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刊载在杂志《十月》,两年后,导演谢晋将之改编为电影,在全国引起轰动。
图|《高山下的花环》作者李存葆(左)与谢晋(中)
时至今日,《高山下的花环》仍然火爆全网,特别是在自媒体时代发展下,谢晋导演当年的这部影片仍然是人们的热议的话题,甚至有人称《高山下的花环》是:
“最真实的战争电影。”
不过,有意思的是,小说的作者李存葆虽然因这部作品而大火,但大火的同时却也有些甜蜜的“痛苦”。
小说在公开出版以后,短短一年的时间,李存葆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多封读者来信,而在这些来信中,有300多封竟然是“投诉”。
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一1979年8月,李存葆以作家的身份,到云南前线参战部队体验生活。
当时,对越大规模的反击作战已经结束,但边境仍然不安全,特别是越军趁我军后撤以后,又占领了边境部分高地、山头进行侵占,并大修工事,和解放军对阵下去。为了保卫祖国边疆,南疆解放军部队对这些据点进行了拔点作战。
图|李存葆将军(1997年7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李存葆在云南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在广西前线待了一段时间,七个月的前线生活给了他很深的感触,而且也听说了不少感人至深的故事。于是在前线,李存葆一边采访战士,一边动笔,写了不少前线战士们战斗的生活事迹。
同年,李存葆创作的报告文学《将门虎子》刊载在《解放军文艺》第七期。
《将门虎子》讲述的是解放军某部四〇火箭班战士蓝方虎原是军人世家出身,原本个性争强好胜,但入部队两年生活后,逐渐被锻炼成为一个勇猛刚强的战士,后来在前线作战屡立战功。
1980年,《将门虎子》荣获“自卫还击,保卫边疆英雄赞”征文的散文和报告文学一等奖。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将门虎子》完全可以视为是李存葆创作《高山下的花环》试验性质的作品。
图|《高山下的花环》
在李存葆看来,《将门虎子》虽然已经获得了成功,但故事的逻辑线仍然还是顺着来的,他心里迫切渴望写一部表现部队人物内心矛盾的作品。
八十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观念绝大多数还停留在旧时代,对于军事题材的创作,其实也是有着一套固定的模板的,即人物的善恶美丑呈现脸谱化的色彩,尽管《将门虎子》已经对军事题材创作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破,但突破的仍然不够深。
李存葆在前线七个月,通过对战士们采访以及所见所闻,写了几大本厚厚的日记,这些日记后来都成为他创作的素材。
当时战士们在临上战场前,都各自写了遗书。
李存葆后来在部队采访时,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遗书,甚至不少上面还沾着血迹。
一次采访时,李存葆了解到,部队一名连队干部,他们家是在贫困的山区,欠了许多账,他和妻子的感情很深,在临上战场前,他给妻子写了封信,并在信中嘱咐妻子,如果自己战死的话,请她与母亲好好活下去,不要给国家和组织添麻烦,欠账的话就用自己的抚恤金去还。
可临上前线时,写遗书绝不仅仅只有一个“梁三喜”。
图|《高山下的花环》剧照
一个牺牲的连指导员,在上战场前给家里写了封“遗书”:“我有一件全新的军大衣,我把它留给我们的女儿,等她结婚的时候,你把军大衣交给她,告诉她,这是爹爹送给她的结婚礼物。”
还有一位连长,他的“遗书”就是一份长长的欠款单,上面标注了借款日期、数额,而且这位连长还在遗书中叮嘱,如自己的抚恤金如果不够的话,就把家里的猪卖掉。
……
这些真实的事迹让李存葆大受震撼,通过艺术糅合,他创作了梁三喜这个形象。
改编为影片后,连长梁三喜这个角色大获成功,而饰演梁三喜的吕晓禾荣获金鸡、百花双料影帝,而梁三喜这也在当年成为观众最喜欢的解放军形象。
二李存葆创作《将门虎子》时,是以当时上战场的高干子女为原型的,包括在《高山下的花环》与“小北京”雷凯华。
李存葆在创作这个角色时,参考了不少原型们的故事。
这其中,“小北京”的原型公认是原54军160师师长张志信的儿子张力。
张志信的儿子张力在战争爆发前是在华北某部参加集训,本来是不用上战场,但他听说前线打仗的消息后,毅然决然的向父亲提出申请,张志信虽然点头答应,但却严肃的告诉儿子:
“我不会告诉大家你是我的儿子,你就和普通士兵一样,不过我希望你记住,枪声一响,就要往前冲,不能给老子丢脸!”
