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云贵抗清，是一曲遗恨千古的悲歌。李氏在抗清的同时为什么要扶明？为什么酿成壮志未酬的悲剧？悲在哪里？恨在何处？

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军余部以云贵为中心，坚持抗清20余年，为明末农民大起义谱写了最后一支乐章。这支队伍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将领指挥下，相继走上了“扶明抗清”的道路。将领中孙可望降清，艾能奇牺牲，刘文秀早逝，唯李定国战斗到最后一息，成为扶明抗清的主要领导者。

李定国(1621——1662)，字宁宇，陕西延安人。10岁投奔张献忠农民军，是大西军具有非凡军事才干的杰出将领之一。

张献忠牺牲后，他一面团结西南各族人民，率领大西军驰骋奋战，取得“两蹶名王，天下震动”的辉煌战绩；一面又“匡扶王室”，支撑永历朝廷，希图“垂名不朽”。李定国以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完成了农民英雄与封建忠臣的熔铸过程，把自己熔铸成一个充满矛盾的结合体。

作为农民英雄的李定国，他走完了抗清斗争的最后途程。满洲贵族入关以后，当时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民军面临着两大敌人：一是控制南方大部分地区的明朝残余势力；一是刚刚打进关内、与北方地主勾结在一起的清朝统治者。

两者相比，明朝的残余势力，由于受到农民军的长期冲击，力量远远赶不上清朝统治者。

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军刘文秀部固守川南，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部挺进云贵，以扩大抗清根据地。大西军纪律严明，注意团结西南各族，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顺治九年(1652)，大西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

孙可望留守贵州，李定国率主力八万出湖广，刘文秀率偏师六万攻四川。李定国进入湖广后，连克靖州、武冈、宝庆等地，又转攻广西，下全州，破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兵败自杀。

李定国再挥师北上，连下永州、衡州，直取长沙，兵锋抵江西吉安。大西军的节节胜利，使清廷大为震惊，急派敬谨亲王尼堪率精兵十万迎战。李定国避开清军锋芒，主动撤离长沙。

十一月，李定国大败清军于衡州城下，击毙尼堪。这样，李定国出兵九个月，纵横三千里，歼敌数十万，收复湘、桂，“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取得辉煌胜利。但是，这个胜利未能持久，山于孙可望的降清，清军摸清了大西军内部的虚实，遂于顺治十五年(1658)分三路向云贵进攻。

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陷昆明，桂王逃入缅甸。李定国在磨盘山(云南马龙县西北)设伏准备袭击清军，此计划又被桂王政权官僚卢桂生出卖，伏击失败。李定国只得退至孟艮(中缅边境)，团结当地少数民族，继续坚持抗清斗争。

但是，作为封建忠臣的李定国，却留下了令人惋惜的悲剧。如前所述，满洲贵族入关以后，由于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形势的变化，使农民军的斗争目标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农民军当时首先把斗争矛头指向清朝统治者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由于明清之际农民军将士的心态变化(后面将阐述)，李定国农民军走的又是一条扶明抗清的道路。

北京明朝政权被农民军推翻以后，明朝残余势力相继在南方拼凑了几个小朝廷。其中，得到李定国支持的永历政权，坚持的时间最久，影响也最大。

永历元年(1646)11月，明广西巡抚瞿式耜、两广总督丁魁楚、湖广总督何腾蛟等拥立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即皇帝位，改元永历。这是个腐败的小朝廷。

当这个政权在清军的追击下，由肇庆而梧州、而南宁仓惶西奔的时候，李定国主动与之联络，表示愿意联合抗清，才使这个风雨飘摇的小朝廷获得救生圈，在贵州安龙所安顿下来。

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尽管当时农民政权与南明政权斗争目标暂时一致，但这对矛盾是不能调和的。然而，李定国在扶明中的所作所为，却是朝着这个方面举步的。

永历四年(1650)，李定国攻下贵州安顺，摄威清道事黄应运当即向他进言：“名义不正，人人得睥睨耳。若借三百年天子之名号，加以将军之伸勇，统率羆虎，扫荡不庭，、而闻风义从者，又络绎交助，天下谁敌将军者？”就是说李定国是“名义不正”的，只要“借天子之名号”，其抗清势力就名正言顺了。对这种否定农民革命的言论，个定国不但不反驳，居然信服，连称“贵道是言”。

永历六年(1652)，李定国对其部属谈到孙可望对他的猜忌时，曾流露出对明室的尽忠尽志。他“涕泣谓其下曰：‘不幸少陷军中，备尝险艰，思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不朽。今甫得斩名王，奏大捷，而猜忌四起。’”

永历八年(1654)，在安龙的永历帝，铸“屏翰亲臣”金印，送至高州(广东高州)李定国营。李定国接受了永历帝的赏赐。

永历十年(1656)正月，李定国由南宁抵安龙，与白文选迎永历帝于曲靖，旋受封为“晋王”，刘文秀受封为“蜀王”。永历帝亲为李定国、刘文秀“割襟订二姓之盟”。四月，李定国和白文选扶永历帝到昆明。

