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物理学家。美国国籍。生于中国上海，原籍江苏苏州。1944年-1946年先后就读于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1950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6年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60年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1964年任哥伦比亚大学费米讲座教授，1984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全校讲座教授”。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1959)、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64)、意大利林琴科学院外籍院士(1982)。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爱因斯坦科学奖(1957)和意大利共和国最高骑士勋章(1986)等。因病医治无效，于美国时间2024年8月4日在旧金山逝世，享年98岁。
作为重要的划时代贡献，李政道发现了关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和杨振宁教授同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从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在弱相互作用研究领域还做出了二分量中微子理论、弱相互作用的普适性、中间玻色子理论以及中性K介子衰变中的CP破坏等重要研究成果；在统计力学方面，和杨振宁、黄克孙合作对多体理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70－80年代，创立了非拓扑性孤子理论及强子模型，提出了量子场论中的“李模型”、“KLN定理”以及“反常核态”概念等。
除了在科研上贡献他对我国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关心也是很重要的。
李政道教授对中国科技人才的成长极为关心，早在1972年他来中国访问时，看到政治动乱影响了科技人才的成长，就曾经婉转地向周恩来总理建议：既然运动员和芭蕾舞演员可以从小培养，科技人员为什么不可以从小培养呢?毛主席和周总理很重视他的建议，随即在中国科技大学开办了少年班。
粉碎“四人帮”后，为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国准备派遣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到美国去，但那时美国的名牌大学对中国学生的程度既不了解，也不信任。许多美国一流的学校都不肯接收中国大陆留学生做正式研究生。李政道教授就给美国40多所大学写了上百封信，终于说服他们按照招收美国研究生的条件和待遇招收中国研究生。他把这种新的招生方法叫做CUSPEA,汉语的意思就是:通过中美物理联合考试录取中国赴美留学博士研究生。在1980-1989年的10年间，先后有千余名中国学生通过这一考试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CUSPEA并非一经推出就广受认可。开始时美国很少有大学认同这一项目。李政道先生为此项目呕心沥血，不仅在宏观制度层面多方改进，还在细节上亲力亲为。他为每位学生写推荐信，连同他们的申请书都由李先生本人及其家人一起封装、贴邮票并寄出。有时信件太多，塞满了附近的邮筒，以至于要让儿子李中清到另一街区投递。
一批批留学生到美国后，李政道教授在学习上悉心指导、热情鼓励，生活上关心照顾、排忧解难，使他们在异国他乡健康成长。
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高才生高明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被分到李政道教授的理论组。他理论基础很好，但因为在国内接触实际太少，实际运用能力却比较欠缺。一开始，李政道教授让他做格点规范场、平行计算机等课题，他不得要领，连连失败，一度失去了信心，情绪很低落。
他请求李政道教授给他换个项目。李教授严肃地说：“坚韧不拔是中国人的优秀品质，见了困难都绕道走,中国就不会有享誉世界的四大发明了;科学研究的征途上,处处有难关,哪有不费吹灰之力就得来的成功？越是不会，越觉得难，就越要树立信心攻克它。”见高明沈面有愧色,他又积极鼓励说：“一回生，二回熟，只要不怕困难，不怕失败，肯下功夫，就一定能学会。”在李政道教授的悉心帮助指导下，高明沈经过刻苦努力，很快掌握了平行计算机和格点规范场的理论知识和操作,并在国际性研讨会上作了这方面研究的学术报告,受到专家们的重视。
