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时任国民党驻淞沪区补给区司令、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银行董事长的汪维恒以“投诚”的名义，在财政局向上海市军管会的代表进行交接。

图|汪维恒

就在双方一片其乐融融时，汪维恒悄悄拉着军管会解放军代表顾淮到一边办公室密谈，顾淮虽然不明所以，但还是走进了局长办公室，汪维恒这时送了一口气，向顾淮彻底坦白了自己的身份。

“我是1924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

一听这句话，顾淮也惊呆了，眼前这个已经年过五旬的国民党军少将，竟然是一个党龄比自己还要长的共产党员，恐怕就算是说出去，也没有人会相信。

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汪维恒与党组织一直都是失联状态，尽管如此，汪维恒也并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而是竭尽全力为党办事，甚至不惜出入险境。

也因为这个消息过于震撼，顾淮也拿不准，好在这时上海已经解放，他拎起办公室的电话，直接打给了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潘汉年在电话中替汪维恒证实，他的确是上海地下党员安排在敌人内部的红色特工。

“太好了，太好了。”

顾淮激动地伸出双手，与汪维恒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图|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两人随后若无其事地走出办公室，继续上演国民党财政局局长向军管会代表交接的“戏码”。

交接结束后，顾淮派专车将汪维恒送到潘汉年那里去，在与潘汉年见面后，汪维恒将从台湾带回的国民党军事情报以及美军顾问团的情报交给了党组织。

如果不是后来出了意外变故，汪维恒很有可能继续隐藏身份，在台湾潜伏下去。

纵观汪维恒一生，确实可以用“传奇”两个字来概括。

五四运动后，宁波地区一部分进步学生在开始思考救国救民之路中，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3年下半年，中共党员张秋人、徐梅坤受党组织的委派，在大革命时期回到宁波地区，考察宁波地区的工人运动，并建立与发展党组织。

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张秋人、徐梅坤与汪维恒等原宁波地区一批进步学生取得了联系。

图|张秋人（1898-1928），浙江诸暨人

1924年初，经张秋人介绍，汪维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宁波地区最早的党员之一。在他们的努力下宁波地区的党组织发展很快，从草创之初的不足10人，到1927年4月上旬，宁波地委下辖支部已经超过40个，党员1200余人。

汪维恒入党后第二年，党组织便要求他，以秘密的方式，跨党派加入国民党，投身大革命的洪流之中。

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决定，不仅因为汪维恒思想进步，更重要的是，汪维恒早年毕业于北洋军需学校第四期，曾在浙军中服役，并担任营、团军需官，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有很深厚的根基。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维恒也受党组织委派，回到了家乡诸暨，并担任共青团宁波地委书记，中共诸暨县委成立后，汪维恒与宣侠父等人参加了第一届中国共产党诸暨县委员会，汪维恒任县委委员，组织部部长。

1928年5月，中共诸暨县委决定发起暴动，结果因一位党员在练习使用手枪时，不慎误杀了妻子，导致了暴动计划泄露，中共诸暨县委按照计划分批撤退，县委书记金城指示汪维恒，可以利用原来军校的关系，伺机打入国民党内部潜伏。

汪维恒接受了任务，独自一人前往南京，从此时开始，汪维恒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图|陈良（1896-1971）， 浙江临海人，黄埔军校经理处上校处长

原本汪维恒原名汪益增，经历此番变故后，他为自己改名“维恒”，以示自己革命到底的决心。

因为大革命时期，中共发展党员都是秘密进行，党员不发给党员证，加上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遭到了破坏，就连县委书记金城后来了远走他乡，这也导致了汪维恒后来证明自己的身份极为困难。

1928年9月，汪维恒到了南京，找到了在黄埔军校任经理处上校处长的陈良，陈良是汪维恒在北京军需学校上学时的老师，很赏识汪维恒的清廉自持，于是特意安排他在国民党中央军需学校任中校科长。

汪维恒在国民党军内地位逐渐攀升，后来胡宗南要陈良推荐一位军需官时，陈良几乎没有犹豫，就选了汪维恒过去，在胡宗南部任军需官期间，汪维恒因清廉有为，而受到胡宗南赏识，让他随同转战河南、西安等地建立后勤基地。

汪维恒也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军中的地位，掩护和转移潜伏的地下党员。

图|汪维恒

1938年8月，经李克农批准，中共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史永与汪维恒接上了关系。

史永那时并不知道汪维恒受命潜伏敌营的过程，只是觉得他对中共表现出来的态度进步，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所以两人见面后，史永只是问了一句：

“你愿不愿意为共产党做事？”

