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48年7月的一个黄昏，襄阳城外硝烟弥漫。在这座历史名城的西面，一位英勇的团长带领着战士们向敌军阵地发起冲锋。就在胜利即将到来的那一刻，一声巨响打破了战场的节奏。34岁的苟在合团长，用生命换来了＂刀劈三关＂战役的重要突破。在他身后，不仅留下了襄阳战役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笔，更留下了一个25年的寻找故事。这位为国捐躯的英雄，他的妻儿去了哪里？他的战友、17旅旅长李德生为何花费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去寻找一个烈士家属？在这场改变襄阳命运的战役背后，又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
一、襄阳之困
1948年夏，襄阳城内局势紧张。这座始建于春秋时期的千年古城，北临汉水，南依群山，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在这个时期，国民党第15绥靖区司令官康泽在城内布防，他手下有一位颇具军事才能的副手郭勋祺。
康泽此前担任国民党中统局局长，深谙情报工作。他在襄阳城周边设立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派出大量便衣在城郊农村活动，严密监视解放军的一举一动。为了加强防御，康泽还下令在城墙周围挖掘了三道壕沟，每道壕沟深3米，宽4米。
守军主力由三个旅组成，总兵力达2.1万余人。其中，104旅是康泽的主力部队，全部配备日式装备，但大多是新兵。另外两个旅——163旅和164旅是川军，以抗战老兵为主，战斗经验丰富。
郭勋祺根据襄阳地形特点，制定了＂据险固守＂的防御策略。他将主力部队部署在南山一线，在制高点上构筑了三层半永久性工事。每个半永久性工事都配备了重机枪和迫击炮，形成交叉火力封锁带。
在城西，守军还在琵琶山、真武山、铁佛寺三处设立了重要据点。这三个据点互为犄角，形成了一个坚固的防御体系。郭勋祺特意在琵琶山部署了一个加强营，在山坡上布设了大量地雷，在山顶修建了12个暗堡。
城内物资储备充足，守军储存了大量粮食和弹药。康泽还在城内囤积了3000余箱毒气弹，准备在关键时刻使用。城内居民被强行征用，日夜不停地修筑工事，加固城防。
由于襄阳的特殊地理位置，国民党军队可以通过汉水水道和公路获得补给。康泽还在城内机场部署了一个航空大队，可以随时进行空中支援和物资空投。这些部署使得襄阳形成了一个固若金汤的军事要塞。
就在解放军准备发起进攻前夕，康泽又从武汉空运来两个炮兵连，部署在南山制高点。这些炮兵不仅装备精良，还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兵。他们在山上构筑了完备的观测阵地，可以对城北、城西的广大区域实施火力覆盖。
二、＂刀劈三关＂战略的诞生
1948年7月初，王近山指挥中野6纵对襄阳发起第一次进攻。当时的作战方案是直接攻打南山阵地，这个决定很快遭遇挫折。敌军在南山布置的交叉火力网和毒气弹让解放军付出了惨重代价。
在第一次进攻失利后，6纵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上，17旅旅长李德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避开南山主阵地，从城西发起进攻。他详细分析了襄阳城西的地形特点，指出琵琶山、真武山和铁佛寺这三处据点虽然互为凭依，但守军兵力相对薄弱。如果能够连续攻下这三个据点，不仅可以避开南山守军的主要火力，还能形成对襄阳城的钳形攻势。
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王近山的重视。两人一同研究地图，发现城西三个据点呈品字形分布。如果能够逐个突破，就能切断守军之间的联系。这个战术被形象地称为＂刀劈三关＂。
为了确保战术的可行性，李德生带领17旅参谋人员连续多日对城西地形进行侦察。他们发现，琵琶山虽然地势险要，但守军主要注意力都放在了朝向城区的东面，西面和北面的防守相对薄弱。真武山上的敌军则过分依赖工事防御，巡逻管理较为松懈。至于铁佛寺，由于位置偏僻，守军数量最少。
在制定具体作战方案时，李德生又提出了一个关键建议：在进攻主阵地的同时，在南山方向佯攻，迷惑敌人。这个建议得到了王近山的采纳。最终的作战计划是：由17旅担任主攻，18旅佯攻东关，陕南12旅和桐柏3分区佯攻南山。
