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顺治元年五月),多尔衮曾下令将北京北、南、中城的百姓迁出,以屯将士。在南城居住的明朝历局顾问洋人汤若望求见摄政王多尔衮。多尔衮接见了他。
洋人也向王爷行三跪九叩首大礼,向多尔衮提出要求道:“禀王爷,传教士、明朝历局顾问汤若望感谢王爷的接见。南城百姓奉王爷命,搬迁出去,腾出地方供八旗军将士们屯住。
我们居住也在南城,本是搬迁户,理应遵旨迁出,但是我所藏书籍和各种科学资料繁多,一时实难遵命搬出。另外,根据我们天主教的规矩,神甫应居教室近处,如果距教室遥远,实有太多的不便。汤若望恳请王爷恩典,免除搬迁。”
一片陈词,多尔衮听得津津有味,当即表示:“准予所请,免除搬迁”。
并为汤若望发下谕旨一道:“恩准西士汤若望安居天主堂,各旗兵弁等人不得入内滋扰。”
汤若望其人,欧洲日尔曼人。他是意大利人利马窦来中国传教不久,就来到中国的。
他们认为在中国传教,可以取得用武力很难收到的效果。他主张学习中国文化,结合不同信仰,介绍先进的科学技术,与中国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广交朋友,加强来往,借以达到传教的目的。
在明朝时间,他同官僚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薄等都有过比较密切的关系,后来南明的永历政权的皇族中也有不少人入教,这就是他们以传教的方式所取得的影响力。
多尔衮执政时期,也要接触一些像汤若望这样的西洋人。但他处理同洋人的来往中,没有持狭隘的民族偏见。
汤若望请求获得成功,喜出望外。高兴地将这道谕旨带回家中。把谕旨向已进驻其房的旗兵官将宣示,一些官将迅速地退出其室。汤若望一家盛赞多尔衮的厚德。
事隔数日,市内一些市棍在庙房附近开设了骡马市场,进行牲畜交易。一时庙房人欢马叫,噪音冲天。
汤若望找到市棍们,要求将骡马市场搬迁他处,以免影响教堂的正常活动,而市棍们却说道:“骡马市场设在此处,是经过王爷和工部批准的,不能搬迁他处。”
汤若望问道:“既然有王爷和工部的准许,请出示谕旨。”
市棍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但仍拒不搬迁。
汤若望无奈又一次上书摄政王府,陈述了骡马市场对天主教堂的滋扰后提出要求:“请示汉、满两族文字的告示,张挂到庙旁,市民知道犯法要受惩处,也就迁出。教堂就可以安静了。”
汤若望的第二次上疏呈上不久,内院就发出了告示:“禁止立市商民,满洲兵丁,衙门官役,再行滋扰,违者重惩!”
两次要求,都获得了如意的答复后,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获得了可靠的保证。他感到大清皇上对洋人确是厚遇,并决定还要以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报效清朝的皇上。
汤若望对天文有较深的造诣。明朝时已经制作许多测绘日、月、星、辰地球运转和位置的仪器。听说起义军撤出北京时烧毁了。他不得不止一次潜心研究和制作。
他一方面制作新的测绘天体的仪器,一方面上书多尔衮,陈述在明朝崇祯年间曾经用西洋的新历法修改了旧的历法,并制作了测绘日、月、星、晷等仪器,多次推算都很正确。希望大清朝也采用新历法。
不久,他又亲自晋见摄政王爷,道:“我计算出了今年八月一日是日蚀日,我已经按新法推算出了京都和各省看到日蚀的具体时间、蚀去的多少和方位的数字。这些数字,我在八月一日前交给王爷,请王爷派人考察是否正确?”
多尔衮兴奋异常,立即回答道:“很好!那就在日蚀的前两天,将你计算出的数字,送来本府,我一定派人检验。”
到了八月一日,多尔衮命冯铨等懂得历法的学者赴气象台,多尔衮也携带多位大臣前去观察日蚀,汤若望也到了气象台,气象台一时人满为患。多尔衮十分兴奋,让冯铨手持望远镜,站在他跟前,一会向冯铨要望远镜,自己亲自观看。
不多时太阳黯然失色了,出现在天空的大圆红球不圆了。台上有人叫道:“太阳不圆了!”
多尔衮道:“快!快!记下初蚀的时间!不唯记时,还有分、秒也记上。”
冯铨即命人记录下来。
又有人叫道:“太阳还有一半!”不久,又有人叫:“太阳还有少半个”,“太阳比原来大了!”“快变圆了!”