1986年2月，留学生朱小雄患了败血症。李政道教授知道后，关切地询问病情的发展,并为诊断治疗积极奔走，还亲自打电话给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详细说明了朱小雄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希望他们尽快转告并安抚他的家人。朱小雄的家人知道后大为感动。
还有一个留学生,性格比较孤僻、固执,为了几件小事跟导师发生了矛盾,师生关系很紧张。导师给他布置了一个课题,他因为怀有抵触情绪而没有认真按照要求完成，导师十分生气，狠狠地批评了他,这位同学也很不愉快。李政道教授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又亲自打电话给中国科技大学，希望他国内的老师和好友去信开导开导。直到这对师生消除了隔阂，和好如初，李政道教授才放了心。
有人问李政道教授：“您工作那么繁忙，还花这么多时间精力，管这些琐碎的事，是为了什么？”李政道教授总是回答说：“中国送来的孩子，我有责任负责到底。”“只要能给中国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我个人牺牲些时间，多做些工作是值得的。”
的确，李政道教授不仅在学习生活上关心、爱护留学生,而且对他们的毛病和缺点也及时地、毫不留情地批评、教育，表现了老一辈科学家对青年一代的拳拳爱心和深切希望。
1986年11月的一天，李政道教授在美国纽约一所大学的一个阶梯教室里发表演讲，坐在台下的是在纽约地区的100多名通过中美物理联合考试录取的中国赴美留学博士研究生。他从物理学界的最新发现,讲到世界物理的发展前景；从华人科学家的杰出贡献,讲到他们未来的责任；语言精湛,生动有力，催人奋进。如果不说，谁也不会相信此刻精神矍铄，声音铿锵的李政道教授已经有两个晚上没有休息了。
原来,为了出席头一天哥伦比亚大学为庆祝他60寿辰并纪念他和杨振宁教授获得诺贝尔奖30周年举办的学术报告会，李政道教授已经熬了一个通宵,晚上又参加了盛大的庆祝宴会。回到家时，已是深夜，但想到今天早上在中国留学生聚会上的演讲稿还没有准备好，他又不顾疲劳，坐在灯下一直工作到黎明。
讲着讲着，李政道教授突然停了下来，表情变得十分严肃。原来后排有几位同学在交头接耳，讲话嬉笑,使李教授非常生气。他激动地说：“我到世界各地去演讲的时候，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即使听众上千人，都没有这种情况，都在听。遗憾的是在中国学生这里，我已不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现象了.
“去年初的第二届纽约中国留学生同学会上，一位同学在台上作学术报告，后边就有几个同学一边吃着东西，一边聊天。我在中国科技大学演讲的时候，大家都在听，可是，科大的校长讲话时，下面就嘈嘈杂杂，很多人不认真听，还有的站起来走了。这就表明对自己不尊重,表明自己没有文化！这样不尊重自己的年轻人，是没有前途的。”
会场上鸦雀无声，静得仿佛能听见呼吸的声音。李政道教授沉吟了片刻深情地说：“你们在美国，就代表着中国的形象，我不希望因为你们的不良言行让别人把中国人看扁了。多年来，你们学习成绩很好，这是不简单的，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但是,考上中美联考留学生并没什么了不起,考试考第一名,也没什么了不起！全世界有多少个学校?每个学校有多少个班?每个班都有第一名，这不稀奇。你们前面的路还很长很艰苦，要建立大业，要跟世界竞争，绝对不是简单的事。你们的目标要放得远一点。要知道,没有我们的帮助，你们就没有今天，没有你们自己的努力，你们就没有将来！”
寂静的会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那几个刚才不认真听讲的同学羞愧得低下了头。离开会场之前，李政道教授还当场写了“自尊向上，不进则退”的题词，勉励大家自尊自强，为国争光。在李政道教授的精心关照和同学们的积极努力下，绝大多数在美国的留学生学习成绩优秀，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在美国的很多大学,中国学生几乎包揽了攻读博士学位资格考试的前几名。
在CUSPEA繁忙的工作中，李政道还惦念着，如何使这些相当数量的获博士学位的青年能对建设四化发挥最大作用。1984年回国访问，再次受到了小平同志的会见。李政道就我国留学生博士后的工作，与小平同志进行了交谈。当时小平同志问，“博士”这个名称恐怕在汉朝时就有了。博士的知识显然已经很博了，为什么还要有博士后呢？李政道解释说，在大学的时候，老师给大学生出的是已经有解的题目，然后老师指导他解题。大学生按照在学校学习的课程，解老师给他的题目。如果这个解与老师知道的正确解相符合，这个学生就能完成大学学业，得到学士学位。在研究院，老师给研究生出的题目，老师也并不知道怎么去解，研究生按照所学的知识来解老师的题目，而这个解由老师自己与同行来谈判，主题是对的，就可以从研究院毕业，获博士学位。可真正的研究，真正的发挥，是要自己出题目，独立进行研究。这个独立研究的阶段，就是博士后的过程，因此必须有博士后。从研究院出来的博士后，就能成为独立的研究人员……中国要建设现代化，毫无疑问，必须要有一支能够独立研究的精锐队伍，人数不一定要多，但要精。必须能够独立进行创造，才可以有所发展，才能够跟人家竞争。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希望，才能够面向全世界去发展。一向关心科学教育的小平同志听后大为赞赏。
