺于奢侈的生活。他在家族庄园北侧建立了一个占地500亩的大庄园，名为“高家场”，庄园内有11套独立的宅院，周围环绕着护城河，景致宜人，为高家族人提供了舒适的居住环境。

苏日安出身富裕，高士一从未忘记那些与他一起劳作的长工们。他自幼喜欢劳动，学会了农事和武术，并略通中医，经常无偿为乡亲们诊治疾病。这些行为使得他在当地赢得了“热心肠的高四爷”的美誉。

五四运动期间，高士一展现了其思想的先进性，他在村中推动破除封建迷信、革除缠足等陋习，将村中的庙宇改造为文化宣传室和女子小学，使得女孩们也能够享有教育的权利。另外高士一还被乡亲推选为八县堤工委员会的委员，负责河务管理，确保河堤的稳固与安全。

然而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让高士一深感国家的危机。这种政策直接导致东三省的沦陷，使得高士一痛心疾首。从此他买来收音机，紧跟时局变化，通过广播了解国内外情况。

1937年，高士一的长子高万德因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而被学校开除。了解真相后，高士一不但没有斥责儿子，反而对其行为表示支持，认为学生应该有爱国之心。同年高万德回乡后，与好友一起开展抗日宣传，创办了《群声报》，积极在各村推动成立抗日救国会，很快组织起了一支百余人的队伍。

这支队伍的日常运作，包括食粮和经费的筹备，全部由高万德秘密从家中资助。虽然高士一对外表现出不知情的态度，内心深处，他对儿子的抗日活动持有坚定的支持，这种默许成为了背后的强大推力。

当北平和天津在战火中相继沦陷，日军的铁蹄不断南下，高士一所在的村庄及其周围47个村庄的村民们，面对日军的威胁，决定不再退缩。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围绕村庄进行了策略性的部署，迎战日军的侵袭。

在一次决定性的夜袭中，村民们以自己的土地为阵地，以卓越的地理优势和顽强的抵抗精神，对一支约为一个中队规模的日军展开了歼灭战。这场战斗中村民们击毙了90多名日军，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不久之后，为了报复，日军动用了大量的飞机和汽艇，从空中、陆地和水面对村庄展开了残忍的攻击。他们屠杀了无数无辜的村民，焚烧了大片房屋，导致无数人流离失所，村庄几乎变成了一片焦土。

消息传至高士一耳中，激起了他的强烈愤怒和责任感。他立刻振臂高呼，号召周边的群众加入他的“抗日救国会”，誓言要为民除害，驱逐侵略者。高士一的呼声如同晨钟暮鼓，激起了周围数千群众的共鸣。仅仅一个月内，他领导的抗日队伍迅速壮大至三千余人。

各方势力很快注意到了高士一的抗日队伍。阎锡山派遣特使来到高士一面前，承诺若他愿意合作，不仅可以成为“司令”，还能获得充足的武器、弹药供应，甚至“吃空饷”的待遇。紧接着，国民政府的中央监察委员亦找到高士一，手持蒋介石亲签的“委任状”，试图以此诱其归顺。

更荒谬的是，日军的天津特务机关也派人秘密接触高士一，开出了丰厚的条件，希望他能够带领队伍投靠或至少保持中立，不再给日军造成麻烦。面对这些丰厚的诱惑和潜在的威胁，高士一坚决拒绝了所有提议。他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绝不做国民政府的腐败官员，更不会成为日本侵略者的走狗。

在这一连串的拒绝后，中共特委委员侯玉田，携带由吕正操签发的空白委任状，找到了高士一。他们计划共同策划抗日行动。在此之前，侯玉田已与高万德有过深入交流。然而高万德对联合高士一持保留态度，认为高士一作为地主资本家，背后还有家族利益的牵绊。

侯玉田在听取高万德的顾虑后，耐心地向他解释了当前抗日战线的宗旨：不论出身和背景，只要愿意为抗日事业出力，就是值得尊重的同志。

经过一番沟通和思想斗争，高万德最终被侯玉田的诚意和坚定信念所打动，带领侯玉田见到了高士一。

高士一一直对共产党挺有好感，所以当共产党提议让他听从他们的指挥时，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随后侯玉田亲手交给他一份吕正操签发的正式任命书。

任命书上清楚地写明：“根据您的愿望和请求，我们诚邀您加入我们领导的抗日阵线，并任命您为河北人民自卫军第五路军总指挥。” 高士一接过任命书，激情澎湃地表态：“国家存亡之际，个人责无旁贷，我决心追随共产党，与侵略者战斗到底！”

加入共产党后，高士一开始将自己的宅第改造为抗日作战的指挥中心。他的大客厅转变为了一个永不休息的战情指挥室。他还投入了家中的所有现金，将储备的粮食全部用于增强军队实力和备战需要。他的妻子也全力以赴地支持他，不只是将自己的积蓄捐出，还主动承担起了军队后勤补给的重任，确保士兵们的补给充足。

苏日安高士一的这些行动得到了家人们的支持，但也不免引起了一些家族内部的不满。特别是他的三哥高士芬。高士芬认为高士一受到了侯玉田的误导，把一个平静的家庭卷入了无休止的战争。当侯玉田再次访问时，高士芬甚至命人将侯玉田软禁起来，试图断绝他们之间的联系。

得知此事，高士一怒气冲冲地前往高士芬的住处，直面质问三哥：“你这是什么意思？跟共产党一起是为了抗击日寇，救国救民，你难道看不到吗？家财再多，没有国，又有何用！”

