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 图片来自网络

“顽石点头实还难，几多恶梦聚心田。沙场败北留孤愤，野火烧身视等闲。金石为开真理剑，春风化雨感人篇。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

这是文强在1975年被特赦时满怀感激之情写下的一首诗。

由此可见，文强终于知道悔恨了，这一块“顽石”终于点头了。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确实，如果文强不是因负气出走，又因顾顺章叛变找不到组织而与组织脱离了关系，以他毕业于黄埔四期，参加过南昌起义，又曾经当过红军师长的资格，是会在日后成为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的。

如果不是他被俘后被关押在功德林时，拒绝写悔罪书，也不至于被改造了26年。

要知道，在功德林在押的战犯中，也仅有黄维和他拒写悔罪书。

如果他当年不是过于执拗，写了悔罪书的话，以他的资历和在抗战中的功劳，即使不是首批被特赦，相信也不会被改造了26年，一直到1975年才被特赦。

究其原因，造成文强人生悲剧只有两个原因，一是信仰不坚定，二是性格过于执拗。

1936年秋，已经脱离了组织的文强在其父好友程潜的推荐下进入了蒋系的参谋本部，当了一个上校参谋。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当时正担负搜集日军情报的特务处处长（军统的前身）戴笠找到了文强，希望文强出任上海无线电传习所所长。

当然，这个身份是对外公开的。文强的秘密身份是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

应该说，文强进入军统是偶然的，是在抗战的大背景下进入的，并非主动加入的。

而就在这时，文强在上海街头偶遇同为黄埔四期的同学袁国平。袁国平对文强说，之前文强在四川被冤枉一事已经被澄清，如果文强愿意的话，可以回归。

这对于文强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却被文强拒绝了。

文强给出的理由是，他是文天祥的后代，讲的是气节，不能朝三暮四。

从表面上看，文强说的似乎有道理，可从实际上看，这一切都是文强的托词。他应该还是对之前所遭受到的不公怀有怨恨。

当时，和文强有同样情遭遇的人不少，可都在暗地里寻找组织，希望回归组织。如侯镜如、韩练成、郭汝瑰等人也是因为一些意外情况脱离了组织，后来都是经过了多方努力才得以和组织重新建立了联系。如果文强是个对信仰坚定的人，他又岂会放过这个好机会？

可文强还是放弃了。

在淞沪会战期间，文强的工作还是努力的。其中比较出名的一件事是他和戴笠二人联手智斗日本特务郎本实仁一事。

对于这件事，在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曾经有过演绎。事情的经过大致不差，可郎本实仁这个人的名字却对不上号，应该是南本实隆或者楠本实隆。这是由于文强的口音的音讹造成的。

按照文强自传中的说法，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为了搜集淞沪战场的情报，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派其助手郎本实仁少将到上海进行收买活动。

在文强的这段自传中有两个地方有误，一是当时日军华北特务机关长是松井太久郎，前任松室孝良已于1936年12月调任北满第4骑兵旅团长了；二是，南本实隆的军衔并非是少将，而应该是少佐或者中佐。

因为在淞沪抗战期间，南本实隆是日本上海派遣军特务部总务班班长，军衔应是少佐或者中佐。1938年之后，南本实隆被提拔为特务部总务课长，军衔是大佐。1940年左右，南本实隆再次被提拔为第5师团第9旅团长，军衔才成为少将。

文强 图片来自网络

文强自传中把南本实隆的军衔说成是少将，有两种可能：

一是，南本实隆和文强会面时为了对等，冒认少将。因为文强假扮与南本实隆谈判的身份就是少将。

二是，在1940年文强在上海一座公园内发现南本实隆并痛殴他时，南本实隆挂的是少将军衔。

这两种可能让文强误认为当时南本实隆的军衔就是少将。

虽然此次文强和戴笠联手智斗南本实隆的结果并不如意，仅给特务处搞来了一些经费，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文强的机智和果敢。

上海沦陷后，文强仍然坚守孤岛，尽可能搜集中、日、英、苏等国研究日本问题的资料。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蒋氏委任文强为上海统一行动委员会兼军统局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军衔为少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在上海“孤岛”已无法存身，文强被调回重庆。