紧接着，李政道又伏案提笔，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再次给国家领导人写信，提出了建立博士后科技流动站的具体设想。还根据中国的国情，就拨款的规模、博士后人员的户口、工资、编制、住房等具体问题提出了设想，并建议可让他们到国外去从事“博士后”工作，作为国内“博士后”制度的补充。鼓励从国外回来的博士在国内工作一年后可允许再次到国外做博士后，以保持与科学前沿的接触。此外他还认为博士后流动站不宜全部集中在北京，外地也应精选一些点，以鼓励各地的积极性和各省市竞争。还可由多方筹集资金。
我国领导人十分重视李政道的这些建议，小平指出，“博士后的这个办法很好，我赞成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在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人才....这是培养使用科技人才的好制度。
在小平同志的支持下李政道先生的建议得到了很好的实施，我国已于1985年7月5日实行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试点方案。仅仅几年，少年班、CUSPEA班、博士后流动站在中国物理、生物、化学等各个领域都结出了硕果，许多科技后起之秀脱颖而出。李政道对这些人才充满了希望，他常自豪地说，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前4名几乎每年都是我办的CUSPEA的中国学生。其他如哈佛、普林斯顿、耶鲁也都是这样。因此，今后20年的科技领域有成就的大部分都是华人，这是没有问题的。他认为我们的竞争不光是在经济上，也在科技发展上，不仅需要跟人家手拉手，而且要领先。要领先就要有一支精锐的、有独立创造性、能够突破的队伍，今后的博士后人才就是将来的这个队伍。那时，世界科技领域的局面就会大为改观。
李政道曾说:“我现在是1/3时间用于CUSPEA，1/3用来帮助和发展中国高能物理事业，剩下的1/3时间做物理研究。”值得敬佩的是，他不仅自己“精于学”，用仅有的1/3时间做出了具有世界水平的物理研究。他倡导的CUSPEA，也为中国培养了不少“精于学”的高级人才.而他“精于学、勤于业”。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发展高能事业的1/3，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早在1972年，李政道第一次回国探亲时，就向周总理提出了建设高能加速器的建议。
1984年10月，他陪同小平同志参加了中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奠基仪式。自这项工程开始以来，由李政道任终身主任的世界实验室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每年都选择几个世界科学最前沿的课题，分别邀请约10位第一流的国外专家学者来华举行国际学术工作会议，介绍各自领域取得的进展、存在的困难和发展前景。在建造过程中，李政道还组织美国5个高能实验室的一流专家，帮助解决了从设计到安装中的许多难题。
1988年10月16日凌晨5点56分，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传来喜讯，我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一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这是一项被认为中国科技史除原子弹以外最庞大、最复杂的科技工程。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高科技研究能力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消息传开，全国人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小平同志亲自来到这里，参观这项中国科技史上最宏伟的工程，并向中外专家和科技人员表示祝贺。他一下车走进休息室，第一个就与李政道握着手，亲切地对李政道说:“感谢你为这个工程做了很多工作。李政道笑着说:“这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
小平同志代表全中国人民道出了一句真诚的“感谢”，表达了全中国人民的心声。感谢你，李政道先生，你为中国的科技教育事业真是贡献得太多、太多了!你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将永远记载着中华骄子李政道的不朽的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