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是一场赌局，多年来只有赌徒变了，牌局却还是老样子。天下赌之大成者无非两字：一是忍，一是狠。输时要忍，赢时要狠。

“媒体骂时要忍，足坛乱时要狠。”

克劳琛是个性格内敛的人，作为中德足协商业交易的附赠品，他的足球风格里多了几分孤独的意味，这注定了他不会成为局中人。

开赴荷兰之前，克劳琛带领国青队与德国队打了场热身赛，结果战平。当时德国队主教练斯基贝和克劳琛开玩笑说：“千万别在世青赛复赛阶段碰面。”

六月十八日深夜，“朱挺追加停赛三场”的通知发至国青队内，此前毫不知情的克劳琛打定主意以朱挺、郜林为双箭头对攻德国。但这个追加处罚打破了一切，如克劳琛所言，“对于朱挺来说，世青赛已经结束。”

最终的比赛由郜林单箭头出战，克劳琛始终没有提及董方卓这个名字。董方卓在荷兰总共只得到了四十二分钟的上场时间，尽数都是在垃圾时段。

“董方卓发怒了，十四天来，这是第二次。”

国青队大胜巴拿马，他踢飞了一个无辜的矿泉水瓶。在威廉二世球场，又一掌打落了克劳琛搭在自己肩膀上的双手，后者一个趔趄险些摔倒。

站在克劳琛身边的翻译李晨上来制止董方卓，却同样遭到了大力的一推。随后董方卓转身狠狠地将脚边的一个足球踢向替补席边的座椅，领队就坐在一边，他没有动。

在这样的事件面前，中国足协没有站出来对克劳琛说句“对不起”，而是像鸵鸟一样把头钻到沙子里自欺欺人地说着：“我没看见，我没看见。”

在董方卓公开道歉的次日，两位足协领导对此事的表态有一个共性，即他们在评价这件事时采用的都属于“虽然、但是”的转折句式。人们有些不明白，是非十分清楚的事情，却总可以用“球员的责任感”来抹稀泥。

国青队内矛盾重重似乎是人尽皆知的事情，足协领导亲自督战除了确认克劳琛核心地位，还为了反复提及的“团结一致”。

四年前的阿根廷，沈祥福和他的国青队横空出世，久旱逢甘霖的中国足球立即将“超白金”的名号赠予沈家军，但惨痛的历史最终证明他们不过是一堆“破铜烂铁”。

人们给了沈家军三年的输球时间，但最终他们连雅典的门槛都没摸到。

荷兰太遥远，多数国人见证历史只能凭借字里行间的对决。中国足球媒体因为“墙头草”的特质，成为“过山车”式评价的代名词。

国青队小组出线前，有媒体曝光“实际上是中方教练在背后指挥比赛所以获胜”的“内幕”。大胜巴拿马，小组全胜出线后，媒体又一致对“中国足球的劣根性”口诛笔伐起来。

惜败德国，众媒体又重谈“中方人员力谏德国老头”的“英雄事迹”。中国足球，鱼龙混杂又泥沙俱下。

国内媒体间也始终弥漫着唇枪舌剑的硝烟味，“认定德国人克劳琛流的是虚汗，以及文章里遍布的‘惊魂未定’、‘煞有介事’、‘难堪地’、‘紧张’等字眼，体现的是一个记者愚蠢的自负”，“像这样证人、法官乃至刽子手都要一条龙做下去的人，最容易将新闻弄成血泪控诉。”

在“新闻”的包装裹挟下，人们对克劳琛的印象是，一个我行我素的固执老头儿。击败乌克兰队取得出线权后，克劳琛甚至都没有得到队员们一个真诚的拥抱。

简单的文字报道里，没人不知道那一刻他是怎样想的，或许会很愤慨，或许会很伤心。

最后他终于拥抱了一个中国队的工作人员。新华社的照片记录了那一刻，从老人的眼里，你看不到喜悦和自豪，只有迷惑和伤感。

输给德国毫不意外，德国队打进第三个球时已经是第八十九分钟。克劳琛转身对着大个邹游示意准备上场，而已经做了半天热身准备的董方卓看到这一幕，愤然脱去已经换好的红色队服。

关于“换人”的质疑，老头儿只留下了一句话：“我没有理由换人，我必须要保留两个替补打加时赛。”

对于克劳琛“等到加时赛才换人”的说法，中方教练组非常气愤：“什么为加时赛做准备，有哪个教练会在这种时候留两个换人名额给加时赛。”

在克劳琛身边的球队工作人员也表达了不满：“我看克劳琛那时候脑子恐怕都蒙了，根本不是说为加时赛做准备，他就是紧张得忘了。一个好几年都没有在一线执教、指挥的教练，在这个时候根本不值得信任，换谁恐怕都不会出现这么低级的错误。”

世青赛上，国青凌厉的进攻之后是稀疏的防守，克劳琛似乎没法找到其中的平衡点，又或者是球员的能力实在有限。土伦杯国青球员在技术、战术、精神面貌表现得都相当好。

但最终足协让克劳琛下课的理由是：年事已高，不适合从事足球这样激烈的运动。

球员矛盾、足球媒体、官僚干涉，这些都是中国足球文化的一部分，就像中国人的肠胃无法立刻适应黄油牛排，这与把“改造车间”建立在巴特基辛根还是克莱枫丹无关。

克劳琛或许是个好主帅，至少“三战全胜”在这个获得世青赛门票都费劲的时候，已经是无可企及的高度。

二零零五年，《世界报》记者采访克劳琛时提到：在短短几天时间内，五万中国球迷签名反对解雇克劳琛。

“这会不会对你在中国的前途有所帮助”，记者问道。克劳琛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了一句：“谁能看透中国人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