汪维恒这么多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一听史永问，还以为是党组织专门派来与他接头的，高兴地他几乎是立刻就点头答应。

这应该算是一个“甜蜜”的历史误会，一直到后来解放后，史永找到了金城，才知道了汪维恒受命潜伏的经过。

在国民党军的重要位置潜伏，汪维恒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2年，汪维恒接到命令，要求他设法营救关押在胡宗南部“西北劳动营”的进步学生。

“西北劳动营”是胡宗南于1939年设立的。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接连溃败，国土沦丧，反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却挺进敌后，开展积极的攻势，并取得了丰硕的战果，也正是因为八路军、新四军在极广大的地域内开展的积极攻势，吸引了一大批积极抗日的有志青年投身延安。

图|胡宗南

胡宗南执行封锁任务后，除了从经济上入手，妄图饿死、困死延安外，还截留了一大批渴望到延安去的进步青年。为了争取这些青年学生，改造他们的思想，胡宗南才特别设立了教育管理场所，美其名曰“劳动营”，实际上和集中营差不多。学生不仅每日被迫接受反动教育，稍有不如意就会被严刑拷打。

1940年初，曾在陕北公学求学的蔡茂林，因家乡党组织被破坏，急于返回解放区，结果在途中被胡宗南部扣留，并被关进“西北劳动营”。

两年多的时间，蔡茂林在狱中受尽酷刑，却始终坚贞不屈。

自始至终，蔡茂林没有暴露身份。

汪维恒接到中央命令后，开始负责营救这批学生。他心里很清楚，胡宗南之所以扣留这批学生，主要还是考虑拉拢任用，尽管这批进步青年中，多数人都是共产党员，但基本上都没有暴露身份，正好可以借助这一因素，帮他们脱离牢笼。

自从抗战爆发后，胡宗南部趁机扩张，施行军需独立以后，部队很缺乏军需人才，汪维恒当时正在国民党中央军校西安分校负责替胡宗南培养军需人才。急需要大量的青年学生，汪维恒索性就到“西北劳动营”中，直接招这些人到军校去培训。

当时汪维恒有个学生卢树楠在“西北劳动营”当经理处长，有了这层关系后，卢树楠利用手中的权利，一次性就安排了五十多名没抓住把柄的进步学生，召开了一个训练班，并由汪维恒的军需局选择教员充任，事后这批学生都被充实到胡宗南部中。

包括蔡茂林也是经这次培训后，成为一个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

汪维恒在西安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培养了700多名军需以及会计人员，其中超过300多名中共党员以及进步学生，都是汪维恒在西安国民党集中营中以参加军需实习班、研究班学习为名营救出狱。

1944年，日军穷途末路下，发动了豫湘桂会战，洛阳沦陷，原驻洛阳的第一战区司令部取消，国民党当局将陕西划入第一战区，并在汉中组建第一战区司令部，陈诚任司令。

汪维恒又受到陈诚赏识，出任司令部经理处处长，在他安排下，不少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被安排在陈诚的司令部工作，蔡茂林也被安排在经理处被服科工作。

图|胡宗南

被服科虽然很不起眼，但却掌握全军上下的名单，包括高级将领，因为每个人都需要领取军需物资，基本上都绕不开被服科，蔡茂林的工作可以说是相当成功，他不仅了解到第一战区军官的情况，还从中掌握了不少原属于军统、中统的特务名单。

蔡茂林也通过掌握的物资，与各方打好关系，以至于在第一战区形成了以地下党员蔡茂林为首的情报小组。

这一切的起源，都要归功于汪维恒。

1943年7月，胡宗南接到蒋介石命令，突袭延安。

除在胡宗南身边潜伏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外，当时汪维恒收到消息后，情急之下，与弟弟汪益堃飞赴重庆，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取得联系。

在钱之光引荐下，汪维恒与周恩来见了面，并将胡宗南闪击延安的计划和盘托出，并汇报给国民党军在西北各省盘踞的兵力、装备、布防情况，之后又从从容容沿着原路返回。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央以及国民政府决定改革军事机构，全盘效仿美国，撤销军事委员会以及一切中央军事机构，在行政院下设国防部，并专设联合勤务总司令部。陈良任国民党联勤总部副司令兼经理署长后，调汪维恒到南京任经理副署长，该职务属于总部机关编制，直属国防部。

考虑到汪维恒工作变动，中央特别派史永到南京，继续配合他工作。

在解放战争时期，几乎每次重大战役，汪维恒作为国民党军后勤部门的主要将领，都能获知前线国民党军的一手情报，包括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所布置的作战计划，在战役还未开始前，这些情报就已经源源不断的送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桌案前。

