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7月初，一个叫方保宗的男人和一个叫徐舫的女子，登上了去日本的游轮。轮船到达日本神户，日本宪兵例行检查。
两人站得很近，行李也挨着，日本兵就误以为他们是夫妻，指着女人问男人：“她是你夫人吗？”男子随口用英语回答说：“是的，她是我亲爱的妻子。”女子听了会心一笑，没有申辩。
那个名叫方保宗的男人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茅盾”，方保宗只是他掩护身份的化名。而那个叫徐舫的女子，则是22岁的秦德君。茅盾与秦德君结伴去日本留学的这一年，他32岁，早已娶妻生子。
茅盾的发妻叫孔德沚，这个名字，还是新婚之夜茅盾给她取的。
茅盾原名沈雁冰，他才5岁的时候，就由祖父沈恩培做主，与孔家的三小姐订了“娃娃亲”，女方比他小一岁。
母亲陈爱珠读过书、有思想，对这桩亲事不太满意。她不止一次对丈夫说：“孩子还这么小，谁知道将来如何？”
但是拗不过丈夫和公公，这桩亲事就此定了下来。
定亲之后，沈家多次让媒人到孔家去传话，让孔家女儿“不要缠足”“要读书识字”。但是孔家守旧不听沈家的话，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让女儿读书识字，而且还缠足了半年。
1916年年底，20岁的茅盾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回家过春节。当时，他的父亲已经亡故，家中事务都是母亲做主。
母亲郑重地问他：“你有女朋友么？”茅盾说没有，母亲就说：“女家又来催了，我打算明年春节前后给你办喜事。”
从前，母亲觉得茅盾出了学校，不过是当个中小学老师，有一个不识字的老婆倒也没什么。但如今他进了商务印馆，不过半年就受到重视，今后事业一帆风顺，还要做许多事，有一个不识字的老婆就不相称了。
因此，母亲征求他的意见说：“你如果一定不要，我只好托媒人去退亲，不过对方未必允许，说不定要打官司，那我就为难了。”
母亲体谅儿子、为儿子前途着想，又为要退亲就可能打官司而感到担忧。这种两难的处境，让她不知如何是好。这件事关键在于茅盾的态度，她是一定会按照儿子的意见办的。
茅盾本可以选择退亲，在上海自由恋爱。然而出于对母亲的孝顺，他不想让吃苦多年的母亲为难，于是决定屈服于命运，娶孔家的女儿为妻。
1918年春节，茅盾和孔德沚结婚。
新婚头一天，他就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孔家姑娘不是天足，也没读过书，“只认得孔字，还有一到十的数目字”。尽管如此，茅盾还是耐着性子完成了婚礼仪式，还给妻子取名“孔德沚”。
新娘子回门那天，孔德沚哭着对娘家人控诉说：“我在沈家像个乡下人，你们耽误了我的一生一世！”得知此事，陈爱珠安慰儿媳道：“我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教你还不费力。”孔德沚这才破涕为笑。
半个月后，茅盾回上海工作，妻子则跟着母亲读书识字。两个月后，母亲写信告诉茅盾说：“德沚到石门湾镇上小学去了。”孔德沚学习十分刻苦，到了暑假，她已经能看懂浅显的文字，学会写信了。
孔德沚很争气，到1921年初春跟婆婆一起移家上海后，她又进入爱国女校文科读书，此时她“已有高小毕业的程度”。
结婚三年，茅盾与孔德沚是包办婚姻，虽然没有爱情，但毕竟是青春年少的夫妻，夜夜睡在一起。这年冬天，孔德沚生下女儿亚男，两年后又生下儿子阿桑，此后他们夫妻就再也没有生育过。
1927年上半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革命人士。迫于形势，茅盾不得不隐居在家。蛰伏上海期间，茅盾与组织失去联系，心绪也陷入苦闷。在好友陈望道的建议下，他决定东渡日本，换个环境。
热心的陈望道还帮茅盾办理出国事宜，兑换日元、订购船票。茅盾去陈望道家里取船票，与昔日学生秦德君不期而遇。原来秦德君也打算去日本，陈望道请茅盾对她给予关照，茅盾欣然应允。
秦德君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容貌端庄，身段苗条修长。早在1922年，她在上海平民女校读书，茅盾是学校的老师。两人有师生之谊，也算旧相识，这次相约共同赴日，正好彼此有个照应。
茅盾与秦德君到达东京后，他住在旅馆里，秦德君住进了“东亚预备学校”女生集体宿舍。彼此离得很近，来往密切。在异国他乡，他们的感情日益加深。这一年的冬天，俩人同居了。
茅盾与秦德君陷入热恋，他亲切地称秦德君是他的“救星”，是挽救他的“北欧命运女神”。旅居日本期间，茅盾写了不少散文、小说和文学评论寄回国内发表，换取稿费维持生活。
虽然有佳人相伴在侧，但茅盾在事业上却遭受重挫。因为“幻灭、动摇、追求”三部作品的发表，遭到国内左翼文坛的批判，茅盾决心写一部有分量的小说来扭转舆论，却苦于找不到素材，无从下笔。
茅盾向秦德君倾诉，有关他家乡的素材都被他写光了。看到心爱之人如此烦恼，秦德君搜肠刮肚，给他讲了好友胡兰畦抗婚出逃，参加革命的故事。
茅盾听后，茅塞顿开。他赞叹说：“这都是些极好的小说材料！你呀，好比手里捧着一大把铜钱，只要用一根线穿起来，就是很好的文学作品。”
茅盾以胡兰畦的故事作为素材，创作了长篇小说《虹》。1929年4月到8月，小说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轰动一时。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秦德君出力不少，而且连小说的名字都是她取的。