张志信的妻子听说消息后,曾坚决反对过,要求他把儿子调回来,可张志信却不许:
“我们的孩子放在侦查连危险,别人的孩子就不危险吗?更何况他是我张志信的儿子,必须主动上前线。”
张力被调到前线后,任某部侦察班副班长。
1979年2月27日,在执行侦察任务时,张力不幸中弹,受伤严重,因为前线离后方医院太远,张力未能得到及时救治牺牲,享年21岁。
张力临终前拉着战友的手断断续续的讲了一句话:
“请告诉我父亲,我没有给他丢脸。”
图|时任54军160师师长的张志信在越北指挥战斗
消息报到指挥部时,张志信正在紧张的布置,政委李兆贵接到消息的一刹那,都愣了一下,他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消息,他心里很清楚师长对这个宝贝儿子寄予厚望。
为了前线战局,李兆贵选择暂时隐瞒消息,一直到战斗结束才说出来。张志信听说儿子牺牲在前线的消息,脚下就是一个踉跄,沉默了一段时间后,他才对老战友说:
“这里是战场,是血与火的战场,党和人民把这么多优秀儿女,这么多条宝贵的生命交给我张志信,我要为他们的生命,为他们的父母,为这场战争负责。”
张志信后来也没有把儿子的骨灰带回老家,而是就同他的战友们安葬在烈士陵园:
“我的儿子应该和他的战友呆在一起,他生前没有特殊化,死后更不会。”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上前线的高干子女中,张力只是其中的代表之一。类似的情况还包括54军军长韩怀志的儿子韩东军(2003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有名的父子将军)、41军副军长毛余的儿子毛晓东(唯一的儿子,牺牲在战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江燮元的儿子江鲁平(牺牲)、江南平等等。
三不过,也就是在采访中,李存葆也听到了一些“另类”的故事。
《高山下的花环》中,赵蒙生的形象来源于李存葆在部队时听到的一件事儿。
一次,在某部“尖刀连”,一个战士曾透露,团部的一个干部在开战前曾接到调令,尽管一开始并没有说明是调到哪里,但大家都认为,这个人是要被调到远离战场的地方。
事情发酵的很快,转眼间全营都知道了,整个营的战士们都怒气冲冲,“尖刀连”有战士表示:
“祖国是我们的,也是他的,保家卫国大家都有份,他凭什么置身事外?”
有的战士更是义愤填膺的喊,就把他调来尖刀连。
采访到最后,战士们明确表示,让李存葆把这件事写一写。
当然,据说这件事被有关部门介入,这名干部后来被调到了最前线,而他也确实一改往日的轻浮、毛躁的个性,成了一个成熟的解放军战士。
赵蒙生与“小北京”是两个极端,在小说和电影中形成了强烈的矛盾与对比,而且这个矛盾与对比一直到结尾时才彻底爆发出来,也正因为如此,这部电影的主旨才升华了。
你要写一个好人好事儿很容易,但是你要针砭时弊就难很多。
况且是在那个时代刚刚结束的时候。
对李存葆而言,他也如小说中的人物一般,面临一个选择。
图|梁三喜
在小说的主人公中,赵蒙生是属于最特殊的那一类,他是属于带有反面性质的主角,而且不同于普通翻转式的人物设定。
一般的普通翻转式,是人物一开始就是好的,只是装出一副坏人的模样,比如电视剧《宝莲灯》中的二郎神,到最后才揭秘他的好人身份。
赵蒙生是属于成长式的反面主角。
一开始,赵蒙生的思想很落后,是因为本身他出身很高,家庭条件优越,他来到部队基层纯粹是为了镀金而来,而且一直到走上战场之前,他的思想境界也谈不上有多高,只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已而上了前线,雷军长当着全军的面不点名的批评,也只是激发了赵蒙生的为人的自尊心与血性,并不能说明他就成长了。
到后来,赵蒙生在战场上与战友们经历了同生共死,他的思想境界才得到了升华,特别是靳开来、梁三喜的牺牲,给他精神上造成的冲击迫使他完成了人格意义上的升华。
可对赵蒙生来说,他的成长才刚刚开始。
回到祖国以后,赵蒙生亲眼看到了不公平,连长梁三喜牺牲在战场上,抚恤金竟然还还不上家里的欠账;靳开来牺牲后,却因为私自砍甘蔗一事不予立功,更为关键的是,雷军长的儿子“小北京”牺牲在战场上,这是他人格升华的主要一方面。
小说比电影还多一个情节,就是小说一开始是根据主人公赵蒙生的回忆才陆续展开的故事。
赵蒙生作为基层连队干部,战场上立过功,却因为多次拒绝接受采访,导致事迹一直不能公开见报,后来在济南部队歌舞团的创作员李干事采访下,这才吐露实情,但赵蒙生对李干事提了三个要求:
“报道要写得朴实、真实,特别不能回避我和我母亲不光彩的表现。”
小说升华的部分从一开始就设置在开头,是很不多见了。
四比较有意思的是,《高山下的花环》小说和电影在全国引起反响后,一个刺儿头的形象靳开来却得到了无数人的喜爱。
靳开来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在大众心目中是有代表性,也是最容易得到共情的一个角色,他与赵蒙生是完全相反的两类人。可就是这么一个人,最后的牺牲不是为了炸碉堡、堵抢眼,而是为了砍甘蔗而牺牲,而且就因为这个问题,他后来竟被不认为是个英雄。