为了确保战术的顺利实施，17旅进行了细致的战前准备。李德生要求每个连队都要组建突击组和爆破组，并专门进行了夜战训练。他还从旅部抽调了一批工兵，组建了专门的排雷小组。
在装备准备上，由于重火力不足的问题无法在短期内解决，李德生采取了就地取材的办法。他命令部队收集废旧零件，让随军工厂加班加点修复了多门报废炮，还改装了缴获的敌军武器。
战前一周，17旅还组织了一次实地演练。在距离襄阳40公里的一处地形相似的山地，部队反复演练了夜间攻坚和相互配合的战术动作。李德生特别强调，各团之间要建立准确的联络信号，避免在夜战中发生误伤。
到7月8日，＂刀劈三关＂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根据最终部署，49团担任琵琶山攻坚任务，50团负责攻打真武山，47团作为预备队准备参与铁佛寺的战斗。
三、血战琵琶山
7月9日夜晚，苟在合率领49团发起了对琵琶山的进攻。战斗从23时整准时打响，炮兵连长马天功指挥三门山炮精准轰击琵琶山上的敌军工事。三发炮弹精确命中三个重要火力点，为突击部队扫清了第一道障碍。
3营9连担任先遣部队，他们利用夜色掩护，沿着事先侦察好的路线，悄悄摸到了琵琶山西麓。排雷组在前方小心翼翼地清理地雷，突击组紧随其后。就在距离山顶还有200米时，敌军发现了解放军的行动，立即开始了疯狂扫射。
面对密集的火力网，9连采取了跳跃式推进。一个班向前冲锋，其他班利用火力压制敌人。在这个过程中，9连付出了惨重代价，一个排的战士几乎全部阵亡。但他们的牺牲为后续部队标明了敌军火力点的位置。
此时，设在山下的战地医院已经开始接收伤员。医护人员在简陋的条件下，借着油灯的微光抢救伤员。当地群众自发组织起担架队，冒着炮火往返于战场和医院之间。
午夜时分，战斗进入最激烈阶段。苟在合发现敌军在山顶西北角的暗堡火力最为薄弱，立即调整战术，命令主力向这个方向突击。他亲自带领团部警卫连跟随突击部队前进，准备抓住战机。
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名叫王大勇的老乡找到了团部。他告诉指挥员，自己曾在琵琶山上放过羊，知道一条隐蔽的山路可以绕到敌军后方。苟在合立即派出一个加强连，由这名老乡带路，从另一个方向展开突袭。
就在胜利在望之际，悲剧发生了。苟在合在指挥突击时不幸触雷牺牲。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李德生那里。为了稳定军心，李德生立即任命团副张永昌接替指挥，同时派出政治部主任到一线鼓舞士气。
天亮前两小时，多路突击终于取得成效。从后山摸上来的加强连打乱了敌军部署，正面进攻的部队也突破了防线。激战五个小时后，琵琶山终于被解放军占领。此役共歼敌两个加强连，缴获迫击炮4门，机枪8挺，但49团也付出了112人伤亡的代价。
战后清点战场时，在苟在合牺牲的地点附近，战士们发现了一个装有重要文件的皮包。这些文件记录着他生前对战术部署的最后修改意见，其中包括了对真武山、铁佛寺战斗的具体建议。这些建议为后续战斗提供了宝贵参考。
在琵琶山战斗结束的同时，李德生已经在筹划下一阶段的战斗。他命令部队立即对缴获的武器进行整修，补充弹药，准备向真武山发起进攻。而此时，城内的守军指挥部却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精心设计的防御体系已经出现了第一个缺口。
四、二十五年的寻找
1948年8月，襄阳战役结束后，17旅旅长李德生开始了寻找苟在合家属的漫长journey。在战后的第一次寻找中，他派出多个工作组前往四川，因为档案记录显示苟在合是四川巴中人。然而，当地户籍记录并不完整，加上战乱造成的人口流动，首次寻找以失败告终。
1950年，李德生调任某军副军长时，仍然没有放弃寻找。他委托原17旅政治部的同志继续搜寻线索。这次，他们在重庆找到了一个重要信息：苟在合曾在重庆当过兵。通过走访当年的老战友，调查人员得知苟在合确实来自巴中，但具体是哪个区县却无人知晓。
195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德生在北京遇到了原49团的通讯员老王。老王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苟在合生前曾提到过家乡有个特殊的地名，叫＂磨子垭＂。这个信息让搜寻工作出现了新的转机。调查人员根据这个地名，在巴中县的山区展开了地毯式搜索。
