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至1976这十年间，书籍的稀缺成为了人们普遍的感受。那个时代，每一本图书都深深烙印着那个时代的独特印记，它们不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历史的见证。
在那个时代的图书出版领域，浩然无疑是一个无法忽视的重要人物。甚至有人断言，那十年的文学艺术成就可以概括为“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而这个作家，正是浩然。自1956年11月，他的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在《北京文艺》上崭露头角以来，浩然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笔耕不辍，先后创作了《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乐土》、《圆梦》等七十余部作品，构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
浩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登文坛时，便以其独特的艺术气质和卓越的表现才能脱颖而出。他的小说里，农民们的喜怒哀乐跃然纸上，生动可感。尤其是他的语言，清新自然，节奏明快，又不失幽默风趣。《艳阳天》的开头那句“萧长春没了媳妇，三年还没有续上”，以及随后对萧家“二根筷子夹一根骨头，三条光棍”的描绘，让人忍俊不禁，也深刻感受到了那个时代背景下农村生活的艰辛与无奈。
1966年，浩然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全部出版，这部作品不仅为他的文学生涯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成为了“十七年文学”的华丽终章。历史仿佛借这位年轻作家的笔触，为那个时代的文学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回顾那段岁月，浩然曾感慨万分：“那种处境的一度辉煌，对于一个年轻的我来说，确实带来了些许惬意与满足。但同时，也伴随着旁人难以知晓和体会的惶恐、忧患与寂寞。”
据浩然介绍，《艳阳天》第一、二卷的稿费他全部作为党费，通过单位党委上交。而在“运动”期间，他并未收到任何稿费，即便是发行量巨大的《西沙儿女》也未能为他带来一丝经济上的慰藉。那时，每个省份都租借《金光大道》的纸型进行大量印刷，这自然也被视为一种无偿的国家行为。他感慨道：“我老伴非常节省，冬天会腌制很多大白菜。如果我不在家，她甚至连肉都不会买。”
为了躲避外界的纷扰，浩然选择躲在密云的山沟里，潜心创作《金光大道》的第三、四部。寒假时，他的小儿子和小女儿会来到密云的山村与他团聚。有一年春节，他更是借用了古北口的一个团级军用仓库，独自一人在军营里埋头写作。最终，在河北蓟县的坦克一师驻地和承德避暑山庄的烟雨楼，他完成了《金光大道》的全书。
新中国成立后，大众化文学面临着如何塑造无产阶级理想人物的新挑战。对于这一课题，浩然坦诚地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与教训。他表示：“对我们来说，描写新英雄人物是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我们缺乏足够的经验，也无法从古典作品中找到体会他们思想感情的方法。我们只能依靠自己在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理解和探索。那么，我们靠什么来理解和探索呢？关键在于个人的思想和理论水平。没有一定的思想觉悟和理论素养，你就无法发现新人和新人身上的闪光点。在这方面，我自己有着深刻的教训。”
浩然回忆起农业合作化运动时的一段经历：“我在一个农业社采访，发现了一户四口之家，全靠一个男劳动力维持生计。然而，这个男劳动力却不幸病逝。亲族看中了他们家的房屋，想以房屋为抵押借钱给死者家属。
社主任得知消息后，冒着大雪赶去，动员社员们出人出力帮忙料理丧事，让投机者未能得逞。当时我意识到这是一件新鲜事，它反映了合作化后组织起来的优越性。但由于当时思想水平的限制，我未能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意义。直到一年后，我的认识有所提高，才写下了《风雨》这篇小说（收录在小说集《喜鹊登枝》中）。”
他还提到：“在人民公社化之前，我就遇到过几个被家务和儿女缠身的农村妇女。在农忙时节，她们自发结伴，一起做饭吃，轮流值班下地。我甚至还和她们一起吃过一顿饭。这件反映妇女迫切要求彻底解放、预示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必然到来的重要事件，却因为我当时的疏忽而轻易溜走了。直到人民公社化后，我才恍然大悟，写下了《百花飘香的季节》（收录在《苹果要熟了》中）……这种思想和理论方面的准备，不是仅靠临时熟悉材料、了解政策就能做到的。我们必须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掌握党的方针政策的精神实质。”
浩然，这位将生命与笔墨深深扎根于乡村的作家，用他四十余载的创作生涯，深情地描绘着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他，一个从乡土中汲取灵感，又在乡土中书写传奇的文学巨匠，即便在新时期遭受诸多非议与指责，仍坚定不移地秉持着对乡村题材的热爱与执着，坚信自己笔下的小说蕴含着无尽的价值与意义。李敬泽曾这样评价他：“浩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颗璀璨而独特的星辰，他与赵树理、柳青、路遥一同，构成了那个时代文学僧侣的群像，他们以笔为犁，将文学化作肥沃的土地，辛勤耕耘，忠诚不渝。”旗手也对浩然称赞有佳，他说：任尔东西南北风！批评浩然容易，可谁能再写出《艳阳天》？
在这些乡村作家的笔下，流淌着的是对理想农民集体精神的颂扬，是对美好人性的无限向往，更是对乡村未来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这些作品，如同一盏盏明灯，照亮了读者心中对乌托邦式未来的憧憬与渴望。在浩然的小说世界里，那份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对主人公精神追求的刻画，以及那股激情四溢的创世豪情，共同构筑了一个充满乌托邦光辉的文学殿堂。
乌托邦，这个源于莫尔笔下的概念，原本描绘了一个人人平等、无压迫、如世外桃源般的理想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概念逐渐演化为基于某种理念而构建的理想社群形态。其核心价值在于其启发性，激发人们对未来社会更加美好、完善的想象与追求。在浩然的小说中，他正是以这种乌托邦式的想象为笔触，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充满希望与梦想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所蕴含的启发性意义，无疑是我们评价浩然小说创作时不可忽视的关键所在。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中，阶级与阶级斗争思想占据着核心地位。反压迫、反剥削、穷人翻身求解放，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地区的响亮口号。共产党思想体系通过“剥削”概念的普及与灌输，在中国农民心中生根发芽。
土改完成后，新中国虽然提出了建设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提高百姓生活等新的目标，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响应，这在浩然的早期短篇小说中有所体现。然而，随着政治风向的逐渐左转，阶级与阶级斗争思想愈发根深蒂固，人们被严格地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成分，每个人的政治立场乃至人品性格都似乎被先天注定。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在浩然的代表作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
然而，时代在变，社会在进步。1979年以后，中国社会迈入了新的历史变革时期，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原有的政治标准阶层观逐渐失去意义。政府果断地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人们在政治地位上的差别逐渐消弭。同时，以收入差异、财产差异为标志的经济标准阶层观逐渐兴起。社会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先富起来，并迅速将这一政策付诸实践。
在这种社会思潮的推动下，人们对地主、富农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从仇恨与敌视转变为同情与怜悯。反思文学、新历史小说等文学形式，从个人家族的角度出发，重新复述历史，悄然改变着人们的历史观念。在这一社会变革的大潮中，浩然的态度显得尤为引人注目。
此外，浩然同志的创作实践还告诉我们：深入生活、熟悉题材是进行艺术概括的基础。而是因为他深入生活、熟悉题材，因此在艺术概括时能够得心应手、一气呵成。相反，如果缺乏深入生活的体验和对题材的熟悉与理解，而试图对生活进行艺术概括，那无异于缘木求鱼、徒劳无功，甚至可能滑入歪曲生活的歧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