这部小说的成功，是茅盾成为文学巨匠的新起点，也是他与秦德君由相知走向相恋的转折，他甚至动了要娶她为妻的念头。
本来《虹》还要写下半部，但是1929年8月，秦德君因意外怀孕，茅盾便中止了小说的写作。正所谓“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秦德君回上海打胎，她与茅盾同居的消息也传到了孔德沚的耳朵里。
茅盾去日本后，孔德沚独自一人挑起了养家的担子，侍奉婆婆、教育子女。当她得知丈夫移情别恋的消息，委屈得大哭起来，直到婆婆来劝说：“我的儿子我知道，他会回心转意的。”孔德沚听了婆婆的话，将信将疑。
孔德沚自从嫁入沈家之后，贤惠孝顺，吃苦耐劳，婆婆沈爱珠对她十分满意。为了让儿子回归家庭，老人给儿媳出主意说：“妈给你撑腰，你去截断他们的稿费。断了经济来源，他们就不能长久。”
茅盾在国内发表作品，稿费都是由好友叶圣陶和郑振铎转寄。得到婆婆指示的孔德沚也有了底气，她找到叶、郑二人，提出将茅盾的稿费划出一部分养家。她是茅盾名正言顺的妻子，提这个要求合情合理。
事实证明，孔德沚的这步棋走对了。有了婆婆的暗中指点，这个忍辱负重的女子走出了维护自己婚姻的第一步。
茅盾与秦德君在日本所有的花销，都是来自他的稿费。自从稿费被妻子以养家的名义截断后，茅盾果然遇到了经济上的困难，加上日本方面开始清洗革命人士，进退两难的茅盾只得带着秦德君回国。
1930年4月初，茅盾与秦德君被迫回到上海。两人依然同居，先住旅馆，后来暂住在好友杨贤江的家里。两人的关系已经公开，茅盾还带着秦德君去看望了鲁迅，帮助她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
此时，秦德君又怀上了与茅盾的第二个孩子。茅盾此行回国，就是想与发妻孔德沚办理离婚。但是孔德沚一哭二闹，死活不同意离婚。
茅盾无奈之下，带着秦德君去见了母亲。他本以为秦德君既然怀了自己的骨肉，母亲一定会慈悲心肠，同意他与妻子离婚。
但是他打错了算盘，茅盾把秦德君带回家后，母亲不仅推脱不见，而且说了狠话：“我有生之年，你别想离婚。”
母亲对茅盾苦口婆心地说：
“你自幼丧父，我含辛茹苦将你抚养成人，又教你礼仪诗书，处世之道，现在你却抛妻弃子，要摧毁一个美好的家庭，于心何忍？况且糟糠之妻不下堂，你应回心转意，归家团圆，担负起这个家庭的重担，这才是正道。”
茅盾也知道愧对妻子儿女，满面羞惭，唯唯诺诺地不敢说话。婆婆的支持就是孔德沚最大的底气，她自然不会将丈夫拱手让人。
如此一来，秦德君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她腹中的孩子成了大难题，如果孩子生下来，又没有名义；不生吧，更失去了筹码。
问题的关键，在于茅盾的态度。然而秦德君做了一件事，让茅盾深感失望。秦德君造谣孔德沚在茅盾离开期间，与人有染。对于妻子的人品，茅盾自然心知肚明，更何况孔德沚一直与母亲生活在一起。
经济上陷入拮据，道德上处于下风，经过一番权衡之后，茅盾决心与秦德君分手。两人到一家照相馆合照一张6寸相片，各持一张作为暂时分离的纪念。茅盾承诺秦德君，四年之后再结百年之好，相约再写《虹》的下半部。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秦德君预想的那样。茅盾与发妻重归于好，回归家庭之后，婆婆告诉孔德沚：“接下来就看你的了。”孔德沚听了婆婆的话，不仅对茅盾的过错既往不咎，而且生活中对他体贴入微，尽到了妻子的义务。
感受到家庭温暖的茅盾，从此与秦德君一刀两断。
分手之后，秦德君得知茅盾与妻子情好日密，伤心不已。有一天她回到昔日与茅盾同居的房间里，眼看四壁萧条，人去楼空，倍感凄凉。当天晚上，她就吞下了两瓶安眠药自尽，幸亏被人发现才抢救回来。
茅盾得知她生命垂危，只是写来一封信安慰，甚至连地址都没有写。
茅盾自从回归家庭之后，一心扑在文学创作事业上。他与发妻孔德沚相濡以沫，互敬互爱，共同走过了余下的人生。
直到1970年1月，孔德沚重病不治，离开了人世。
妻子离世，茅盾十分悲痛，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时我不禁放声痛哭，盖想及她的一生，确是辛辛苦苦，节约勤劳……过后思量，我很对不起她。”由此可知，晚年的茅盾对妻子感情真挚。
1981年3月，一代文学巨匠茅盾也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晚年茅盾在写作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对在东京与秦德君的同居两年的生活及共同创作《虹》一事只字未提。因此这一段尘封的往事，少有人知。
直到1985年4月，茅盾逝世四年之后，年近80的秦德君在香港《广角镜》月刊上发表了《我与茅盾的一段情》，揭开了她与茅盾不为人知的过往。即便过去了那么多年，秦德君依然耿耿于怀，在文章中对茅盾颇多怨怼。
然而感情的事情，终究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茅盾固然是负了秦德君，可是如果他选择了秦德君，又如何不是辜负了发妻孔德沚呢？错位的感情，本不应该开始；一旦开始了，注定没有两全其美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