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16日，毛泽东签署了一份特殊的通缉令，列举了顾顺章叛变革命罪行的同时，特别提到了顾顺章对恽代英被枪杀负有责任，号召革命人民缉捕叛徒顾顺章，为恽代英等死难烈士报仇。

从这份通缉令可以感受到，主席对恽代英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他们两个人的友谊，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时期。1917年，恽代英就在武昌创立了进步团体“互助社”。没过多久，毛泽东在长沙也创立了一个进步团体“新民学会”。这两个进步团体是新文化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的直接产物。由此，他们之间开始了书信往来，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斗争中相互鼓励，相互学习。

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毛泽东和恽代英之间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湘江评论》创刊后，毛泽东将刊物寄给恽代英，请为代售。恽代英通过互助社兴办的书刊贩卖部，使毛泽东所写的《创刊宣言》和《民众大联合》等文章在武汉进步青年中广为流传。

当湖北督军王占元血腥镇压武汉爱国学生运动，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三”惨案后，恽代英满腔怒火，奋笔挥毫，将惨案真相公之于世，声讨王占元。该文油印好后，恽代英寄给毛泽东，毛泽东立即在《湘江评论》上全文刊载。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相互有力支持和声援活动，两人心灵得以沟通，了解逐步加深。

此后，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并亲自主持赴京代表团，由长沙赴北京沿途作驱张宣传，展开活动。

毛泽东率代表团赴京前，要先去武汉，而武汉正是以恽代英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大本营，两人之前只是书信往来，从未见面，抵达武汉后，毛泽东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立即前往恽代英的住处。

当他抵达后，恰巧恽代英不在，是林育南接待的他。林育南打量着眼前这位身材魁梧，面带微笑，和蔼可亲，眼睛炯炯有神的青年，当他得知对方就是毛泽东后，无比高兴，急忙派人去找恽代英，并热情迎上去，接过毛泽东的雨伞和包裹，自我介绍说：“我叫林育南，请先生进屋上楼休息呢？”林育南将毛泽东迎进楼上客厅，连忙搬凳沏茶。

所谓会客室，就是从楼上房间中间隔出的一小间，仅放一张方桌和几条长凳，既作会客用，也是住店员用餐的地方，里面则是寝室。

不一会儿，恽代英就赶来了，他身穿兰布长衫，平头，戴着一副眼镜，脚刚迈到楼上，就对客人边致拱手礼，边兴奋地说道：“稀客？稀客？”毛泽东回致拱手礼：“我是不请自到，打扰了？”“那里的话，像你这样的尊贵客人，八台大轿也请不来呢？”“你来八抬大轿，我怎敢坐哟？”两人一见如故。

恽代英说，“近来湘人逐张敬瑶，声势浩荡，轰轰烈烈，先生远道而来，莫非为此？”

“你猜对了，我正是来请朋友帮忙的。”毛泽东站起来，打开包裹，取出一卷铅印传单，递到恽代英的面前：“这是我们写的《驱张宣言》里。”

恽代英看罢赞不绝口。毛泽东希望恽代英能将这些传单在武汉散发，扩大影响，让广大人民看清事实真相。恽代英非常爽快的应允下这件事。

此外，毛泽东对利群书社的创建也很感兴趣。他详细询问了利群书社创建的经过、指导思想和目的。恽代英坦诚地向这位湖南客人敞开心扉，两人畅谈思想，有说不完的话。

毛泽东在率驱张代表团赴京路过武汉的半个月里，与恽代英、林育南朝夕相处，吃住都在利群书社，他们谈论人生、探究哲学、畅叙革命理想，初次见面便结为莫逆之交，由此，毛泽东对恽代英的思想、能力和水平有了直接深入的了解。

1927年初，国民革命北伐浩浩荡荡，两位挚友再次相聚于武汉。恽代英邀请毛泽东担任学校的教官，并请其主讲中国农民运动相关专题。此外，他还在湖北省农协大会上发表文章，明确支持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观点。

1929年2月，当时高层给毛泽东发了一封信，后来被称作“二月书信”，要求毛泽东和朱德为避免目标过大引起敌人注意，应脱离红四军。面对来信，毛泽东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

因此，他在回信中，阐述了自己的政策主张，并对自己和朱德离开后接替人选提出自己的建议: “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长，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是胜过我们的。”

在如此重大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可见毛泽东对恽代英的深刻了解和高度信任，因为恽代英与毛泽东的很多主张都是一致的，恽代英是最理解和支持毛泽东政策主张的人之一。比如，1930年，恽代英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闽西苏区视，通过实地调查研究，他充分证明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是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行之有效的。

可惜的是，1930年5月6日，恽代英在杨树浦怡和纱厂活动时被捕，后于1931年春被叛徒顾顺章出卖，在南京雨花台牺牲。毛泽东对恽代英的去世深感痛惜，于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通缉令，毛泽东向全国通缉杀害恽代英的叛徒顾顺章。

此后，毛泽东常常回想起自己与恽代英相知相交的过程，每每回想起来，都会陷入对恽代英深深地怀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