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刊载在杂志《十月》，两年后，导演谢晋将之改编为电影，在全国引起轰动。
图|《高山下的花环》作者李存葆（左）与谢晋（中）
时至今日，《高山下的花环》仍然火爆全网，特别是在自媒体时代发展下，谢晋导演当年的这部影片仍然是人们的热议的话题，甚至有人称《高山下的花环》是：
“最真实的战争电影。”
不过，有意思的是，小说的作者李存葆虽然因这部作品而大火，但大火的同时却也有些甜蜜的“痛苦”。
小说在公开出版以后，短短一年的时间，李存葆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多封读者来信，而在这些来信中，有300多封竟然是“投诉”。
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一1979年8月，李存葆以作家的身份，到云南前线参战部队体验生活。
当时，对越大规模的反击作战已经结束，但边境仍然不安全，特别是越军趁我军后撤以后，又占领了边境部分高地、山头进行侵占，并大修工事，和解放军对阵下去。为了保卫祖国边疆，南疆解放军部队对这些据点进行了拔点作战。
图|李存葆将军（1997年7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李存葆在云南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在广西前线待了一段时间，七个月的前线生活给了他很深的感触，而且也听说了不少感人至深的故事。于是在前线，李存葆一边采访战士，一边动笔，写了不少前线战士们战斗的生活事迹。
同年，李存葆创作的报告文学《将门虎子》刊载在《解放军文艺》第七期。
《将门虎子》讲述的是解放军某部四〇火箭班战士蓝方虎原是军人世家出身，原本个性争强好胜，但入部队两年生活后，逐渐被锻炼成为一个勇猛刚强的战士，后来在前线作战屡立战功。
1980年，《将门虎子》荣获“自卫还击，保卫边疆英雄赞”征文的散文和报告文学一等奖。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将门虎子》完全可以视为是李存葆创作《高山下的花环》试验性质的作品。
图|《高山下的花环》
在李存葆看来，《将门虎子》虽然已经获得了成功，但故事的逻辑线仍然还是顺着来的，他心里迫切渴望写一部表现部队人物内心矛盾的作品。
八十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观念绝大多数还停留在旧时代，对于军事题材的创作，其实也是有着一套固定的模板的，即人物的善恶美丑呈现脸谱化的色彩，尽管《将门虎子》已经对军事题材创作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破，但突破的仍然不够深。
李存葆在前线七个月，通过对战士们采访以及所见所闻，写了几大本厚厚的日记，这些日记后来都成为他创作的素材。
当时战士们在临上战场前，都各自写了遗书。
李存葆后来在部队采访时，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遗书，甚至不少上面还沾着血迹。
一次采访时，李存葆了解到，部队一名连队干部，他们家是在贫困的山区，欠了许多账，他和妻子的感情很深，在临上战场前，他给妻子写了封信，并在信中嘱咐妻子，如果自己战死的话，请她与母亲好好活下去，不要给国家和组织添麻烦，欠账的话就用自己的抚恤金去还。
可临上前线时，写遗书绝不仅仅只有一个“梁三喜”。
图|《高山下的花环》剧照
一个牺牲的连指导员，在上战场前给家里写了封“遗书”：“我有一件全新的军大衣，我把它留给我们的女儿，等她结婚的时候，你把军大衣交给她，告诉她，这是爹爹送给她的结婚礼物。”
还有一位连长，他的“遗书”就是一份长长的欠款单，上面标注了借款日期、数额，而且这位连长还在遗书中叮嘱，如自己的抚恤金如果不够的话，就把家里的猪卖掉。
……
这些真实的事迹让李存葆大受震撼，通过艺术糅合，他创作了梁三喜这个形象。
改编为影片后，连长梁三喜这个角色大获成功，而饰演梁三喜的吕晓禾荣获金鸡、百花双料影帝，而梁三喜这也在当年成为观众最喜欢的解放军形象。
二李存葆创作《将门虎子》时，是以当时上战场的高干子女为原型的，包括在《高山下的花环》与“小北京”雷凯华。
李存葆在创作这个角色时，参考了不少原型们的故事。
这其中，“小北京”的原型公认是原54军160师师长张志信的儿子张力。
张志信的儿子张力在战争爆发前是在华北某部参加集训，本来是不用上战场，但他听说前线打仗的消息后，毅然决然的向父亲提出申请，张志信虽然点头答应，但却严肃的告诉儿子：
“我不会告诉大家你是我的儿子，你就和普通士兵一样，不过我希望你记住，枪声一响，就要往前冲，不能给老子丢脸！”
张志信的妻子听说消息后，曾坚决反对过，要求他把儿子调回来，可张志信却不许：
“我们的孩子放在侦查连危险，别人的孩子就不危险吗？更何况他是我张志信的儿子，必须主动上前线。”
