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教授在他的《正说清朝十二帝》里分析，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偶然的。他说，战略上，清朝国力不小，以逸待劳，民心在我云云。但从史料中记载的战争进程来看，这些论断，未必站得住脚。

首先，他所谓的国力不外是人多、兵多。民间百姓都知道，人多作乱，鸡多不下蛋。一国的国力，包括硬件（工业与船炮）和软件（制度与文化）两方面，且这一切有效的整合起来才构成力量，以清政府当时的条件，啥也构不成！

其次，他所谓的以逸待劳，就是英国大老远的跑过来了，而我们是本土作战。老先生没有考虑到，中国士兵的两条腿，怎么能赛得过英国的轮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沿海兵丁远远不够用，清政府主要是从内地调兵增援东南战事。诸多省份，少者调兵500人，多者调兵7000多，整个战争期间动用总兵力大约10万，而内地调往沿海的大约5万，也就是一半左右。这一半兵力的调兵速度，据茅海建先生推算：邻省约30至40天，隔一二省约50天，隔三省约70天，隔四省约90天以上。

相形之下，倒是英国反客为主了，英国军舰从南非的开普敦驶至香港，需60天；从印度开过来，需30至40天；从英国本土开过来，也就是4个月。所以，清军远远谈不上以逸待劳，而是从内地到沿海，一片折腾。

至于所谓的民心在我，更是阎教授自作多情。清政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意政府，民众与政府不但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相反，清政府的执政理念中，始终把人民当作了终极敌人，而人民再傻，也知道朝廷毕竟是朝廷，一家一姓的江山，于我何干？这种隔膜甚至敌我关系，早在16世纪就被西方殖民者发现了。最早的代表是西班牙殖民者桑迪博士，1576年他从菲律宾写信回国，说：中国的国王与官吏“虐待穷人”，“以闻所未闻的暴政”对待他们的人民，而他们的人民“也没有一个人会对他们的国王效忠”。

这一点英国殖民者也明白，所以政府的训令中，专门指示他们不要与中国民众为敌。事实上，整个鸦片战争期间，沿海百姓经常平静地围观自己的朝廷与外夷作战，用现在的流行语，百姓都是路过打酱油呢。麦天枢对此评论说：“如果以为沿海和长江的炮声与白旗，已经在国民中掀起了多么巨大的精神波澜和情绪风涛，那便是属于今人想当然的自作多情。”看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给人的感觉，整个鸦片战争，英军步步胜利，大半功劳都得记在中国汉奸的身上！扬威将军奕经在浙江组织战事时，给道光皇帝的折子中也重点谈到了汉奸问题：“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分不出良歹来”；最可恶的是，“每逢打仗之际，百姓男妇，毫无畏惧，从旁指点嬉笑，竟不知是何肺腑？”道光朱批曰：“愤恨何堪，笔难宣述！”

道光的“愤恨”是真实的，但是如何让百姓不做这种看客，却是家天下的专制统治者在其执政伦理中永远无解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