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立即展开了在全国范围内搜捕，逮捕惩治在抗战时期投降日伪的汉奸。

不可否认的是，在逮捕汉奸这一事项上，军统的效率不可为不高。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在南京、在华北、在全国各地活跃的到处都是军统，总计逮捕有汉奸嫌疑者4692人。

也因为军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声势浩大的逮捕汉奸的行动，使得时任伪广东省长褚民谊慌张不已。

图|褚民谊与汪精卫

褚民谊是1945年7月就任伪广东省长的，同时还兼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保安司令以及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广东分会主任，他之所以上任广州，主要原因在于，他已经看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穷途末路，想要在广州培植自己的力量，为自己留条后路。

可他的这一想法尚未完全事先，日本就已经正式宣布了投降。

1945年8月15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任命罗卓英为广东省政府主席，消息传来时，褚民谊顿时有些惊慌失措，为了逃脱惩戒，褚民谊连发两封电文，向蒋介石表忠，结果如石沉大海一般，杳无音讯。

褚民谊整日待在家里，度日如年，他哪里知道，蒋介石早就授意军统将他抓捕归案，考虑到褚民谊本人确实是位高权重，公开逮捕可能会有很多不便，因此下定决心要密捕。

在蒋介石命令下，戴笠亲自赶赴广州布置，并指挥大小特务就位后，就要展开抓捕。

为了能稳住褚民谊，郑介民更是亲自赴广州，手持蒋介石手令安抚：

“重行兄（褚民谊字重行）过去附敌，罪有应得，姑念其追随国父，奔走革命多年，此次敌宣布投降后，即能移心转志，准备移交，维持治安，当可从轻议处，惟我大军入城在即，诚恐人民基于义愤，横加杀害，须敕属妥为保护，送至安全地带，候令安置。”

图|褚民谊年轻时照片

褚民谊接到蒋介石的手令，心中的感激自然是无以复加。后来蒋介石又几次致电，终于使得褚民谊彻底放下戒心。

1945年9月12日，褚民谊、陈璧君被军统诱捕，带至广州郊外市桥伪师长李辅群的住宅软禁起来。

大汉奸褚民谊，曾任汪伪政权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还曾任过汪伪政府驻日大使，是汪伪政府“三巨头”之一，时人以“陈公博的嘴，周佛海的笔，褚民谊的腿”并称。

按照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所颁布的《处理汉奸条例》第一条：

“曾任伪组织简任职以上公务员，或荐任职之机关首长者(汪伪政府官员分为选任、特任、简任、荐任、委任五级)。”

褚民谊无疑属于铁杆汉奸的一列。

1945年10月14日，褚民谊、陈璧君等人以及汪精卫的长女汪文惺、次子汪文悌及两岁的外孙女何冰冰等，在广州白云机场被押送上飞机，刚到南京下飞机的一霎那，就被安排上了囚车，关进了南京宁海路25号看守所。

一进门，褚民谊就闹了个笑话。

图|褚民谊

进门之前，褚民谊注意到站在门口的看守所所长徐文祺，他认识眼前这个人，当年他在汪伪政府任行政院副院长时，徐文祺是他下属的一个小科长。

褚民谊以为这位老部下也是被关进来的，心里还有些奇怪，按照他的逻辑，自己的级别远远要高于徐文祺的级别，两人怎么可能会被关在一起。

徐文祺上前打招呼，褚民谊还好奇地问了一句：

“唉，老徐，你怎么先进来了？”

褚民谊从被捕前的戚戚然，到此时却有些意外的全无惧色，似乎他已经有了绝对的把握为自己脱罪。

在南京关了差不多有4个月的时间，第二年2月，褚民谊被转移到苏州关押，在狱中时，褚民谊洋洋洒洒的写下了3万多字的《我参加和运的经过》。

所谓的“和运”，是汪精卫集团开展的以卖国求荣为目的的运动，其目的有两个：

一是打着和平反共的幌子，为自己的卖国罪行开脱；二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诱降以蒋介石为主的重庆国民政府，以期实现渝宁合流。

可褚民谊无论是在狱中还是在后来的公开审判中，始终自我标榜所谓“和平运动”的“功绩”。

图|1946年4月，褚民谊被送上法庭时

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刑事第一庭公开审理褚民谊汉奸案。检察官韩焘当众宣读起诉书，宣布了褚民谊几大项罪状。

褚民谊心里很清楚，如果按照起诉书的罪状审判，自己肯定难逃一死，所以在法庭胡搅蛮缠，丑态百出。

在法庭上，褚民谊对汪精卫大加吹捧：

“国难当头，战事颓败之时”，“幸有汪先生其人者，不顾一己之安危，抱吾人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宏愿，根据我党27年汉口临时代表大会之宣言，响应近卫声明而发艳电，始而复党，继而组府”，实在是一个“仁人君子”。“

他把汪精卫塑造成一个“仁人君子”，从而标榜自己在抗战时期的“爱国举动”，甚至还公然宣称，汪伪政权的建立是为了“和平抗战”。

法庭审判期间，检察官出示了大量的证据，以驳斥褚民谊荒唐的言论，以至于到了审判最后，褚民谊也无话可说，唯一只剩下胡搅蛮缠而已。

1946年4月22日下午，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判长根据褚民谊罪行，当众宣判：