三哥高士芬固执己见，指责高士一：“你知不知道，共产党主张共产，咱们家这么多产业，难道都要白白贡献出去？你这是在毁家灭产！

高士一冷静地反驳：“现在日寇都侵占咱们家门口了，你还在这里只想着自己的财产安全，真正的危机是整个国家都在面临灭亡，到那时，你的财产又能保护你什么？

就在这时，高万德也赶到现场，支持父亲的立场：“三伯，现在外面的人民正受苦受难，我们不能坐视不理。国家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的家，我们有责任保卫它。

面对家族内部的这场争执，高士芬无话可说，最终不得不释放侯玉田，之后两兄弟的关系便生了裂痕。尽管如此高家的大部分成员都支持高士一的决定，他们纷纷贡献自己的力量加入抗日行动。在高士一的号召下，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高士一所带领的部队迅速膨胀到三千多人。

高士一还进一步强化了与周边民间武装力量的联系，特别是地方商团和小规模民兵组织。通过一系列精心组织的会议和磋商，他成功地将这些独立单位整合入自己的指挥系统之下，队伍规模一跃增至超过八千人。这一行动显著增强了在华北地区对抗日军的实力，使得他领导的部队成为日军的重大威胁。

在1938年的一天晚上，日军发起了对高家场的突袭，这是高士一家世代生活的地方。日军动用了五百多人的兵力，他们的突然到来让高家人措手不及，高士一的家族住所在这次袭击中被完全焚毁。

在这次行动中，高士一的侄子高万玉和高万峰不幸落入敌手。第二天日军通过释放高万峰并让他带回一封诱降信，试图动摇高士一的决心。高士一阅读信件后，怒不可遏，当场将其撕毁，愤怒地质问高万峰是否已经背叛国家。

高万峰在压力之下跪地，发誓自己绝未背叛，重申自己的抗日决心。见侄子如此坚定，高士一收起手枪，决定暂时信任他，但警告他未来的行为必须证明自己的忠诚。

紧接着，高士一迅速召集所有高级指挥官召开紧急会议。他在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我们的家园被毁，我的侄子被掳，这是敌人企图摧毁我的意志。然而我高士一决不会因为个人的损失而动摇我们抗日的大局！今天我要明确告诉大家，即使敌人要杀我的侄子，我们高家也绝不会产生一个叛徒！”

对日寇的诱降策略无效后，他们残忍地杀害了高万玉。这一事件被贺龙得知后，他对高士一的坚韧和独立四支队的战斗力印象深刻，决定将他们编入自己的部队。

当高士一接收到这一电报时，他兴奋地拍了拍大腿：“能够接受贺龙元帅这样的英雄老将的指挥，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荣幸，贺老总的部队向来以勇猛著称，这是我们学习和成长的大好机会。

随后，贺龙专门来到高士一所在的营地，对高士一将家财全部投入抗日战争的举动表示了极大的赞赏。为了彰显高士一的牺牲精神，贺龙在独立第1旅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公开表扬了高士一的无私与勇敢。

会议结束后，高士一谦逊地回应道：“其实，这是我应尽的责任，从现在开始，我将全心全意地跟随师长，在抗日战场上奋战。”贺龙笑着纠正他：“你的话说得不完全准确，不只是跟着我，而是要跟着党，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贺龙随即转变话题，询问高士一是否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高士一摇头表示还没有。贺龙立刻安排独1旅的副政委幸世修和政治部主任杨琪良作为高士一的入党介绍人。

在贺龙的推动下，高士一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不久后，中央军委发布了新的战略命令，贺龙带领120师主力部队前往晋察冀边区执行保卫陕甘宁的任务。

在部队安顿好之后，毛主席特邀贺龙和高士一前往延安，希望亲自会见这位以家庭财产支持抗日的英雄。高士一在贺龙的陪同下来到延安的杨家岭，初次会见毛主席。在简朴的窑洞内，毛主席的首个问题令高士一意外：“你的事情我听说过，在部队里、尤其是当了旅长之后，有没有人为难你啊？

高士一稍作思考后才明白毛主席关切的深意。他是担心由于高士一地主的身份，可能在八路军这样的群众队伍中遭受不公待遇。感受到毛主席的细心和对士兵的关怀，高士一感激地回答：“没有，我的战友们都非常关照我，请主席放心。”

毛主席对高士一的回答感到欣慰，并对他放弃地主身份参加抗日斗争的行为表示赞赏，认为这种牺牲个人利益为国家的行为非常难能可贵。

之后高士一在战场上表现得更为出色。他的名声在日军中传开，成为了他们的梦魇。每次战斗，他都在前线带领士兵冲锋，显示出非凡的勇气和战斗力。这种无畏的精神深深影响了他的部队，他们在战场上屡屡取得胜利，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随着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漫长的抗日战争画上了句号。这一历史时刻，标志着中国人民在长达14年的抗战中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之后高士一被调到后方，主要在晋绥军区搞后勤工作，后来还当了西北财经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和山西交通厅的厅长。简单来说，他负责的就是保证后方的财务稳定，所有的钱都得经过他的手。

到了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给军官授衔，独立旅就出了两个中将。可是，因为高士一早些年离开了前线部队，所以就错过了评定军衔的机会。可能会感到遗憾，但高士一从没抱怨过，还是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

1968年，高士一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时因病去世。临终前，他对身边的家人强调：“一定要信任党，听党的指示，永远跟随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