1942年2月，文强被戴笠派到太行山执行秘密任务。

当时，驻扎在华北的暂编第5军孙殿英部有投敌倾向，戴笠把文强派去就是为了控制局面，防止孙殿英投敌。

同时，由于军统在华北地区的力量被破坏殆尽，戴笠也需要派一位强有力的人物去重建网络。

可不料，随着日军在1943年对太行山发起“扫荡”，孙殿英很快投敌，连带着把本来不想投敌的庞炳勋也给拐带跑了。

幸亏文强反应迅速，手中又有一支可靠的军统别动队，这才突出了重围。

抗战胜利后，文强被派到了东北，仍然是内外两个身份。

对外，文强是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兼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对内，文强是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此时，文强的军衔被提升为中将。

这是军统内除郑介民、唐纵之外的第3个中将。虽然当时戴笠挂的也是中将军衔，可那是职务军衔，铨叙军衔仅是少将。而文强的中将可是铨叙中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强在蒋军内部的地位已经能与黄埔1期和2期的人相比了。像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也不过是铨叙中将而已，而文强以黄埔4期的资格究就能与他们平级，由此可见文强受蒋氏的信任程度。这一年，文强才38岁。

如果说文强在何时犯下过罪行，应该就是在东北时期。在他的指挥下，军统在东北先后成立了长春、沈阳和承德三个情报站，在三个情报站之下又设立了30余个情报小组，并且运转效率很高，更重要的是，文强在东北时，收编了大量的伪满国兵和土匪，数量达到了几十万。这批人在我军刚进入东北时带来了很多麻烦。

当然，给我军造成麻烦，就是文强的“功绩”，文强也是因此被提拔为中将的。

就在文强准备在东北大干一场的时候，戴笠却突然飞机失事死了。

戴笠死后，军统局改名为保密局，内部分为郑介民、唐纵和毛人凤三派争权夺利。

当时，由于东北是军统刚开发的地区，不仅势力庞大，而且参与内部纷争较少，就成为了郑介民、唐纵和毛人凤三派的拉拢对象，搞得文强不胜其烦。

当初，文强加入军统并非本意，而是在抗战的大势下加入的。那时候虽然也有内部纷争，但有戴笠在，军统尚能维持这斗而不破的局面。

可戴笠死后，这种相对平衡的局面已经破裂，再加上蒋氏有意地在削弱军统的力量，此时的军统已经不是过去的军统了。

因此，文强萌生退意，在1947年8月调离了东北。

程潜 图片来自网络

1948年8月，文强在老上司程潜的推荐下就任长沙绥靖公署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一职。从此之后，文强终于脱离了军统，走上了正规军职的道路。

如果不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文强或许会跟随程潜在长沙起义。那时候，文强的人生轨迹将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可文强刚履职一个月，就收到了杜聿明的邀请，让他出任徐州前进指挥所副总参谋长一职，主管情报工作。

按照文强的本意，是不想去的。他刚脱离军统，不想与军统再打交道。可搞情报工作，又离不开军统的配合，不打交道也不行。

而且，军统自一分为三之后，过去侦察军事情报的主业已经荒废多时了，文强不认为此时的军统，也就是保密局还具有这个能力。

可由于杜聿明和文强的私交甚好，抹不开面子，杜聿明又再三相邀，只能勉为其难地去赴任了。

杜聿明邀请文强其实是有他的道理的。二人本无交集，在东北才算认识进而结交为好友。由于文强在东北做出的“功绩”过于亮眼，使杜聿明认为在淮海战场上仍然可以照搬东北的经验。可杜聿明错了，淮海的情况哪里能和东北相比？

其一、东北对于蒋军和我军来说都是新开辟的地区，我军初来乍到，没有多少群众基础。而蒋系部队又占了一个所谓“正统”的名分，这才能在短时间内占了上风。

其二、军统被一分为三后，原有的侦察军事情报这一块尤为重要的部分竟然无人接手。因为这是个出力不讨好的工作，费时费力不少，而且危险性还很大。

情报准确还好说，如果情报失误还会被那些将领们追责。时间一长，这个尤为重要的核心工作竟被边缘化了。

杜聿明很显然是知道这一点的，因此才想法设法把文强调来，是想通过文强的能力扭转这个不利的局面。

可杜聿明还是高看文强了，淮海地区是什么地方啊？这可是我党的老根据地了，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文强要想在这个地方打开局面，可谓是难上加难。