各个不同的时间,冯铨都命人把具体的时刻记录了下来,并且记得十分具体、精确、不唯有时,还有分,有秒。
日蚀过后,多尔衮命冯铨将气象台上的初亏时间、蚀甚的时间、复圆的时间一一和汤若望推算的数字进行核对。
多尔衮亲自站在核对人的旁边等候结果。冯铨极其高兴地向多尔禀报道:“汤若望的计算数字和时间,同我们观察时记录的时间完全一致,一秒都不讹错。”
多尔衮面带笑容,道:“再把我们观察时记下来的时间同大统、回回两种历法核对一下,看看结果。”
冯铨等人核对的结果,两种历法同观察记录的时间相差甚巨。
汤若望的历法得到事实上的肯定。因而也得到了皇上和摄政王爷的信任。
多尔衮在气象台观察日蚀证明了汤若望在西洋历法上确有很深的造诣,于是专门设宴为汤若望在历法上的成就庆贺。
皇上和两宫太后闻知为洋人庆功,也颇有兴致,也乘坐辇车前来参加,一些未被邀去的王公大臣也自动参加的不少,真可谓“盛况空前”了。
汤若望在中国居住了几十年,还是第一次受到如此的殊荣,他受宠若惊,心情飘飘然!他忘记了这是在大清皇宫内举行的盛宴,也忘了主人是皇上,是两宫太后,是摄政王爷和朝中的王公大臣。
竟站起身来,举起酒杯,用生硬的汉语,道:“请大家举杯,为皇上为皇太后、摄政王爷、各位王公大臣的身体健康干杯!”这种洋人在酒宴上惯用的礼仪,朝中满人都是第一次见到。宴会上一阵轰笑,将宴会的欢乐气氛,推向了高潮。
两宫太后也将目光转向了这位黄头发、蓝眼睛、高鼻子洋人的神情和动作,感到十分新奇。不时现出了惊异的目光和神情。
时隔数月,多尔衮召见了汤若望,道:“我大清的旧历法,年岁久了,其中的差错,每每出现,而西洋的新法与日、月、星、辰的运行完全符合,其精确程度,也往往毫厘不差。你可以以西洋历法为参考,对中国的历法进行修订。”
汤若望听到摄政王爷的面谕,当然是欣然接受,遂当场表示,道:“谢谢王爷对我汤若望的信任,我一定为王爷有一部科学的历法颁行天下,尽我的全部力量。”
当年七月,汤若望修订的新历法完成,送呈了多尔衮。
多尔衮在武英殿召集了王公大臣、各部官员和一些懂历法的人员,共同审议汤若望修订后的新历法。
有一位官员杨光民道:“现行的历法,是我们中国人千百年来制订的历法,它是我们的祖宗制订的。有句话叫“祖宗之法不可违”不能因一时的差错而废弃不用!”
朝中有的官员默守祖宗之法,同时对汤若望也持有不同程度的民族偏见。认为洋人在中国的作为,都是别有用心。他们不顾事实,更不注重效果,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虽然知道新历法的优点是旧法无法比拟的,也不甘心接受新的历法。
在审议新历法中,杨光民的见解,颇有人支持。多尔衮是知道这些人不同意新法的原因的。
多尔衮在认识事物上的择善而从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他没有以王爷的地位和摄政王的权力去压服不同见解的人。
道:“八月一日的日食,我在气象台上亲自观看了日蚀的始、终,并同冯铨一道亲自命令有关的官员,把日蚀的初亏、蚀甚、复圆的时刻,随时精确地记录下来,时间记录的特别认真、具体,不唯记下了时、分,连秒也都记录了下来。事后同汤若望呈送上来的他推算的时间一秒不差。假若大家相信我不说假话的话,就得承认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这个确凿的推算,同日蚀现象出现的太阳被蚀的情况,不能说是中国人的祖先推算出来的吧!不能因为推算的是黄头发、蓝眼睛竟闭上眼睛说瞎话吧!
“我们不要对外国人有偏见,也应该同我们入关进京时对汉人不应存偏见一样。谁能对我大清国做有利国家的贡献,我们不管是白头发还是红头发;不管是蓝眼睛还是青眼睛,都应该优惠他们。”
一席入情入理、以国为重、以大清为重的陈词,在场的大人们都佩服得五体投地。连持不同见解的杨光民,也低头瞑目,大概也在思考自己的发言吧!
多尔衮言犹未尽,道:“我觉得新的历法最大的优点是一年的节气,太阳的出入、昼夜时刻,都按地区的不同来推算,是它十分准确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也是旧历法做不到的,是它的一个不足之处。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不足,还不舍得丢弃,这不同抱残守缺一样的可笑吗?”
审议后的第二天,多尔衮亲自将汤若望制订的新法命名为《时宪历》。
不久,多尔衮向礼部发布命令:“钦天监印着汤若望掌管”
汤若望成为清朝的正式官员——钦天监监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