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选吧，毛选是一座富矿，足够你挖掘了。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此话一针见血，一语道破了中国革命最关键的问题。这一著名论断出自1925年12月教员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下文简称《分析》），是《毛泽东选集》的首篇文章。

在毛选注释中，也讲明了这篇文章“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

教员在文中以鲜明的阶级立场，细致的走访调查和严谨的逻辑分析，详细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前途和性质等问题，犹如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为迷茫的革命者指明了行动方向。

一个普通人，如果能将《分析》一文吃透，掌握教员分析问题的方法和底层逻辑，不说改变命运，起码能让生活有方向，有了规划人自然就会从容许多，不会如此慌张。

知道很多道理，并不代表就能过好这一生，但不知道一些基本的道理，的确会让生活和工作变得更糟。

现如今我们看到的《分析》是经过多次删改提炼过后的作品。

1951年8月，中央编辑的《毛泽东选集》要收入这篇文章，教员逐字推敲，再三斟酌，对《分析》中一些用词做了适当修改，比如将“流动资金”改为“资金”，将“主力”改为“领导力量”，此外，教员还调整了段落，以及语序，使文章阅读起来更加顺畅。

1952年7月，中央第二次印刷《毛泽东选集》，教员精益求精又对《分析》进行了修改。

教员对《分析》一文很重视，“作了多次精心的修改和补充，印过几次修改稿”，这篇文章对于教员的确很重要，算是毛泽东思想的启蒙文章。

在我党内部，教员不是最早开始研究农民问题的，最早的是彭湃，但教员却是研究农民问题最深刻的那个人，而这篇文章就是教员研究农民问题的总结性文章。（彭湃烈士牺牲很早，他的精神却一直传承了下来，他的儿子彭士禄是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四位总设计师之一，另三位分别为赵仁恺、黄纬禄、黄旭华，他们都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父亲为国家为民族为党捐躯，儿子也将一生奉献给国防事业，满门功勋，让人钦佩。）

要想吃透《分析》的内核，还得先从文章的写作背景开始挖掘。

上个世纪初，中华有志儿女们通过各种渠道，从全世界寻找可以兴盛国家解救民族的方法和道路。

一时间，社会上出现了各种政治团体，大家的目标大同小异，都是为了改造中国，兴盛中国，但在达成目标的方法上却有很大分歧。

其中，当属孙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做的最好，有较为完善的理论，也有长期的奋斗目标，通过辛亥革命，国民党在中国建立了很强大的威信，有比较强的号召力，后来还在广东建立了根据地，取得了较大成果。

可在民国建立的那几年里，几经波折的孙先生感到中国革命要想成功，必须得做出改变，招揽更多人才，多壮大充实革命的力量。此时，苏联方面与孙先生取得联系，两方达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后来苏联还专门以孙先生的名字，成立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招收中国学生，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

1922年8月底，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召开西湖会议，专门讨论国共合作的问题。此时的教员还是一个中层干部，还没当上中央领导。但他已经开始思考中国革命前途的问题。

最早一批接触共产主义的党员，基本都是按照俄国的模式来指导中国革命。俄国革命主要是通过工人运动而实现的，而张国焘等当时的主要领导人，也就将工人运动视作工作的核心。

直到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共才通过残酷的实践明白了，仅靠工人的力量是无法取得革命胜利的。

1923年2月，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高举反帝反封的旗帜，为争取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和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即“二七”大罢工），使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达到了顶点。

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二七大罢工开始前，张国焘以及党内的主要领导们都对此充满了希望，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胜利在望。结果二七罢工的势头，被军阀打压下去了，死了很多人。

到了这时，中共内部才开始真正将工作重心调整到寻找革命力量上。

1923年前后，中国的反动势力太大了，革命力量太过薄弱。

正如教员在1923年4月10日发表在《新时代》上的文章《外力、军阀与革命》中写的那样，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共产党和一些“非革命的民主派”都将同“革命的民主派”国民党合作，以“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

与《分析》一脉相承的是《外力、军阀与革命》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中国的统一到底能实现吗？除开张绍会等一般盲人谁都晓得在最近时期内是不能的。”

当时，年轻的教员将国内势力化为三派：第一类是革命的民主派，这一派中当属国民党的力量最强大，而新兴的共产党也在快速成长；第二类是非革命的民主派，比如黄炎培等知识分子还有以前的进步党都是这一派；第三类是反革命派，这一派的力量最为强大，主要是直奉皖等军阀势力。

文章分别论述了革命派的力量是如何的弱，并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用同样的方法，教员也论述了反革命是如何的强大。

最后教员得出结论，国共合作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必经之路，缺乏力量的共产党，应当与更为强大的国民党团结合作。

这反应出了教员的思维是很灵活的，与张国焘等人不同，遇到困难后，教员更愿意从实际出发寻找符合实际的破局点，而不是一条道走到黑。

同时，大家请注意，教员在与人沟通和写论述性文章时，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先说结论，再用有理有据的分析进一步证明结论的正确性，最后给出自己的观点和解决方案。（这里插个眼，后面我会就这一问题做详细论述，这是一个超级厉害的思维工具）

言归正传，这一阶段的中共很弱小，在国内寻找可依靠的革命同盟，当向工人寻找力量受挫后，教员等人将目光锁定在了国民党身上。

教员不是从主观经验出发得出工人力量不足这一结果的，教员是一个实干家，有很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曾踏实干了几年工人运动工作。1921年冬，安源路矿一些工人写信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求派一个能力足够的人来指导帮助，书记部就将教员派去了。有一副著名的油画，就叫《毛主席去安源》。

教员接到任务后，曾多次去安源指导工人运动相关工作，1921年底，教员第二次去安源时，派李立三到安源开辟工作，随后又将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等一批骨干派到安源工作。（刘少奇就是在这里与教员产生了交集，互相之间有了初步的了解，为后面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安源可以说是教员成长道路上一个至关重要的练级点。

在这里，经过两年工人运动的锻炼，教员各方面的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在斗争中，教员学会了如何依靠组织和群众，掌握了培养骨干的基本方法，领袖魅力初现端倪。

并且由于工作需要，他还学会了如何利用矛盾，争取舆论同情，宣传能力进步明显。

实践出真知，越是艰苦的环境，越锻炼人。先实践，等积累了一定经验，总结出了经验教训，再回归实践，然后循环往复，定能取得一定成就。

教员在湖南工作期间，展露出极为出色的工作能力，从而得到了陈独秀的赏识。

1923年1月，陈独秀决定将教员调到上海中央工作，让其参加中共三大。工作的调动，让教员有机会了解到更多的信息，这也为《分析》的问世，埋下了伏笔。

这一年，教员正好3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