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经济学家的“雁阵模型”当中，有这样一个规律总结：一个国家的发展，在经历了最初的人口红利和大量廉价劳动力优势之后，会进入“刘易斯拐点”，也就是工人工资出现明显的增长，劳动力出现短缺。在这个拐点之后，该国家将会进入艰难而漫长的爬坡期。

在这个爬坡期，需要完成两件事情，第一是产业的转型升级，第二是国民收入的整体提升。最终如果爬坡能够顺利完成，那么该国将会正式进入“发达国家”之列，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

一旦上到这个平台，除非该国出现重大的政策失误，否则就不太容易掉出发达国家行列。目前为止，只有两个掉出发达国家的例子，一个是阿根廷，另一个是南非，但鉴于它们此前其实并未真正完成现代意义上的产业升级，所以还不能算进去。

真正依靠工业化实现发达的国家，目前为止还没有掉出发达国家行列的案例。像日本都已经衰落了三十年，依然是发达国家中游的角色。

由此可见，“完成爬坡期”，是地球上国家竞争这场残酷游戏的终极考验，一旦通过考核，那么就将会长久地停留在“发达俱乐部”。

这种状态的特征是：贫富差距小，社会保障齐全，平均国民收入高，高质量企业众多而繁荣，民众教育水平高，文化事业繁荣。

但也要面对另外一个现实：如果爬坡期没有通过考核，那么就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长久地停留在这个阶段，社会将在很长很长的时间内，都处于一种发展缓慢而停滞的状态。

那么其特征就变成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民众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社会保障，从事低收入工作的人口比例巨大，企业越来越僵化而无法盈利，民众意识狭隘落后，文化产业只能成为世界边缘和末流。

下图为摄影家Johnny Miller拍摄的南非触目惊心的贫富差距“分隔线”。

这种国家多吗？挺多，以前我们总说“拉美化”，其实拉美化只是其中一个代表，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基本上，从发展中国家前列，往往能找出来一大堆这样的国家。

它们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极大的贫富差距，和寡头经济。

在这些国家，尽管国家没有走向富裕，但一小部分人已经实现了“格外富裕”。关键是，这部分人掌控着各种各样的经济命脉，导致形成尾大不掉的寡头，操控着国家，他们反而不愿意整个国家发生产业革命，形成一种“顽固势力”。

在这种国家，当地的富豪精英只喜欢坐地生钱，而不会将国家命运作为自己的责任。他们只是那个国家的掠夺者、代理人，而非真正的领导者，因为他们没有好的价值观。

这种阶层的诞生，和中等收入陷阱互为因果：因为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所以这种阶层做大；因为这种阶层做大，才导致了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米莱在阿根廷的革命，就是试图打破这种势力。

其实人们很少说俄罗斯，俄罗斯就是一个典型的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的国家。

我去俄罗斯旅行的时候发现，这个国家的豪华跑车数量，是我去过的国家中最多的。无论是在圣彼得堡还是在莫斯科，路上震耳欲聋掠过一辆超跑，是再正常不过的画面。

有些人会说，这说明俄罗斯很富有啊。

但其实，超跑越多的地方，说明那个地方的经济结构越畸形。因为富豪爱买超跑，通常说明这个国家的风气不正，而风气不正往往又跟富豪们来钱的方式有关——当来钱的都是暴力垄断行业，就比较容易在炫富当中寻找存在感。

所以，屁民最好不要把当地富豪的超跑很多，当作一件自己脸上有光的好事。前段时间上海富人们用超跑向韩国人炫富的事情，就是这样，这其实是很丢脸、很无耻的。

俄罗斯寡头多，就是因为在苏联解体以后，众多国有资产成为了私人寡头的囊中物；2000年以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方向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顺利通过这个中等收入爬坡期呢？

之所以爬到坡顶很难，就是因为这时候的发展，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在发展初期，大家都很好办：只需要引进外资工厂，然后利用自己的低人力成本优势，利用十几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学会一些初级技术、提高财政收入和民众收入，同时发展起来一些自己的初级产业，搞好一些基建设施。

这种操作是没有什么难度的，只要政府是一个在做事的政府，基本上只要想走这条路都可以走。

因为国际资本是流动的，哪里的劳动力价格低，资本就往哪里流动。越南通过好好整顿自己国家内部的政策和制度，就在近些年迎来了这样的大规模投资。以前越南为什么没这么做？因为以前的越南政府太烂了，整个国家都被军队经商之类的垄断力量控制，思想也非常的僵化。

越南一开放、一改革，国际工厂立马就开进去了。这就是资本的跨国流动。

所以越南现在也很好办，只要继续大力引进外资，同时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再不出十年，越南也要面对“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考卷了。

那么回到中国。中国应当怎样才能顺利走完整个爬坡期呢？有没有可能将来也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

在这个阶段，需要做好两件事情。

第一是法治。前面所列的那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法治不行。法治为什么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时候格外重要呢？因为这一阶段你无法再利用简单的人口红利去发展，那种粗放、野蛮的早期发展，已经衰竭了，这时候就必须要用法治，去给企业创造更好、更稳定的条件，让它们安心继续搞技术研发、踏踏实实发展实业。

如果法治跟不上，企业就没法树立进一步“爬坡”的信心，企业的领导者们，就都想着捞一笔套现跑路。而早先发展的那些经济成果，就会慢慢被吞噬掉，形成所谓寡头。

这其中也是一个资本的问题。因为资本都惧怕风险，法治越完善的地方资本越不害怕——因为有任事情都可以诉诸法律手段去解决。

第二是开放、自由的教育。

发展本质上是人的发展，在那些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我们会发现它们都经历了非常强烈而持久的高质量教育，直到绝大部分国民的思想意识、人文素质，都达到现代化的要求。

这种教育不是考高分的教育，而是要有公民意识、现代平等意识、尊重意识的教育。因为，文化知识的教育是用来培养技术人才的，但只有这种通识素质教育，才能真正提升全体国民的眼界和素质。

这一点看似和经济无关，但实际上，它恰恰才是经济发展的底色。

说到底，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国民素质即是那个国家本身。为什么日本、德国在二战后成为废墟，但只要十几年时间就能重新成为顶尖发达国家？一个真正的发达国家，并不在于器物，而在于人们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