“褚民谊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所有产业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全部没收。”

图|1946年4月，曾任汪伪政府外交部长的褚民谊在江苏法庭上接受审讯

褚民谊一听自己被判死刑，心里凉了半截，尽管如此，在法庭上，他还是故作镇定，甚至在宣判死刑后，还从口袋中拿出一份发言稿（判决感想），要求当众发言，结果被法庭制止。

尽管褚民谊的汉奸罪行以宣告判决，但法律仍赋予了他可上诉的权利：

“接到判决书后，十天内可递呈本院转最高法院。”

褚民谊没有选择上诉，因为他自认为，在他的手中尚握有一关键保命的东西。

审判结束后，褚民谊在苏州鉴于要求见主审法官，并透露自己愿意献出珍藏多年的宝物，以求能将功赎罪。

在密谈中，褚民谊一直顾左右而言他，强调跟随先总理（孙中山）多年，在保有文献（事关孙中山）上负有不世之功，尽管没有明确表示他所珍藏的宝物为何物，但法官却听出了他话语中不同寻常之处。

图|蒋介石

在重庆汪山疗养的蒋介石，听闻这一消息后，也十分震惊，下令军统彻查此案。

郑介民听说此事后，立即赶往苏州提审褚民谊，并从他口中得知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褚民谊手里所谓珍藏的“宝物”，指的是孙中山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的肝脏标本。

那么，这份肝脏标本是怎么落在褚民谊手中的呢？这一切还要从三十年前说起。

1924年10月，奉系军阀张作霖与冯玉祥、联合推翻了以曹锟为总统的直系军阀政权，并与段祺瑞一起联名致电广州的孙中山，邀请他北上共商国是。

孙中山对于这次会议十分看重，接到邀请后于当年11月离开广州，经上海绕日本后北上赴天津。本来此次出行是格外顺利，但就在北上途中，孙中山突患重病，身体状况急转直下。

一直到1月26日，经北京协和医院开刀诊治后，确认孙中山患了肝癌，国民党方面特聘的俄国医生报告了孙中山的病情，其中提到：

“先生今天手术的结果，据肉眼看到的判断，应该为肝癌。”

从1月底确诊肝癌后，孙中山病情发展很快，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均已药石罔顾，无力回天。

3月12日上午9时许，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享年59岁。

图|孙中山先生

不过就在时隔百年后，人们才发现了孙中山先生真正的病因。

2016年5月初，巴特博士受邀前往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访问，在参观中山纪念堂时，发现了一份孙中山先生去世后一个名叫卡士的医生所写的尸检报告。当时正担任病理科副教授的卡士医生在解刨观察了孙中山先生遗体后，做了最忠实的记录。

巴特教授与北京协和医院病理科陈杰医生依据这份报告以及协和医院所保存的孙中山先生的病例推断，认为孙中山先生并非死于肝癌，其真正死因可能有两种：

一种可能是是因为胆囊癌累及肝脏，并伴有肺转移，最终的死因是胆囊癌；另外一种则是胆管癌累及胆囊，最终导致癌症扩散、救治无效。

不过因为医疗条件的限制，加之当时混乱的时局，导致医生对孙中山病情诊治不及时，而且就在孙中山先生去世以后，大部分的医生都将目光注意到肝脏上，反而对真正的病灶有所忽视。

应该指出的是，当年对孙中山先生做尸检，身为家属的宋庆龄曾要求，不许摘除器官，只准保留肿瘤切片，那么为什么褚民谊会自称自己手中保有孙中山先生的肝脏切片呢？

据褚民谊交待称：

“孙中山在病逝后，协和医院的确曾私下截留部分内脏，制作了遗（肝）脏标本、内脏切片标本，供研究之用，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占领北平，在协和医院三楼会客厅旁的390号头等病房中，发现了孙中山的遗脏，便在旁边的房间设灵堂专门供奉。”

图|郑介民

郑介民经审问褚民谊后，也在报告中专门记录了此事：

“总理（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协和医院在表面上已将其腑脏取出焚化，即孙夫人（宋庆龄，孙中山妻子）及孙院长（指孙科，孙中山之子，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与在院照料之吴铁城和郑洪年亦不明底蕴，仅知业已焚化。”

一石激起千层浪，褚民谊的供述在国民政府内部引起争议，毕竟孙中山先生病逝，国民党内诸多高官都伴随左右，但这些人都没有听说过保存遗脏标本以及内脏切片一事。

但褚民谊信誓旦旦，却又让人不能不相信，而且褚民谊还详细地供出了自己得到的经过以及所藏的地点：

“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日军接收各地英美财产，至北平协和医院，发现该院研究室内藏有总理遗体腑脏标本。嗣南京伪府获悉，故派我于31年3月25日（注：应为民国31年，即1942年）赴北平，经与日大使馆北平事务所及敌酋冈村宁次商洽，允携回南京。故于27日至协和医院取出，随即至天津，28日乘车南下，29日抵浦口，当即赴陵园，暂供于总理灵柩后面，至4月1日始正式恭奉置于灵柩之前面，不知现在是否还在。至切片及蜡块与临床记录等，现由上海汤医生保存。因汤曾留学比利时，专攻癌症，经汪逆兆铭之同意，借与汤医生研究。”