这个角色的设定,除了要形成人物与人物之间鲜明对比外,还有一个更大方面的体现,就是与现实社会联系。
图|靳开来
阳光下总会有阴影,是小说要反映的一个最基本的现实。
纵观李存葆后来所写的小说、报告文学以及散文,不难看出这是他本人创作风格的一种体现,原山东师大文学院教授王万森后来谈到这一点时,曾评价李存葆:
“李存葆的创作题材,不论是小说、报告文学还是散文,都是敏感的社会大题材、大制作,李存葆几乎没有那种书写自己个人性情的文字。同时,他也是一位有着强烈历史使命感的作家,不论是他早期的小说,中期的报告文学还是近期的大散文都明显表现出这一点。”
有意思的是,小说出版以后,李存葆收到的3000多封信中,有300多封投诉信,无一例外都是反映:
“要求改写靳开来的结局。”
小说再版时,印刷厂的女工竟然宣布集体罢工,厂长实在没办法,打电话给李存葆。
李存葆到了工厂以后,一群排版的女工就把他给围了,言辞激烈的质问:
“靳开来有什么错?你为什么不给靳开来立功?”
李存葆哭笑不得,只好跟大家解释:
“靳开来是虚构的人物,文艺创作与现实生活还是有差距的。”
可这单薄的说辞根本就不能让读者满意,大家还是强烈要求,给靳开来改写一个结局,就算是牺牲,至少也该给评一个一等功。
李存葆也无可奈何,但仍然竭尽全力的跟大家解释:
“现实生活中确实有靳开来这样的人,也会发生一些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
只是几名女工依然不依不饶:
“我们请求你改写靳开来的结局,靳开来应该立一等功,你要是不答应,我们就不排版了!”
据说后来是上级部门介入,女工们才又恢复了工作。
哪怕是过了四十多年,靳开来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仍然散发这他不朽的人格魅力。
李存葆虽然也很苦恼,但他心中却也有欣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作品确实引起了广大观众读者的共鸣。
五小说和电影的大火其实也带火了李存葆,特别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可出乎意料的是,作品至今依然有着鲜活的生命,可是作者李存葆本人却不显山不漏水了。
作为一个纯粹的创作者,他仍然致力于孜孜不倦的创作,用鲜活的文字带给人们感动。
图|张力烈士之墓
从李存葆踏上前线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准备好了,要把这所见所闻统统都诉诸文字,带给广大的人民群众。
在前线的那段日子,李存葆曾朴素的人民情感有着更直观的认识。
李存葆到战地医院采访时,曾注意到当地一个小姑娘拿着钱去买鸡蛋,一下子买了很多,甚至还要求卖鸡蛋的老人便宜一些,老人一开始不肯降价,还责怪小姑娘买这么鸡蛋干什么,后来得知是送给医院的伤病的解放军战士,老人就拎着所有的鸡蛋,和小姑娘一起都送到了医院。
可就在一刹那间,周围摆摊的人们都站了起来,不约而同的提起了篮子,带着水果、鸡蛋、糕点涌到了医院。
从那个时刻开始,李存葆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军民鱼水一家亲。
文字从来都是很有力量的,只是缺少那个执笔的人而已。
1982年11月,《十月》文学双月刊第六期以头条位置刊发了《高山下的花环》,杂志不仅隆重推介了小说,还向李存葆约稿,请他谈了文章的创作,并请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冯牧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一起发表,这部小说在尚未发表之际,就已经被文学界誉为是军旅文学创作的扛鼎之作。
小说一经发表,在全军范围内引发空前热议。
1983年2月19日,总政治部专门下发了通知:
“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编导李存葆同志创作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发表后,在军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望各单位认真组织部队干部战士阅读、评论这部作品,更好地发挥这部作品的教育作用,进一步提高广大干部战士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为促进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服务。”
1985年,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上映后,有关部门把战士牺牲的抚恤金提高了5倍。
与其说是文字的力量,不如说是人民英雄的精神永远不灭!
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