张力被调到前线后，任某部侦察班副班长。
1979年2月27日，在执行侦察任务时，张力不幸中弹，受伤严重，因为前线离后方医院太远，张力未能得到及时救治牺牲，享年21岁。
张力临终前拉着战友的手断断续续的讲了一句话：
“请告诉我父亲，我没有给他丢脸。”
图|时任54军160师师长的张志信在越北指挥战斗
消息报到指挥部时，张志信正在紧张的布置，政委李兆贵接到消息的一刹那，都愣了一下，他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消息，他心里很清楚师长对这个宝贝儿子寄予厚望。
为了前线战局，李兆贵选择暂时隐瞒消息，一直到战斗结束才说出来。张志信听说儿子牺牲在前线的消息，脚下就是一个踉跄，沉默了一段时间后，他才对老战友说：
“这里是战场，是血与火的战场，党和人民把这么多优秀儿女，这么多条宝贵的生命交给我张志信，我要为他们的生命，为他们的父母，为这场战争负责。”
张志信后来也没有把儿子的骨灰带回老家，而是就同他的战友们安葬在烈士陵园：
“我的儿子应该和他的战友呆在一起，他生前没有特殊化，死后更不会。”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上前线的高干子女中，张力只是其中的代表之一。类似的情况还包括54军军长韩怀志的儿子韩东军（2003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有名的父子将军）、41军副军长毛余的儿子毛晓东（唯一的儿子，牺牲在战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江燮元的儿子江鲁平（牺牲）、江南平等等。
三不过，也就是在采访中，李存葆也听到了一些“另类”的故事。
《高山下的花环》中，赵蒙生的形象来源于李存葆在部队时听到的一件事儿。
一次，在某部“尖刀连”，一个战士曾透露，团部的一个干部在开战前曾接到调令，尽管一开始并没有说明是调到哪里，但大家都认为，这个人是要被调到远离战场的地方。
事情发酵的很快，转眼间全营都知道了，整个营的战士们都怒气冲冲，“尖刀连”有战士表示：
“祖国是我们的，也是他的，保家卫国大家都有份，他凭什么置身事外？”
有的战士更是义愤填膺的喊，就把他调来尖刀连。
采访到最后，战士们明确表示，让李存葆把这件事写一写。
当然，据说这件事被有关部门介入，这名干部后来被调到了最前线，而他也确实一改往日的轻浮、毛躁的个性，成了一个成熟的解放军战士。
赵蒙生与“小北京”是两个极端，在小说和电影中形成了强烈的矛盾与对比，而且这个矛盾与对比一直到结尾时才彻底爆发出来，也正因为如此，这部电影的主旨才升华了。
你要写一个好人好事儿很容易，但是你要针砭时弊就难很多。
况且是在那个时代刚刚结束的时候。
对李存葆而言，他也如小说中的人物一般，面临一个选择。
图|梁三喜
在小说的主人公中，赵蒙生是属于最特殊的那一类，他是属于带有反面性质的主角，而且不同于普通翻转式的人物设定。
一般的普通翻转式，是人物一开始就是好的，只是装出一副坏人的模样，比如电视剧《宝莲灯》中的二郎神，到最后才揭秘他的好人身份。
赵蒙生是属于成长式的反面主角。
一开始，赵蒙生的思想很落后，是因为本身他出身很高，家庭条件优越，他来到部队基层纯粹是为了镀金而来，而且一直到走上战场之前，他的思想境界也谈不上有多高，只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已而上了前线，雷军长当着全军的面不点名的批评，也只是激发了赵蒙生的为人的自尊心与血性，并不能说明他就成长了。
到后来，赵蒙生在战场上与战友们经历了同生共死，他的思想境界才得到了升华，特别是靳开来、梁三喜的牺牲，给他精神上造成的冲击迫使他完成了人格意义上的升华。
可对赵蒙生来说，他的成长才刚刚开始。
回到祖国以后，赵蒙生亲眼看到了不公平，连长梁三喜牺牲在战场上，抚恤金竟然还还不上家里的欠账；靳开来牺牲后，却因为私自砍甘蔗一事不予立功，更为关键的是，雷军长的儿子“小北京”牺牲在战场上，这是他人格升华的主要一方面。
小说比电影还多一个情节，就是小说一开始是根据主人公赵蒙生的回忆才陆续展开的故事。
赵蒙生作为基层连队干部，战场上立过功，却因为多次拒绝接受采访，导致事迹一直不能公开见报，后来在济南部队歌舞团的创作员李干事采访下，这才吐露实情，但赵蒙生对李干事提了三个要求：
“报道要写得朴实、真实，特别不能回避我和我母亲不光彩的表现。”
小说升华的部分从一开始就设置在开头，是很不多见了。
四比较有意思的是，《高山下的花环》小说和电影在全国引起反响后，一个刺儿头的形象靳开来却得到了无数人的喜爱。
靳开来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在大众心目中是有代表性，也是最容易得到共情的一个角色，他与赵蒙生是完全相反的两类人。可就是这么一个人，最后的牺牲不是为了炸碉堡、堵抢眼，而是为了砍甘蔗而牺牲，而且就因为这个问题，他后来竟被不认为是个英雄。
这个角色的设定，除了要形成人物与人物之间鲜明对比外，还有一个更大方面的体现，就是与现实社会联系。