对于杜聿明的邀请，文强无法拒绝；对于淮海地区的情报工作，文强也无法顺利运转，再加上对战局已经不抱任何信心，文强开始“摸鱼”了。

当时，杜聿明的参谋长舒某也抱有同样心理，借着到南京开会的机会逗留不回。杜聿明急了，你舒某是参谋长啊，应该始终在他身边赞画的，逗留南京不回是什么意思？

于是，杜聿明就派文强到南京去把舒某给找回来。文强本来就不愿意在徐州待了，可没机会离开。这下好了，机会来了。

文强到了南京后倒是找到了舒某，可不仅没和舒某一同回去，反而也在南京逗留起来了。

也是巧了，有一天二人结伴逛街，恰巧碰上了杜聿明的弟弟。

还是兄弟情深，这位老弟立即就把事情报告了杜聿明。杜聿明这个气啊，大战在即，正副两位参谋长竟然都脱离一线，跑到后方结伴逛街去了，这个仗还怎么打？

杜聿明立即给二人发电报，半哄半吓的算是把二人给弄回来了。

其实，二人之所以逗留在南京，是对淮海战局不抱任何希望了。

果然，淮海战役蒋军大败，文强也没跑的了，做了俘虏。

1950年春，文强作为战法被押送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当时功德林的规定是，凡是战犯，都要写悔罪书。可文强却坚决不写。虽然管理人员多次相劝，可均被他拒绝。

这个情况在当时的功德林里，只有两例，一例是黄维，另一例就是文强。

那么，文强为何拒绝写悔罪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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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当时的逻辑是，他既不是叛徒，也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我党不利的事情来。而且，在抗战中，他屡立功勋，为国为民都有贡献，因此无罪。

这是其一。

其二，文强自认为是文天祥的23代孙，家学渊源，平生讲究的就是气节，又岂能变节悔过？

确实，文强在加入军统后，确实没有说出任何一个我党的秘密，也没有交代出任何一名组织成员。可他毕竟是一个信仰不坚定分子，受了一点委屈就改弦更张，这难道也是气节？

而且在东北时，他收编的几十万土匪犯下了多少罄竹难书的罪行，难道这就是为国为民？难道这不是罪行？难道不该悔过？

如果说，文强在刚被俘时不服气，认识不到位，这才拒写悔罪书还能解释得通的话，那么，在功德林里待了那么久，学习了那么多政策却仍然没有转变思想，就是性格的问题了，就是文强执拗的性格在作怪了。

在这一点上，文强和黄维一个样。

虽然文强与伟人有亲属关系，与我党、我军的诸多领导都有师生、同学之情，可我党是不徇私情的。文强坚决不写悔罪书的行为就是在抗拒改造，在这种情况下，谁能放他？

因此，自1959年开始的特赦中，都没有文强的名字。甚至连罪行累累的大特务康泽都能在1965年被第4批特赦，可仍然没有文强。

要知道，在功德林中，要论起特务，就属康泽和文强的级别高，都是中将。可康泽进了功德林后，始终不承认自己特务的身份，反而与军统关涉不深的文强却毫不讳言自己的特务身份，非常坦然。

而且，康泽当年在苏区犯下的罪行可谓是罄竹难书，而文强却并无大恶，他之所以没有被特赦，跟不写悔罪书有直接的关系。

从此之后，文强就辗转于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秦城监狱、抚顺战犯管理所等地，度过了26年的时光，堪称坐穿牢底。

1974年，经周公提议，伟人批准，仍然被关押的战犯被全部无条件释放。1975年3月19日，文强终于获释了。

感激之下，文强赋诗一首，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一首诗。在诗中，文强终于悔过了。

文强出狱后，得到了周公地接见。当周公责怪文强为何不肯早写悔罪书时，文强无言以对，只有老泪纵横。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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