最具有分量的证词，是上海汤医生给出的。

汤齐平曾留学法国，主攻肿瘤学与激光治疗，回国后受聘于上海中比镭锭医院，这是一家中国与比利时合作开设的医院。

图|原上海中比镭锭治疗院大门，1954年更名为肿瘤医院，隶属于上海医科大学教学医院

据他的了解，日本人在协和医院发现孙中山的遗脏标本后，后来被南京汪伪政府得知，经允准后被带回南京，供奉在孙中山先生灵柩前（孙中山灵柩于1929年被迎回南京，葬于中山陵）。

一次褚民谊家眷患病，请汤齐平诊治，偶然谈及孙中山遗脏标本的情况，汤齐平向褚民谊提出验证真伪的想法，经褚民谊向汪精卫请示，经批准可用于研究后，由褚民谊带出交给汤齐平，后来保管在上海中比镭锭医院。

为了保护孙中山先生遗脏标本，整个抗战期间，汤齐平先后将孙中山遗脏标本辗转保存多地，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汤齐平才取回保存在家里。

郑介民听褚民谊的供述后，立即命叶翔之、沈醉赴汤齐平处，将孙中山遗脏标本以及档案材料取回。

沈醉晚年在他所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还专门谈到了这件事：

“带着万分好奇心急忙赶回，下车后什么也不干，便先去取这件宝物。”

图|沈醉

为了查证标本真伪，郑介民后来特意找了孙中山逝世时陪伴左右并担任中山陵管理委员会警卫处处长马湘，可马湘自己并没有听说协和医院保存孙中山先生遗脏的情况，但邀功心切的郑介民还是在5月22日上报蒋介石，声称已经找到了“国宝”。

军统事后就取回的遗脏切片标本专门聘请医生进行鉴定，基本上确认了档案资料以及标本确实是属于孙中山。

国民党中常委会议第33次会议讨论了对孙中山遗脏标本的保存，决定将标本连同郑介民的调查报告，一起送到南京的国父园陵管理委员会，建国后该地更名为中山陵陵园管理处。

能够找回孙中山遗脏标本，褚民谊确实有功。事实上，蒋介石也确实考虑，对褚民谊从轻处理。、

褚民谊“献宝”后，特意授意妻子陈舜贞四下奔走，甚至不惜以金条开道，并收买舆论，大肆宣扬褚民谊是如何有功于国家，并要求法院重新判决。褚民谊也一度以为，自己能够逃出生天，在苏州监狱关押期间，褚民谊每天气定神闲，因日常习惯锻炼，每日防风均打太极拳，竟引来狱中人争相效仿。

经陈舜贞四下奔走活动，蒋介石也确实发出了对褚民谊案件从轻判决的手谕。后来法院在重审褚民谊案中，也特意提到了褚民谊在与日本人交涉中，如何获得孙中山先生遗脏标本与档案，并进行了保护，意图为褚民谊请功免罪。

只不过没想到的是，褚民谊最终还是败在了民意上。

褚民谊“献宝”一事虽然做得极秘，但仍有不少消息流传至民间，特别是经过媒体报道后，各界舆论哗然，特别是当人们听说，大汉奸褚民谊利用私藏的孙中山遗脏标本与政府讨价还价乞求减刑，引发了极大的民怨，纷纷要求当局严惩褚民谊。

更让蒋介石头大的是，一部分已经被逮捕并被判刑的汉奸，诸如梅思平等人，纷纷效仿褚民谊，大肆宣扬自己在抗战期间的“爱国功绩”，要求重判、改判。

因为惹得民怨沸腾，蒋介石也不好干预这件事。

1946年5月29日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庭驳回了陈舜贞复判的要求，江苏高等法院也做出了维持原判决的的裁决。

8月23日上午，正在打太极的褚民谊被陈璧君叫回牢房，陈璧君告诉他自己刚刚获得的“最新消息”，还没等褚民谊准备，法警便上门，对褚民谊宣布：

“今天是死刑执行日。”

褚民谊平静地回去洗了个澡，换了一身衣服，与狱中的关押的汉奸走狗挨个告别后走上刑场。

“啪”

一声枪响，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褚民谊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值得一提的是，有关孙中山先生的遗脏标本以及切片、蜡块等等，后来都下落不明。

图|中山陵

如今保存在协和医院有关孙中山先生的13页尸检报告，很明显有所缺损，不仅缺少制作肝脏标本的记录，还缺乏孙中山先生的住院记录，另外档案中还提到，孙中山先生的遗脏标本是被送到了园陵管理委员会保管，但是现如今的孙中山陵园管理处并没有这些内脏切片和腊块标本。

有一说是在战争年代丢失了，还有一说是1949年国民党从南京撤退时被孙科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