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江苏无锡举行张闻天诞辰95周年纪念活动，地方上特意邀请了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出席。

张闻天其实不是无锡人，但从1974年张闻天搬到无锡住下，后来也是在无锡去世。

为了纪念张闻天，无锡市政府特意将他住过的养病的院子定为故居，并开辟为青少年教育基地。

刘英动身赴无锡参加活动，除了邀请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有关同志外，还邀请了一些特别的客人，即秦摩亚、吉玛以及秦刚夫妇。

秦摩亚、吉玛以及秦刚夫妇三人是兄妹，而他们的父亲就是秦邦宪，即博古。

博古早年同张闻天是同学，两人交情很深，后来他牺牲以后，张闻天刘英夫妇对他的子女很是照顾，因此秦家的孩子都亲切的称刘英为“刘妈妈”。

博古有六个子女，因早年参加革命，子女大多数都散落在各地，与父母天各一方，以至于对父母的印象都是很模糊的。

刘英之所以邀请他们兄妹到无锡，是因为博古是江苏无锡人，而无锡也是他们兄妹的根。

不仅如此，刘英还带着他们兄妹一起去见了无锡市党史研究室的负责人杨玉伦、富耀楠，并提醒他们，无锡市应该开放博古故居。

“他为革命作了很多贡献。”

张闻天虽然比博古要大7岁，在五四运动期间，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翻译家。博古那时还在苏州读中学。

1925年暑假，张闻天到苏州乐益中学教书并展开地下工作，当时博古还在苏州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教书，因博古那时思想进步，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因此常听张闻天演讲。

同年年底，博古在上海大学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冬，张闻天被派往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学习，博古也在第二年也同样赴苏联。

在苏联期间，张闻天与博古关系密切，交情很深，那时张闻天以学识渊博著称，而博古则以能言善辩著称，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两人都很受米夫赏识，后来在中山大学的各个小团体中，中国留学生中逐渐形成了以王明为首的小团体，而张闻天和博古都积极参与其中，并且还是其中重要的成员之一。

1930年5月，博古回国，被分配到了全国总工会，并于1931年4月出任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一个月后，张闻天回国，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

不过，那时的博古已经同王明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当时他听闻张闻天回国后，立即到他所住的客栈去探望，共叙离别之情。

应该说，两人的关系确实很好。

1931年秋，王明赴苏联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则赴中央苏区，年仅24岁的博古则出任了临时中央总负责人。

同年9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成立，张闻天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尽管两人在工作的方式上以及一些问题上均有不同的分歧，但不管如何，两人在大的政治方向上是一致的，即对以王明为主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路线，张闻天与博古都是坚定不移的支持者。

张闻天之所以会如此选择，很大程度上同他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情况有关，毕竟从1925年他就已经赴苏联求学。

不久之后，在上海的临时中央迁往中央苏区，张闻天在一段时期内仍与博古密切合作，继续推行“左”倾错误路线。

只是与博古不同的是，张闻天在很短时间内，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1933年1月17日，针对日本侵占东三省，并将触角伸向华北的现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宣言：

“在满足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于领土完整的三项条件下， 可与一切武装订立共同作战协定。”

对宣言内容的理解，张闻天与博古产生了分歧。

张闻天认为：

“三条件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不仅仅是针对下层士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

博古则很不以为然：

“我们的宣言只是对群众说的，只是对士兵说的，或者至多是对下级军官说的。至于上级军官，那决不会接受我们的条件。”

张闻天与博古就各自所持的观点写了文章发表在报纸上。

只是自始至终，博古没有采纳张闻天的意见。

这也直接导致了后来福建事变的失败。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联合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决定走反蒋抗日的道路，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宣布内外政策。

“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后，以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十九路军将领意识到了日寇侵略的紧迫，加之在与红军作战中不断损失，认识到了继续“剿共”没有任何好处，决定联合国内反蒋势力抗日，当时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人还主张对内联合中国共产党，并与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和《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等。

毛主席当时就意识到，这是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绝佳机会，因此主张与福建合作，趁着蒋介石无暇顾及之际，红军主力从敌人薄弱方向突围，跳转到江苏、浙江、江西、安徽交接处活动，以与在福建的十九路军呼应。

