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初期的曙光中，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于致总统杜鲁门的信函里，斩钉截铁地预言：新中国政府将在解决中国人民温饱这一基本问题上遭遇重大挫折。面对此番挑衅，毛泽东以他特有的睿智与坚决，给予了艾奇逊有力的反驳，但内心深处，那份对提高粮食产量、解决民众温饱的迫切愿望如同烈火般炽热。
与此同时，远在山西大寨，一位名叫陈永贵的普通农民，正被饥饿的梦魇紧紧缠绕，家破人亡的悲剧让他痛彻心扉，他日复一日地苦思冥想，渴望找到那把能解锁贫瘠土地、让粮食满仓的金钥匙。历史的洪流悄然推动着两位截然不同的人物——毛泽东与陈永贵，逐步走向交汇点。
建国初期，毛泽东高瞻远瞩，向全国颁布了粮食增产的宏伟蓝图，而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则生动诠释了毛泽东对中国粮食产量的殷切期望：“主席提出的‘四五八’目标，即黄河以北亩产需突破400斤，黄河至长江间要达到500斤，长江以南则要实现800斤，主席深信，一旦此目标达成，中国的粮食难题便迎刃而解。”
1952年，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迎来了丰收的喜悦，15户农家的田地里，金黄的稻谷见证了亩产500斤以上的奇迹，这份荣耀也让陈永贵得以踏入太原，参加全省农业丰产劳动模范代表会。会上，虽然张老太——这位昔阳县刀把口的农民英雄，以其太行区甲等劳动英雄、山西省劳模等光辉头衔，以及参加开国大典和毛泽东亲自邀请的国庆两周年招待会的荣耀，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但陈永贵的内心已被点燃，他深知，属于大寨的变革正悄然酝酿。
陈永贵的农田建设理念，蕴含着深刻的智慧与信念：
首先，他坚信农民群众中蕴藏着无限的创造力，那是能改造土地、提升农业生产力的不竭源泉。在旧社会的枷锁下，大寨农民世代在贫瘠的土地上挣扎，虽积累了丰富的耕作经验，却因土地贫乏，生活困顿，无力改变现状。解放后，土地回到了农民手中，他们视土地如生命，满怀激情地渴望丰收，但零碎的小块地既怕旱又怕涝，丰收总是遥不可及。于是，改造土地的梦想在心中悄然萌芽，只因势单力薄，未曾大胆实践。
其次，他深信集体的力量足以移山填海，创造奇迹。农业合作化的春风，让土地归社，集体劳作成为可能，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铺平了道路。只要有卓越的领导者，就能激发群众的无限潜能。大寨村，这个仅有64户、800亩土地的小村庄，在1953年至1960年间，凭借集体的力量，硬是将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形改头换面，300多亩坡地变身水平梯田，4700多块零碎地块整合为2900多块，还新增了80亩耕地。农民们满怀信心地说：“这样干，即便是付出些劳力也是值得的，总比以前想劳动却无人问津强。”“治一山少一山，治一沟少一沟，总有一天，我们能改天换地。”
大寨，这个饱受旱灾侵袭的地方，尤其是春旱，如同年年复发的噩梦。据民国版《乐平县志》记载，自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起，直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两千多年的岁月里，大旱的记载就有19次之多。民国时期，旱灾更是频繁，1925年、1920年、1939年，一次次旱灾如同利刃，割裂了农民的希望。而在集体化时期，大寨村民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年复一年地进行农田水利建设，筑起了抵御旱魔的坚固防线。
1958至1980年间，尽管旱灾频发，尤其是1972年，降雨量仅为242.3毫米，不足正常年份的一半，但在“天大旱，人大干”“千里百担一亩苗”的革命口号激励下，大寨依然收获了331.45吨粮食，与1971年相比，仅减少了51.05吨。
20世纪70年代，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兴起，农田水利建设迎来了高潮。然而，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加之各地急于改变面貌，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科研、设计单位被撤销，工程技术人员下放农村，导致许多工程前期准备不足，施工质量难以保证，问题频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正如时任水利电力部军管会主任张文碧所言：“对于大型工程，我们往往没有广泛发动群众，没有进行认真调查研究，仅凭少数人的意见就轻率决定，有时甚至听不进不同意见，把自己的意见视为不可更改的真理。
改革开放后，大寨也经历了巨大的变革。
郭凤莲在悠悠岁月后深情回顾：“我曾是大寨人那辆马车上的驭手，满载着大寨的父老乡亲。说真的，那辆马车不仅承载着他们的身躯，更承载着无尽的思索——我们的方向何方？大寨人的生计何在？又如何引领他们转变观念，走出困境？这一连串的难题，如同沉重的石块，压在我的心头，那段日子，对我而言，既苦涩又辛辣。”
回溯至三十多年前，谁人能预料到这个曾被标榜为“大批资本主义”的典型，这个“一大二公”理念的极致展现之地，竟会有一天，全心全意地拥抱市场经济的浪潮，甚至将自己的历史作为独特的商品，向四方游客展示。
提及大寨的历史，无人不晓当年的妇联主任宋立英，而今，她已化身为一位销售旅游纪念品的个体商户。2000年，宋立英的小店应运而生，或许，她是最后一批勇敢卸下历史重负的大寨人。这位曾经目不识丁的老人，在古稀之年，竟奇迹般地学会了书写自己的名字，缘由简单而动人——她需亲自签名售书，以促进销售。那时的她，定未料到，仅仅签名售书一项，每年便能为她带来近万元的可观收入。
