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事变，强制解除了上海武装工人纠察队，背叛了大革命。

随后，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也开始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革命在部分地区遭受了重大失败。

也是在这一时期，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彻底站到了反动派的一边。

其实，1926年时，蒋介石尚未铁了心要同中共为敌，但与一个人短暂商谈后，他终究还是调转了枪口。

这个人就是虞洽卿。

他是当时的淞沪会办，相当于后来市长的职务。

更重要的是，在他的身后还站着整个浙江财阀。

虞洽卿其人

在上海，以个人名义命名的马路并不多，以中国商人名字命名的马路就更少。这也是“虞洽卿路”只沿用7年却流传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

虞洽卿是在15岁那年由浙江镇海来到上海谋生，业余时间跟西人学习英文。

当时还是19世纪80年代，晚清政府腐朽没落，在上海租界，华人受到了极为不公的对待。

“公园、跑马厅不准华人入内，最可笑的是华人的马车赶过洋人，就要罚银25两，华人若碰到洋人，即要遭受拳击。”

晚年的虞洽卿提起这段历史仍少不了愤慨。

事实上，在上海的半个多世纪里，他能实现学徒到绅商，再从绅商到上海总商会会长，成为经济界的领导人物，甚至担任各种职务多达100多个，就是因为他参与领导了一系列华人运动，借反抗帝国主义争取到了华人的推崇和簇拥。

“自四明公所事起，继之则有俄军舰军官用斧误杀周有生案，第三次为大闹公堂案，我都参与其中，用民气压倒了洋气”。

以1905年上海发生大闹会审公堂案为例。

按照当时的有关规定，凡纯粹华人案件，一概由中国官员审理，只有以华人为被告的华洋诉讼，才会由中国官员和外国领事共同审理。

怎知，这一年，上海发生了一起“黎黄氏拐骗人口案”，本应由中国官员全权审理，英国陪审官和巡捕房却强势介入。

彼时，中国官员审理后认定控告四川官眷黎黄氏为“拐匪”的证据明显不足，决定将其关押在会审公堂女押所听候处断，英国陪审官却执意要将黎黄氏带走关押在西牢，遭到中国官员严词拒绝后，甚至指示巡捕当堂抢人。

公堂上，巡捕和捕头大打出手，在旁的洋人记者也趁乱从旁听席上跳入助战。

黎黄氏最终还是被强行带走，关押在了西牢。

该事件经过报道，很快在上海乃至全国引起强烈轰动。

为谴责英国陪审官肆意践踏和破坏中国司法主权的行为，上海民众还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抗议活动。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为平民愤，地方官员同时指示虞洽卿、朱葆三、周金箴和施子英4人和租界当局交涉，其余三人初无成效即辞去，只有虞洽卿继续奔走，与各界代表商讨对策。

后来，在民众的支持下，他促成了“华工罢工，华捕罢岗”，逼迫租界当局作出让步，交还黎黄氏并将其无罪释放。

这场交涉也以华人取得胜利作为告终。

虞洽卿正是经此事在上海奠定了较高的声望，之后他发起筹组“万国商团华人队”以及组建全国“南洋劝业会”都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后者甚至得到了清政府的拨款筹备，属于官民合办。

虞洽卿也就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截止1936年，虞洽卿前后担任各种职务多达100多个，不乏担任过上海总商会会长、华人纳税会会长、工部局华人董事甚至是淞沪会办等要职，成为了上海经济界、政界的领导人物。

为此，1936年，恰逢虞洽卿迎来他的70岁寿辰和旅居上海55周年纪念日，宁波旅沪同乡会、四明公所和第一特区市民联合会等团体联合为他举办了庆祝和纪念仪式。

当天出席的宾客都是上海“有头有脸”的人物，共有700多百人，多数来自政界、商界，不乏社会名流。

甚至，仪式结束后，为“永久纪念他的功绩”，位于上海市中心的一条西藏路还被改名为“虞洽卿路”，一直到1943年才再一次易名。

虞洽卿在上海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对蒋介石的诱导和投资

然而，虞洽卿能在上海拥有如此之大的能量，却不纯粹是因为他的能力甚至是“民心”。

相反，在他的身上，恰恰上演了一个“屠龙勇士终成龙”的毁童话故事，只因为他的“成功”其实是源自于勾结了帝国主义、诱导和投资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

