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一个看着卖相极其普通的犯人在镇江看守所被国民党中统的特务秘密杀害。
根据这群中统特务收到的消息，这个背上锁了“琵琶骨”的犯人武力强悍，不仅擅长催眠和躲藏，还能够在众人眼见之处“转瞬消失”。
为了让该犯人束手就擒，才对其多加刑锁，最终确认犯人毫无逃脱的可能性后才开枪处死，下场惨烈。
这个被特务秘密处决的犯人，名叫顾顺章，堪称我党史上的最大叛徒，危险程度无人能比。
中央特科成立继1927年4月的“四一二”事件爆发后，大量我党及民主人士被国民党的反革命势力抓捕和杀害，不仅让国共两党的合作走向决裂，同时还对我党的蓬勃发展造成巨大伤害。
也正是出于保护我党同志的目的，在周恩来接手军事部后，向中央发起提议在上海建立了“中共中央特科”这一机构，主要负责保卫及情报方面工作，并接受向忠发总书记和顾顺章候补委员一同管理。
这个“中央特科”，下设4个科室：
一科是负责机关、会场，是为总务科；
二科主管情报工作，科长是陈赓同志；
三科担负保卫工作，日常任务就是处理特务及叛徒等，绰号“红队”，科长就是顾顺章；
四科主管通讯，保证无线电的正常工作。
单看顾顺章其人，品性相当复杂。
在中共工作期间，组织上发现了他的很多优点，比如做事果决，绝不优柔寡断，胆量大却异常注重细节，再加上精准的枪法，如果没有缺点的话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情报科科长。
可惜顾顺章优点不少，但缺点同样不少，甚至有些缺点相当致命。
因为过去生活痕迹，他在工作中难免会带些旧时代的江湖习气，贪图生活享受，经常滥用职权。
但最致命的不止于此，重点在他的思想水准差，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是能不学就不学，从来不把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当回事儿。
这样惫懒的思想态度，也是导致其被俘后叛变革命的根本原因。
自食恶果1931年春，顾顺章执行任务后在武汉逗留期间被国民党特务抓捕，顺势便向国民党投诚。考虑到顾顺章手里原本掌握着中央特科的保卫三科，了解相当多的地下党同志的信息，一旦他向国民党出卖同志来邀功请赏，那么势必会对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地下党同志带来极大的生命威胁。
在陈赓报告周恩来后，后者立刻下令火速转移工作人员及隐藏交通站，旧有的接头方案及暗号密码等全部废止。
在处理完紧要工作后，中央特科高层又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顾顺章的家人如何“处理”？
在顾顺章事发后整个顾家第一时间就被我方转移到了法租界躲藏。
过去因为顾顺章保卫科长的特殊身份，顾家所在的威海卫路门房经常作为上海地区地下党同志的一个重要接头点，不可避免的顾家成员会对一些中央特科的干事及地下党同志记忆深刻。
关键时期，特科派了一些外地同志假扮国民党偷偷前往顾家，询问其妻子意愿，对方表示可以跟着去南京。
这下对方心意表露，迫于同志暴露风险，一场针对顾家的“锄奸”行动随即展开，即后期震惊整个上海滩的“爱棠村血案”，最后活着的顾家人仅剩3人，其中顾顺章的直系亲属仅剩8岁的女儿顾利群。
1931年，毛主席手书通缉令，要求动员所有力量共同缉拿革命叛徒顾顺章。
而彼时的顾顺章，已经在南京心安理得地和张永琴缔结了第二次婚姻，那次婚礼中统的高官徐恩曾出席，老蒋还专门派人送上礼金1000元。
后来顾顺章把幸存的女儿及侄子接到了南京抚养。他个人因为在南京未受重用，对国民党高层多次私下抱怨，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在中统、军统这两大国民党特务机构之间反复横跳，嚣张气焰直接导致中统高官徐恩曾对其不满，后来更是怀疑上了顾顺章。
1934年，逍遥了没几年的顾顺章在国民党特务的猜忌下被捕入狱，虽然严刑拷打后未能得出有利情报，但仍旧在第二年被一些来自南京的中统特务悄然处决。
此后，他在南京的家小也被处以监禁。1年后，顾顺章的第二妻张永琴终于在两年多的监禁生活中重见天日，但整个顾家已经家徒四壁。
抗战爆发后，张永琴化名“张萍”，抚养着继女顾利群和外侄顾益群，悄无声息地活着。
8岁女儿苟活在顾家出事后，顾利群也被抓去监禁，获得自由后便跟着继母张永琴生活，甚至为了摆脱父亲顾顺章留下的麻烦，更易其姓为“张”，自称是个孤儿，张永琴是其养母。
在她青年时期，也曾和继母张永琴聊到过父亲顾顺章的一生，两人都对他最开始能够投身革命的行为表示敬佩，但后来一朝被捕即叛变革命的现实也让两人感到无奈，毕竟现在无论怎么说，顾顺章都摆脱不了在党史上留下叛徒这等遗臭万年的评价。
每每想起因为父亲叛变而导致被连带责任牵连的一家人，那些儿时的长辈全都不在了，这让年幼的顾利群感到十分悲伤。
及至成年，顾利群在乡里的介绍下和一名抗战老兵成婚，丈夫名叫祝仁波，后者生活经历也相当坎坷。
年幼时便遇逢上了父母早逝的命局，年仅12岁就为了生计不得不去当童工，后来找机会入了国民党，在军统机构里负责破译情报电文。
全国解放后，祝仁波因为抗战时期服役于军统的黑历史被审查和清算，他为了不给妻子惹麻烦，毅然决然地和妻子离了婚。
两人所生一子名为祝健，生在上海、长在上海。
2018年中，当年那个在“血案”中幸存的8岁小姑娘顾利群因病逝世于上海，享高寿9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