1947年6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宛如一把钢刀插进敌人心脏。

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在九江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所，任命非嫡系出身的白崇禧任总指挥，统一负责大别山地区的战事，并商议了兵力部署、军事计划，负责后勤的汪维恒也出席了该军事会议，并在会后将情报源源不断的送出去。

1948年，辽沈战役前夕，汪维恒借口到河北、东北等地考察军需为名，趁机打探国民党军兵力部署、战役计划等等，包括国民党军在各地驻扎的番号、兵力、部队长官姓名、装备等等情报。

辽沈战役结束后，各方汇总来的歼敌数字情况，与汪维恒送出的情报核对，几乎无太大的出入。

图|1948年，汪维恒（前排右二）与家人在台湾的合影

也因为是汪维恒主管后勤的高级将领，他在从事地下工作生涯中，从未被敌人察觉。

一直到蒋介石当局即将败退台湾前，汪维恒仍受重用。

1948年6月，陈诚调汪维恒出任台湾第十补给区少将副司令兼省供应局局长。

从本心而论，汪维恒不愿去台湾，毕竟随着全国解放在即，谁不希望过上安定的日子，可汪维恒很清楚，蒋介石当局一旦失败，退守台湾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自己能在那个时候，在最关键的位置上，了解清楚国民党军动向，对解放军来说无疑很重要。

经请示后，中央同意汪维恒赴台，并派出中共地下党员许汉城通往台北，以印刷厂厂长的名义往来，并伺机送出情报。

1949年4月初，汪维恒接到上级命令，要他迅速返回，迎接上海解放。

巧的是，因形势变化，供应局宣布解散，汪维恒趁机向陈诚提出返回大陆的请求：

“家中母亲病重，要回去探望。”

图|陈诚

陈诚很赏识汪维恒为官清廉，还派出夫人极力挽留。为麻痹陈诚，汪维恒只好暂时先将家人留在台湾，自己一个人回大陆。一直到1949年5月，汪维恒家人才从台湾脱身。

汪维恒受命潜伏敌营二十载，尽管与党组织失联多年，却始终坚持如一，令人动容。

值得一提的是，汪维恒的弟弟汪益堃，与党组织同样也是失联多年。两人在1942年，曾向党组织重新提交入党申请书，交给八路军红岩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可因为后来形势发生变化，钱之光被迫撤离，不得不焚毁了大量机密文件，其中包括汪维恒两兄弟的入党申请书。

更为遗憾的是，汪益堃于1943年6月因飞机失事遇难，没能看到抗战胜利和新中国建立。

新中国成立后，汪维恒任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按照级别，上级专门为他分配了东湖路附近的一栋洋房，但汪维恒却毫不犹豫的拒绝了。

图|1950年代，汪维恒（前排右一）和家人的合影

汪维恒的次子，民革党员汪仲远回忆，当年母亲带着他们每次路过东湖路，母亲都会指着一栋二层小洋楼说，这是上级分配给你们父亲的，可你们父亲却不要。

后来上级又分配给汪维恒淮海路一栋180平米的房子，可他依然不要，还对人说：

“要这么大的干什么？”

事后，汪维恒只为自己选了一个淮海路88平米的老房子住下。

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公寓，汪维恒却要养活一家十几口人，其中好包括弟弟汪益堃的五个子女，尽管条件十分艰难，但他从来没有向上级诉说自己的困难。

“我已经老了，一生寄希望于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现在成功了，即使我能做个社会主义清洁工，也是开心的。”

对于汪维恒而言，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重新入党。

在解放后，汪维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活动。

汪仲远1962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一家单位，按照父亲的嘱托，他特意去拜访了父亲当年的老战友，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史永、中共统战部副部长的金城。

尽管史永、金城都能证明，汪维恒在大革命时期入党以及革命战争生涯的贡献，但由于他们两人同样是属于中共地下党员，他们自己尚且不能为自己证明身份，更何况是为别人证明。

图|五十年代，汪维恒夫妇与儿子汪仲远合影

金城邀请汪仲远到家中吃饭，特意谈到了有关汪维恒的问题：

“你父亲是我叫他利用关系，避入国民党军需界的，我告诉他进入军需界对党有利，以后会有人与他来联系。当时局势很混乱，我自己后来也被打散，逃了出来，那时没有党证，我也是后来重新入党的。”

1971年1月30日，汪维恒因病去世，享年75岁。

对于那些在革命战争年代有贡献的人，党中央自始至终没有忘记他们。

198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了1027号批文，正式做出决定，恢复汪维恒的党籍，党龄从1924年1月算起。

想来汪维恒泉下有知，必然会感到欣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