不过很遗憾，这一正确建议被以王明、博古、李德等人无情拒绝了。

福建事变期间，蒋介石采取金钱收买加军事打击的方式，瓦解了十九路军，而整个过程中，博古、李德均采取按兵不动的政策。

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福建事变不仅失败，中央红军也未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反围剿，被迫踏上长征之路。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闻天也越来越认识到问题的严峻性，他曾对博古说：

“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我们自己要有点主意。”

可惜博古并没有听从。

直至长征之前，张闻天与博古之间的关系已经更加疏远。

相反的是，张闻天与毛主席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近，通过进一步的交流，张闻天也认识到了毛主席主张的正确性，才有了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

毛主席后来曾谈到这一点：

“张闻天在中央（指在中央苏区时），在相当一部分人中间是颇有影响的人物……只要能说服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通过张闻天再影响、说服别人就容易得多了。”

1935年2月5日，遵义会议不久后，中央政治局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又开了一次会。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中央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具体分工。

会议一开始，不少人就赞同让毛主席负总责。

毛主席在一旁没说话，而是低头沉思了一会儿，这才站起来开口：

“这副担子不轻啊！还是洛甫同志更适合。洛甫同志能总揽全局、发扬民主、团结同志，又善于独立思考，敢于系统地提出和坚持自己正确的政治见解与理论见解，难得啊！”

当时，毛主席主要考虑到了共产国际的影响，而张闻天曾留学苏联，对共产国际那里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交代，而他给自己安排的任务是，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

毛主席之所以如此考虑，主要是因为博古的建议：

“按惯例，常委分工这样的大事需报共产国际批准才行。”

毕竟按照共产国际的规定，各国共产党都是作为它的支部，直接受它领导。

不过，毛主席的胸怀很宽广，虽然博古已经不再负总责，但仍然是需要安排职务工作，考虑到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负伤休养，因此毛主席在会上直接建议：

“博古同志有理论水准，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伤病还未康复，建议博古同志担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之职。”

毛主席的提议不仅博得了在场大多数人的赞同，也让博古彻底心悦诚服：

“我现在思想上想通了，我不会背任何包袱，保证完成任务。”

2月6日天将破晓，博古将手中掌握的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印章和中央书记处条形章转交给了张闻天。

张闻天也颇为感慨，他望着大家百感交集的说：

“我张闻天挑不动这担子的时候，你们大家要帮忙啊。”

不少人都好奇，博古后来去哪儿了？

博古这个名字是他在苏联时候所取的俄文名字部分音节的音译，就和张闻天的“洛甫”一样的。

尽管在中央苏区时期，博古曾因坚持“左”倾错误造成红军重大损失，但后来党史对博古的评价很高。

当时，遵义会议后，博古被剥夺了指挥权，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凯丰曾建议他：“我们的这个大印不能交出去。”

博古不仅予以严词拒绝，而且就在会议结束后，就命令警卫员康念祥把装有印章的担子转交给张闻天。

伍修权后来回忆称：

“博古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 。”

张国焘后来向中央要权，企图指挥全军，博古曾表示反对，还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对这样的人不能让步。”

博古支持毛主席东进陕甘的意见，反对张国焘南下、分裂党中央的行为，以至于毛主席后来还对周恩来说：

“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毛主席后来提及党史上“左”的错误时，提到王明的次数很多，但却很少点博古的名字，据博古的助手黎辛在《毛泽东评说王明和博古》文中回忆称：

“一提遵义会议，了解党史的人都会认为博古首当其冲，是挨批的。但是 1945-1964 年毛泽东 10 次谈遵义会议，未提博古一次，却四次点名王明。”

从遵义会议以后十多年的时间，博古兢兢业业，为中国革命事业做了不少贡献。

西安事变以后，博古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赴西安参加谈判，推动并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促成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

整个谈判的过程中，博古既保持了高度的原则性，又保持了适当的灵活性，实现了在国共合作的同时又保持了党的独立性。

与此同时，博古还设法营救了狱中关押的难友，其中包括一大批从大革命失败以后，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押的中共地下党员以及民主人士。

