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接着讲开国将帅大授衔系列第七个视频，题目是：五位大将候选人上正式名单！凭资历还是总部现职？有何共性特点？

根据公开的档案史料，关于授上将军衔以上人员名单，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彭德怀和总干部部长罗荣桓二人的名义，于1955年1月16日在呈报给毛主席的报告中，大将的候选人名单共有15位。按照机关工作的一般程序，在军衔准备工作已经有相当长的情况下，这时以彭、罗两人上报给主席的名单，应该是进入到了后期的名单。至少可以说，15人的大将名单应该都是正式候选人的名单。

这15人的大名单，除了后来正式授衔为大将的10位外，还有张宗逊、宋任穷、肖克、王震、周纯全5人。虽然这5人最终都与大将军衔失之交臂，但毕竟都上过正式名单，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5人为何正式进入大将候选名单作一简要分析探讨。

第一，成名都比较早，红军时期均曾任过军职干部。

我们在分析研究这五个人的任职经历时，发现了一个很有共性特点的规律。那就是他们每个人的成名都比较早，甚至早在红军时期都曾达到了军职级别。

肖克和王震更特殊一些，他俩分别担任过红6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曾单独率红6军团先期进行长征，为中央红军正式开始长征进行战略性的探路。最终，红6军团与贺龙的部队会师，成为组建红二方面军的最基础部队之一。

至于周纯全，他的更为特殊之处在于，他曾“是红四方面军除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之外的第四号人物”，最高曾任过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这一任职经历已经远超过了军级。

至于张宗逊和宋任穷，两个人在长征后期及东征时也都当过军长和军政委。

所以，仅从红军时期5人都达到军职这一点看，这个任职经历绝对是够硬的，完全支撑他们每个人授大将军衔。

第二，资历都比较深，每个人均有过硬的资历和经历。

前面重点介绍了他们在红军时期的任职经历。我们再进一步把他们的资历和经历拉伸开，不难发现，他们5人的总体资历经历，不仅在开国57名上将之中是名列前茅的，甚至与一些大将相比，也都不遑多让。

我们以后来名气稍逊，但在党内资历却罕有能比的周纯全为例。早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周纯全便在1935年8月的沙窝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要知道，此时，绝大多数元帅当时还都不是政治局委员呢。

而每当提起肖克的授衔时，总有肖克镇上将之说。这句话最主要的便是说肖克的资历经历实在是太过硬了。我们以他担任八路军120师副师长为例，其他的两位副师长均授予元帅军衔。

关于宋任穷的总体资历经历，或许由于其更多从事政工工作，所以名气也显得弱了些。实际上，他与谭政相比不相上下。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宋任穷都与谁搭过班子便可得到佐证：红军时期他与陈赓搭档任过中央干部团政委，红军后期则与刘志丹搭档任过军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他还一度曾和粟裕搭档任过豫皖苏军区政委，同时担任军区书记。

王震的资历经历，大将许光达在他著名的“让衔信”中，说得特别到位。他这样说道：“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笠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

至于张宗逊不需多讲，只凭其解放战争中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曾给彭德怀当副手，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一度是兵团司令王震的上级。这足以说明其总体经历一点也不弱。

第三，现职都比较高，授衔时均在总部任重要职务。

1955年的大授衔，与资历经历一样，现职及表现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这便如彭德怀和罗荣桓呈给主席报告中所说的，关于元帅评定的意见，主要就是“现任军委主席加军委委员”。这也就是后来的著名的十大元帅。

我们再看一下5位大将候选人的现职情况，他们同样也都处于高位，基本上都在总部工作，都是带“总”的。这一点，宋任穷更为特殊一些，他不仅担任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协助罗荣桓主持总干部部的日常工作，还同时兼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肖克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张宗逊时任副总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周纯全时任武装力量监察部第一副部长，王震虽担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但他当时还挂着一个副总长的头衔。

不难看出，张宗逊等5人列为大将候选人的正式名单，既不是凭单纯的资历经历，也不是凭现任的总部职务，而是每个人的总体经历、所立战功、现实职务综合权衡评定的结果。虽说这5人最终与大将军衔失之交臂，但毕竟曾上过正式名单，都在历史的档案中留下了一笔。所以，我们在研究大授衔这段历史时，不应忘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