如今，在这1.88平方公里的大寨土地上，超过四分之一的居民，如宋立英一般，为每年涌入的二三十万游客提供着周到的服务，年旅游收益高达1000多万元，市场经济的理念已深深植根于大寨人的心田。
这一转变的契机，对大多数村民而言，始于1992年，即郭凤莲重返大寨的第二载。彼时，刚归乡的郭凤莲，读到了一篇题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报道，这篇影响了无数人思想与命运的文章，让郭凤莲深受邓小平那些精辟而深远的话语触动。
无论是自力更生，还是艰苦奋斗，在这一刻都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郭凤莲开始引领大寨踏上第二次创业的征程。然而，她的内心仍不乏矛盾与挣扎。
郭凤莲的心情复杂，既惧怕被人认出，又担心被人遗忘，这种矛盾的心态中透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悲凉。外出参会时，她一旦进入房间便不愿再踏出半步，甚至不愿外出用餐，宁愿以方便面简单对付，办完事便匆匆离去。她更惧怕大寨成为笑柄，损害整体的形象。时代的浪潮不断拍打着大寨的大门，催促它加快步伐，迈向新的旅程。
郭凤莲向我们阐述了她的总体思路：“继续弘扬大寨精神，高举改革开放与艰苦奋斗两面大旗，竭力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积极吸纳先进管理经验，掌握科学技术，力争早日将大寨建设成经济繁荣、生活富裕、环境优美、民主文明的新农村。”她设定了两个硬指标：一是用2-3年时间，使大寨成为产值亿元的村庄；二是到1998年，实现人均收入2000元。
郭凤莲细数着未来的规划：①新建一个奶制品加工厂——大寨的主要作物是玉米，优质的玉米远销国内外，但大量的秸秆却难以利用，年年付之一炬。我们计划采用“公司+农户”的模式，农户养牛，工厂加工奶制品，大量转化农作物，实现农产品增值，农民增收。②扩建一个电石厂——在原有年产5000吨的基础上，再增产5000吨。③搬迁一个氟化卞厂……
郭凤莲不无忧虑地说：“过去，石头是大寨的绊脚石，大寨人硬是从石头缝里抠出土来变田；如今，技术、资金和人才成了大寨的新挑战。大寨渴望技术，期盼资金，更渴求人才。”
1996年9月，大寨村向农业发展银行昔阳县代理行提交了一份“关于千头奶牛及万吨奶制品加工厂的贷款申请报告”。随后，农业发展银行山西省分行的副行长范文芳与开发信贷处的同仁亲临大寨，对项目进行了细致的实地考察，从原料到市场，从技术到资金，从投入到产出，他们算得仔细，谈得实在。
郭凤莲幽默地表示，大寨的发展离不开一个好班子，还需要一条正确的道路和几个创新的点子，更要引进优秀的人才，当然，最离不开的是农发行提供的资金支持。这“班子+路子+点子+票子+才子”，如同强劲的风，定能鼓起一面高扬的帆。
郭凤莲自豪地说：“大寨核桃露的知名度确实很高。但我相信，在大寨人不懈的努力下，一个市场经济下的新大寨也会被更多人所熟知。”
1994年，大寨上马了煤炭铁路发运站和投资2100万的中外合资“大寨中策水泥厂”。当时，为了筹措项目资金，郭凤莲四处奔波，马不停蹄。有一次，郭凤莲正在青岛，忽闻“中策投资”的老板黄鸿年在北京洽谈商务，连夜赶往北京，与黄鸿年先生会面，他深受感动，说道：“就凭你这种精神，我也要给大寨投资。”
说实话，创业初期的那几年确实艰难，大寨缺乏资金、技术和人才。那时，郭凤莲曾想给过去认识的华西村支书吴仁宝写信求助，但最终还是撕掉了信稿，不好意思开口，毕竟人家已经发展得很好，而我们还在原地踏步。郭凤莲说：北上南下跑项目、筹资金时，既害怕被别人认出来，因为我们实在太穷；又怕别人不认识，毕竟大寨还有一定的影响力，需要自我推销。几年奔波下来，我意识到还是要打响大寨品牌。
于是，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注册了“大寨”系列商标。许多企业看中了大寨的品牌价值，向大寨支付商标使用费，核桃露、铝塑管、酒、醋、面粉、杂粮系列……以“大寨”命名的产品层出不穷，很多都是联合经营，大寨通过“品牌投资”实现了新的发展。
可以说，如今的大寨，已经形成了旅游、煤炭、化工、建材、酿酒、农产品加工等多个支柱产业，成功走出了单一农业的困境。
在转型的过程中，华西也经历了结构分化、身份分化和职业分化。从结构分化来看，2003年，华西的土地上已有60多家企业，围绕这些企业，生产经济结构、组织结构和领导体制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从身份分化来看，有1万多外来人口为华西打工，即便是华西内部，也出现了城镇户口、农业户口和村籍户口的区分。
而在大寨这1.8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除了已经退耕还林的484亩土地外，现有耕地仅为515亩，这些耕地中大约有一半由外来户耕种。即便是在村中仍从事耕种的村民，也大多年迈，趋于老龄化。大寨人已基本告别了以农为业的时代，传统意义上以农业为主的村落已不复存在，农业劳动者主要是65岁以上的村民。尽管商业和企业管理者的收入最高，但各职业间的收入差距并不大。与华西的结构分化与身份分化不同，大寨的分化主要体现在职业分化上。
对于大寨村民而言，除了村里的按股分红外，春节前每人还能从村委会领到1000元，这是每位拥有大寨户籍的人都能享受到的福利。不过，这部分“公”领域的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并不大。除此之外，大寨人的收入还来源于以下两方面：一是在虎头山森林景区上班的工资，二是经营饭店或商店的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