1937年9月，博古写信给国民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要求将刑期较长的人发往八路军“服役”。

博古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行为，挽救了党的一大批干部，从1937年9月开始，便陆续有被判刑不到15年的政治犯被释放，前后大约有1000多人。

不仅如此，博古还促成了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在对新四军的安排下，博古也与国民党当局采取了针锋相对的谈判，他还多次写信给项英，提到部队改编过程中应注意的方面。

1937年12月9日，在与国民党军谈判过程中，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南方共产党的领导工作，几天后，长江局与中共中央代表团合并，对外称中央代表团，对内称长江局，博古出任长江局组织部部长。

1939年1月初，中央决定长江局与东南分局合并，称南方局，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博古任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不久之后，周恩来去苏联疗伤，博古代理南方局书记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博古在长江局、南方局期间，恢复了中国共产党在南方各省的组织工作。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南方各省的党组织都被敌人破坏，许多地方就只有零星的党员活动，但博古通过几年的努力，恢复了江苏、上海等十三个省市的党委和工委，并积极指导各地发展党员，以至于这一时期党员发展数量甚至还要超过大革命时期。

当然，博古的建树还是在宣传方面。

1935年5月会理会议后，博古负责了军委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后来又参与指导成立了红色中华通讯社。

1937年抗战爆发后，红色中华社改为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博古出任第一任社长。

194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博古出任解放日报社的第一任社长，并兼新华社社长、出版局局长、中央印刷厂的工作。

博古出任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的社长以后，延安的宣传工作有了非常大的提高，并在关键时刻起到非常重要的宣传作用。新华社的发展也很快，后来在敌后根据地以及全国各个省份，发展了9个总分社、40个分社，还在延安建立了口语广播、英语广播，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达中央指示、播放毛泽东著作、报道根据地人民抗日斗争、向中央提供国内外情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延安期间，博古的人格魅力让人钦佩，他精通俄文、英文，能够直接收听国外的广播，并搜集相关的信息以供中央垂询，据抗战时期的传闻称，在延安的女同志找爱人有三个条件，即毛泽东的领导，周恩来的外交，博古的学问。

斯诺后来到了延安以后，也写了他所见到的博古：

“博古是我见过最有风度、有趣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也是政治局最年轻的成员。他个子较高，身材瘦长。确实，他总处在极度兴奋之中，动作急促而不协调，常常爱神经质地哈哈大笑，他的牙齿前凸，眼睛外鼓，特别是透过深度近视眼睛，眼球好像向外突出。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尔爵士称他是‘怪人’。他喜欢打网球，打扑克，他总是理着很短的寸头，好似一把硬刷子在头顶，他头脑反映很快，也许比周恩来还要敏锐。”

不过很可惜的是，1946年4月8日，出席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即博古）等人乘坐飞机回延安，不幸在兴县黑茶山失事，同行的17人皆遇难，史称“四八烈士”。

1995年，张闻天夫人刘英出席在无锡举行的张闻天诞辰95周年纪念活动，仍然记得博古一家人，并将博古的子女秦摩亚、秦刚夫妇等人也一并叫来无锡参观。刘英当时提议无锡应该有博古故居，后来回到北京以后还一直记挂着这件事。

同年8月，刘英携秦摩亚、吉玛到北戴河去拜访杨尚昆。

秦摩亚是出生在苏联，因母亲刘先群在苏联牺牲，一生都未有机会见父亲，见了杨尚昆的面以后，便不停地问：

“不知我父亲犯了什么错，有学者想研究他。”

杨尚昆告诉她：

“他早年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是谁都知道的，但后来都改了。博古人品很不错，他后来做了很多工作，新华社搞得很好嘛。他很有才华，研究他不会有人反对。”

当时秦摩亚请杨尚昆为父亲的故居题写匾额，杨尚昆很高兴的答应下来，还告诉秦摩亚：

“写秦邦宪故居比写博古故居要好。”

秦摩亚1995年到无锡时，故居中尚且住着人家，当时也只是简单的参观了一下，考虑到改成故居，就必须将屋子里的几户人家迁出，还要进行整理和重新装修，还要请教党史专家的意见。

一直到2005年，秦邦宪故居才正式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