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己当年被调离红15军团的历史，程子华晚年在回忆录中只有一段简短的交待：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军由红军改为八路军，十五军团改为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开赴前线，实现抗日救国的心愿。我因病去延安治疗，离开了部队。”

是什么病让程子华不得不离开红15军团呢？从《程子华回忆录》的另一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当时我因病离开部队，要到延安休养。彭德怀同志在参加洛川会议后回到司令部，他对我说：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杨爱源要一个顾问，中央研究认为你是山西人，去当这个顾问比较合适。他问我病怎么样，我说病还没有全好，为了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我还是去吧。”

可见，尽管程子华在之前确实受过严重的伤——庾家河战斗中，他带头冲锋被重机枪子弹击穿双手，昏迷了两个多月，双手落下终身残疾——但此时他的病情已经好了很多，并不影响他进行工作，否则就不会调他去干统战工作了。

如果不是这次调离，程子华就是344旅的政委。程子华调离后，中央委派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黄克诚担任了344旅政委一职。而程子华则奉命到了山西，担任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下的武装部长，同时还担任党团书记。

据程子华回忆，这个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有三个：1，积极组织民众、武装民众；2，推行减租减息；3，扶持抗日言论。从1937年9月成立，到1939年7月被迫解散，程子华在这个组织里工作了将近2年的时间。

红军的高级干部调任到统一战线上去工作，这在当时来说并少见。比如我们熟悉的徐向前元帅，他就在37年8月奉命回来了自己的老家山西，干了一段时间的统战工作（程子华是山西运城人）。另一位我们比较熟悉的将军彭雪枫，他也一度在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担任处长，负责晋冀鲁察四省以及平津两市的统一战线的联络工作。

但和程子华不同的是，这两位虽然也调到了统战工作上，但很快就“官复原职”，回归部队了——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徐向前担任了129师副师长，彭雪枫则担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兼河南省委军事部长。而程子华却在统战工作上干了近2年，而没有回到344旅。

有人说，这是因为程子华在红25军到达陕北后，和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戴季英等人主持陕北的工作期间出现了一些偏差，才改了行去干统战。

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中央到达陕北后不久，就对聂洪钧和戴季英做了严厉的处罚，对戴季英给予“最后警告”，对聂洪钧给予“严重警告”。由于此事颇为复杂，情况不明，中央当时并未立即追究朱理治、郭洪涛等人的责任。朱理治不久后担任了河南省委书记、中原局代理书记，而郭洪涛则被调去山东，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并一度在山东分局中担任书记。他们的问题，到了1942年秋天的西北高干会议上才彻底解决，而且，42年主要追究的也是朱理治和郭洪涛的责任，并没有太多地涉及程子华，这证明程子华在那件事中是不负主要责任的。

由此，我们很难说程子华是因为在陕北时期的工作的偏差才被调离了部队。

那么，事情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还是要从程子华的资历背景说起。

程子华早年间参加过广州起义、保卫海陆丰和李灿、何长工领导的大冶兵暴，并跟随起义部队（红8军）来到了苏区，之后参加了红军的第二到第五次反“围剿”，历任红35军307团团长、红5军40师师长、41师师长兼政委、42师师长、22师师长、粤赣军区代参谋长等职。可以说，程子华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中央干部”。

程子华为什么离开中央苏区呢？1934年1月，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的成仿吾同志来到中央苏区汇报工作，希望中央能派一名军事干部到鄂豫皖去。中央选定了程子华。

1934年6月，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找到了程子华，让他到鄂豫皖去工作，并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留在鄂豫皖的红25军实施战略转移，（此时红四方面军主力已经撤离鄂豫皖），到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创建新的根据地，“可去陕西，与川陕苏区连接起来”。

当时的红25军饱受敌人“围剿”，却还在争论是“原地坚持”，还是“实行战略转移”，程子华带着中央的精神来到鄂豫皖，一下子就为红25军指明了方向。郑位三后来回忆说：“（红25军）长征这着（招），一是子华起了作用，二是（鄂豫皖）省委酝酿得好。”可见，程子华这位“中央干部”的到来对红25军的重要性。

在鄂豫皖省委和红25军决定长征后，大家讨论了部队的整编问题以及新的领导班子。《程子华回忆录》是这样写的：“郑位三同志告诉我，省委决定由我担任红25军军长。我对郑位三说，周副主席要我做参谋长，请你报告省委，我不当军长。郑以后告诉我，省委已经做了决定，不改变了。”

于是，红25军的班子就成了程子华担任军长，吴焕先为政委，徐海东为副军长，戴季英为参谋长，郑位三为政治部主任。部队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开始了长征，并于1935年9月18日抵达陕北永坪镇，和刘志丹率领的红26军、27军完成了会师。会师后，这三个军改变为红15军团，徐海东担任军团长，程子华担任军团政委。

在上面引用的《程子华回忆录》中，有一段内容非常关键，就是程子华对郑位三说的：“周副主席要我做参谋长……我不当军长。”

这段话明白地告诉我们，中央当时派程子华去红25军，与其说是让他“主持”红25军的工作的，毋宁说是让他“协助”红25军的同志领导工作。“主持”和“协助”，这两个字的差别是很大的。

虽然，在鄂豫皖省委的坚持之下，程子华当上了军长（后来又担任政委、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等职），并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成了红25军和红15军团的主要负责人，但在中央看来，这些具有临时的性质，程子华毕竟不是红25军或者344旅的“本土干部”。

换句话说，程子华和红25军、红15军团或者新改编的344旅，并没有那么强的“有机关系”，程子华本身就是外来的“中央干部”。如果344旅要组建领导班子，旅长除了徐海东外没有第二人选，而政委这个职务，却不必然是程子华，也可以是黄克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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