1936年出席虞洽卿生日庆典和纪念仪式的宾客中，就有代表蒋介石的政府官员。他们毫不吝啬地表达了对他的亲近和尊敬。

虞洽卿和蒋介石的老家都在浙江，两人却因为年龄相差20岁，在过往30多年间未曾产生过交集。

直到蒋介石取得孙中山的信任和重用，逐渐在国民党内崭露头角，包括虞洽卿在内的浙江“前辈”这才对他生出了结交之心。

打探到蒋介石“很讲交情”、“很重乡谊”，虞洽卿更是开怀。

在1926年的上海，虞洽卿曾迎来过一场危机。

当时直系军阀孙传芳占据上海已有数月，在上海大力提拔自己的亲信，虞洽卿接连失去上海商埠会办、上海市总商会会长的职务，可以说是“一退再退”，利益也是“一损再损”。

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虞洽卿参加了“倒孙”的活动，秘密与广州国民政府驻沪代表纽永建取得了联络，还和上海总工会、学生联合会也建立起了联系。

在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进入湘鄂赣等省时，应广州国民政府要求，虞洽卿还在上海另组商业联合会，同孙传芳掌控下的总商会分庭抗礼，争取更多支持北伐军的民间力量。

几乎同一时间，中国共产党也在上海推动成立了临时市政府委员会，虞洽卿因为坚定“倒孙”立场，也被选作了委员。

明面上，虞洽卿已经站在了广州国民政府的一边，是支持大革命的一员。但实际上，此时的虞洽卿早在暗地里下了另一个“赌注”。

这将是他人生中最高风险也最高收益的一个“投资”。

他悄悄联系上了正在北伐进军中的蒋介石。

虞洽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人，最擅长权衡利弊。事实上，他一直在观察广州国民政府的行事作风，好随时调整自己的“投资”方向。

在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以极快的进展攻克武汉、南昌，并在工人和市民的强大压力下收回武汉、九江的英租界的时候，包括虞洽卿在内，一众旅居上海的江浙籍资本家都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震撼之后，他们感到惶恐难安。

原来，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让他们顿感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他们严重怀疑北伐军进驻上海之后会继续实行共产党的政策，持续损害他们的利益，又恰好在这个时候，他们观察到蒋介石已有破坏国共合作的征兆，又思及他可信的“同乡”身份，生出了走他的门路的想法。

虞洽卿就被推举出来，作为江浙籍资本家的代表秘密抵达南昌，找到了蒋介石，同他有了一番短暂商谈。

虞洽卿知晓蒋介石不愿与中共合作、也不愿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对蒋介石的心理，虞洽卿早已琢磨了个透彻。

虞洽卿还看出来蒋介石因为心存顾忌，还不打算公开暴露他的反革命面目。于是，他往上加了一把火，言明蒋介石只要不实行“赤化”，上海的江浙籍资本家都会成为他的后盾，在财政上给予他支持。

不可否认，虞洽卿正在诱导蒋介石调转枪口，通过反革命政变彻底与中共为敌。此时的蒋介石已经隐隐心动。他在等虞洽卿等人拿出更多筹码。

1927年3月，蒋介石从南昌进入上海，驻守在了龙华一带，虞洽卿当天便迫不及待地找上了门，同他具体商谈组织筹饷的问题。

一周内，旅居上海的江浙籍资本家更是接续上门同蒋介石洽谈，双方就“合作”展开了谈判，蒋介石为得到他们强大的财政实力支持，作出了令他们满意的承诺。

“合作”达成后，虞洽卿送给了蒋介石6000万元，作为他的发革命经费，蒋介石也以“反共灭共”为目标，在这一年的4月12日悍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开始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这期间，蒋介石和虞洽卿等人都同租界当局以及外国捕房达成了“密切合作”，为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背叛了国家和人民。

受到反噬

值得提到的是，蒋介石依靠虞洽卿等江浙籍资本家站稳脚步之后，反过来对虞洽卿等人“露出了獠牙”。

蒋介石给他们授予了没有多少实权的官职，却一再发行库券，对他们进行强行摊派。不愿多行认购债券的人都受到了他的武力威胁，此前他答应的诸如“关税自主”、“裁撤厘卡”的承诺也都没有得到落实。

甚至，因为内战不停，军运频繁，蒋介石还强行委派军运任务给虞洽卿名下的两家公司，分文不给，致使虞洽卿债台高筑，陷入了困境。

面对虞洽卿提起的救济申请，蒋介石也断然拒绝，卸磨杀驴的态度十分坚决。

虞洽卿后来是凭借在滇缅、川滇路上抢运军用物资重新发家，利用战时谋取暴利。

但与此同时，他的所作所为却也对军队坚持长期抗战有利。

就如此前他能为反对中共而与帝国主义“藕断丝连”，却又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在抗战期间拒绝做汉奸一样，他是一个不同时期作出截然相反的选择的复杂的人物。

1945年，虞洽卿因病在重庆病逝，享年78岁，最终安葬在了上海。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32辑 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 1986

2.陈乃宣，刘友焕主编. 《中国革命史教程》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