图|靳开来
阳光下总会有阴影，是小说要反映的一个最基本的现实。
纵观李存葆后来所写的小说、报告文学以及散文，不难看出这是他本人创作风格的一种体现，原山东师大文学院教授王万森后来谈到这一点时，曾评价李存葆：
“李存葆的创作题材，不论是小说、报告文学还是散文，都是敏感的社会大题材、大制作，李存葆几乎没有那种书写自己个人性情的文字。同时，他也是一位有着强烈历史使命感的作家，不论是他早期的小说，中期的报告文学还是近期的大散文都明显表现出这一点。”
有意思的是，小说出版以后，李存葆收到的3000多封信中，有300多封投诉信，无一例外都是反映：
“要求改写靳开来的结局。”
小说再版时，印刷厂的女工竟然宣布集体罢工，厂长实在没办法，打电话给李存葆。
李存葆到了工厂以后，一群排版的女工就把他给围了，言辞激烈的质问：
“靳开来有什么错？你为什么不给靳开来立功？”
李存葆哭笑不得，只好跟大家解释：
“靳开来是虚构的人物，文艺创作与现实生活还是有差距的。”
可这单薄的说辞根本就不能让读者满意，大家还是强烈要求，给靳开来改写一个结局，就算是牺牲，至少也该给评一个一等功。
李存葆也无可奈何，但仍然竭尽全力的跟大家解释：
“现实生活中确实有靳开来这样的人，也会发生一些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
只是几名女工依然不依不饶：
“我们请求你改写靳开来的结局，靳开来应该立一等功，你要是不答应，我们就不排版了！”
据说后来是上级部门介入，女工们才又恢复了工作。
哪怕是过了四十多年，靳开来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仍然散发这他不朽的人格魅力。
李存葆虽然也很苦恼，但他心中却也有欣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作品确实引起了广大观众读者的共鸣。
五小说和电影的大火其实也带火了李存葆，特别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可出乎意料的是，作品至今依然有着鲜活的生命，可是作者李存葆本人却不显山不漏水了。
作为一个纯粹的创作者，他仍然致力于孜孜不倦的创作，用鲜活的文字带给人们感动。
图|张力烈士之墓
从李存葆踏上前线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准备好了，要把这所见所闻统统都诉诸文字，带给广大的人民群众。
在前线的那段日子，李存葆曾朴素的人民情感有着更直观的认识。
李存葆到战地医院采访时，曾注意到当地一个小姑娘拿着钱去买鸡蛋，一下子买了很多，甚至还要求卖鸡蛋的老人便宜一些，老人一开始不肯降价，还责怪小姑娘买这么鸡蛋干什么，后来得知是送给医院的伤病的解放军战士，老人就拎着所有的鸡蛋，和小姑娘一起都送到了医院。
可就在一刹那间，周围摆摊的人们都站了起来，不约而同的提起了篮子，带着水果、鸡蛋、糕点涌到了医院。
从那个时刻开始，李存葆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军民鱼水一家亲。
文字从来都是很有力量的，只是缺少那个执笔的人而已。
1982年11月，《十月》文学双月刊第六期以头条位置刊发了《高山下的花环》，杂志不仅隆重推介了小说，还向李存葆约稿，请他谈了文章的创作，并请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冯牧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一起发表，这部小说在尚未发表之际，就已经被文学界誉为是军旅文学创作的扛鼎之作。
小说一经发表，在全军范围内引发空前热议。
1983年2月19日，总政治部专门下发了通知：
“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编导李存葆同志创作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发表后，在军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望各单位认真组织部队干部战士阅读、评论这部作品，更好地发挥这部作品的教育作用，进一步提高广大干部战士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为促进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服务。”
1985年，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上映后，有关部门把战士牺牲的抚恤金提高了5倍。
与其说是文字的力量，不如说是人民英雄的精神永远不灭！
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