永历十二年(1658)，清军三路进攻昆明，李定国一面疏散百姓，沿途收抚难民；一面扶水历帝撤滇西。

永历十三年(1659)，磨盘山之役，使李定国仅存的抗清力量几乎消耗殆尽。就在这一危急时刻，李定国仍然派靳统武带兵四千，护送永历帝及其宫眷至腾越(云南腾冲)，严重地削弱了自己的战斗力。

永历十四年(1660)，李定国退至孟艮(中缅边境)，仍致书永历帝，要求指明在何处“迎銮”。

永历十五年(1661)，李定国和白文选曾两度率军入缅境，救护永历帝，由于声息不通而未遂。

上述史实说明，李定国在抗清的同时，是积极扶明的。其言其行，都表明他心向永历，“尽忠戴上”。正如清人李天根说，李定国“一变为忠义之士”。

尽管“扶明”是当时客观形势所使然，但与此同时的夔东十三家走的却是一条独立自主的抗清道路！李定国的抗清是值得讴歌的，李定国的扶明却是令人惋惜的。他以自己的所作所为，完成了农民英雄与封建忠臣的熔铸过程，把自己熔铸成为一个充满矛盾的结合体。

李定国一生，既有英雄的壮歌，又有悲剧的挽曲。他为什么走上这样一条充满矛盾的道路？首先得从农民革命的目的、性质说起。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阶级，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这就是说，农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

中国封建社会，又是个权力社会。“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这就决定了农民革命的任务，是夺取地主阶级政权；决定了农民革命的性质，是“推翻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

在中国封建社会，这种权力革命“大小数百次”，构成了中国历史的“轴心”。明末农民革命正是这个轴心的一环。尽管明末农民革命有自己的特点，但个性寓于共性之中，它必然受到中国农民规律的制约。作为农民革命群体中一员的李自成、张献忠、李定国等人，也必然沿着农民革命的总任务和总目标前进。

从陕北揭竿到明朝覆灭，经过艰苦的浴血奋战，农民军完成了这场权力革命。革命过程中，他们与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一样，仿照封建政权的模式，分别建立了大顺、大西革命政权。使农民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解放”，迎来了盛大的节日。

这说明明末农民革命与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一样，是深谙权力的重要的。但是，大顺、大西革命政权也与历史上的农民政权一样，在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进攻下，匆匆地结束了！

农民政权为什么如此短暂？根本原因在哪里？“历次革命的一般进程表明了这一点，在这些革命中，往往有过短时间的、暂时得到农村支持的劳动者专政，但是却没有劳动者的顽固政权，经过一个短时期，一切又都倒退了。所以倒退，是因为农民、动劳者、小业主不能有自己的政策，他们经过多次动摇之后，终于退回去。在法国大革命中，在一切其他革命中(不过范围比较小)，都有这样的情形。”

这个论段，不仅为法国革命所证实，也为中国农民实践所证实。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政权，都是短暂的，少则数月，多则十数年，哪一个能持久呢？这些政权要么被地主阶级所摧垮，要么被地主阶级所利用，“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中国农民阶级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政策呢？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是统治阶级，占有大部分生产资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农民阶级是被统治阶级，占有少量或根本不占有生产资料，是矛盾的次要方面。

地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决定了其在文化上的统治地位。因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因此，农民阶级的思想总是要受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和支配的。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这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

农民阶级的思想为什么要受统治思想的支配呢？因为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还是自在的阶级。他们既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者，又是分散的、独立的小生产者。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农民的思想和斗争，既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又具有阶级的局限性。

作为农民阶级一员和农民将领之一的李定国，不可能超越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和局限性。农民革命的光辉，可以在他身上闪耀，农民阶级的局限，也会在他身上折射。

农民阶级的革命性，使他走上了抗明、抗清的道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又使他走上了扶明抗清的道路。李定国的品格是高尚的，其农民军也是血战到底的。

如果我们从个人品格和农民革命队伍本身活动去寻找李定国扶明抗清原因，那就是无源之水，是舍源而探流；如果我们突破传统的模式，从农民革命目的和农民阶级本身去寻找，这就是舍流而求源，其原因就很明晰了。

按照上述的逻辑推导，李定国的扶明抗清，就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李定国扶明抗清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选择，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给李定国铺就的悲剧之路。

我们说，李定国悲就悲在这里，恨也恨这里。说他投降南明也罢，“犯投降主义的错误”也罢，说他“错误地走上‘扶明’的道路”也罢，都是就李定国而论李定国，就农民军而论农民军。

如果我们拓宽视野，把李定国放在农民阶级的大屏幕上，放在农民革命的大悲剧中，那李定国就不过是屏幕之一角、悲剧之一折。在这里，李定国为什么要扶明抗清？为什么要“匡扶明室”？原因已经很清楚了。

李定国的扶明，正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在这里，任何苛求和贬斥都无济于事，因为“主要人物是一定的级阶和倾向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出来的”。

时代潮流的冲击波，是谁也抗拒不了的！你只要是农民阶级之一员，是农民革命队伍之一卒，就逃脱不了类似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