1956年，调查范围扩大到了通江县。当地的老乡告诉调查组，＂磨子垭＂这个地名在当地很常见，光是通江县就有三个地方叫这个名字。调查组只好挨个排查，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苟家人。
1960年，李德生调任某集团军司令员。尽管工作繁忙，他仍然坚持寻找。这一年，他又收到一个新线索：有人在南充见过一个自称是苟在合亲戚的人。然而，当调查人员赶到时，那人已经搬走了。
1965年，在一次老战士聚会上，原49团的一名战士提供了新的信息：苟在合的妻子可能姓杨，是巴中县某个乡的人。根据这条线索，调查组在巴中县找到了十几个姓杨的家庭，但都不是苟在合的亲属。
1970年，当地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整理解放前的户籍档案时，发现了一份残缺的登记表。上面记载着一个叫＂苟在成＂的人，名字与苟在合极为相似。然而，进一步调查发现这是另一个人。
1972年，一个转机出现了。通江县的一位老农说，他记得解放前确实有个叫苟在合的人，是磨子垭二社的。调查人员循着这条线索，终于在通江县空山乡磨子垭村找到了苟在合的弟弟苟在林。
通过苟在林，调查组得知苟在合的妻子杨氏和儿子在1947年就已经离开了家乡。后来，他们辗转到了重庆，但具体去向不明。李德生立即派人前往重庆展开调查。在重庆市档案馆的一份1948年的暂住证明上，终于找到了杨氏母子的记录。
1973年春节前夕，在重庆九龙坡区的一个小巷里，调查组终于找到了苟在合的妻子和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25年的寻找，终于有了结果。当李德生得知这个消息时，立即派人将母子俩接到北京。在八一大楼，李德生将苟在合生前的遗物交给了他们，并讲述了那场改变襄阳命运的战役。
五、襄阳军史馆的＂三件宝＂
1978年，襄阳军史馆正式建成。在这座记录襄阳解放历程的馆藏中，有三件与＂刀劈三关＂战役直接相关的文物被专门陈列在中心展厅，它们被馆员们亲切地称为＂三件宝＂。
第一件是一份手绘地图。这份地图是李德生和苟在合共同绘制的襄阳城西地形图，上面详细标注了琵琶山、真武山和铁佛寺三处据点的防御工事分布。地图的右下角还有一行小字：＂七月六日夜绘，需再核实西北角暗堡位置。＂这份地图见证了＂刀劈三关＂战术的诞生过程。
地图的保存经历了一段曲折。战役结束后，它被装在一个防水的皮夹中，存放在军区档案室。1956年，档案室遭遇火灾，多数文件被烧毁，但这份地图因为装在皮夹中得以保存。1977年，当襄阳军史馆筹建时，这份地图被专门移交给军史馆。
第二件是一个弹壳。这是一枚经过改装的105毫米榴弹炮弹壳，是攻打琵琶山时马天功连长指挥发射的第一发炮弹的弹壳。这发炮弹击中了琵琶山顶的敌军指挥所，为突击部队扫清了进攻道路。弹壳上还留着一道深深的裂痕，那是由于炮管超期服役造成的。
这枚弹壳的发现颇为偶然。1975年，在琵琶山修建纪念碑时，施工人员在山顶挖掘地基，发现了这枚深埋在土中的弹壳。经过原炮兵连指导员辨认，确认这就是当年打响第一炮的弹壳。
第三件是一本笔记本。这是苟在合在战前记录的作战日记，里面详细记载了49团各连队的准备情况和具体部署。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写于7月9日下午，记录了对山顶西北角暗堡的最新侦察结果。这本笔记本是在清理战场时，在苟在合牺牲地点附近找到的。
笔记本的保管同样经历了多次波折。1949年，它被送到军区资料室存档。1965年，由于保管条件简陋，本子已经发霉变质。后来经过专业人员修复，才使其免于损毁。最特别的是笔记本中夹着一张全家福照片，照片背面写着＂待胜利后寄回＂几个字。这张照片后来在寻找苟家人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军史馆还原了三件文物背后的故事。他们邀请了参加过战斗的老战士录制口述历史，收集了当地群众的回忆资料，还在原址建立了标识碑。每年，都有大量参观者来到这里，通过这＂三件宝＂了解那段峥嵘岁月。
2008年，军史馆对＂三件宝＂进行了全面的保护性修复。专家们使用最新的文物保护技术，对地图、弹壳和笔记本进行了科学处理，确保它们能够长期保存。同时，军史馆还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将这些文物数字化保存，制作了三维模型，让后人能够更好地了解这些历史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