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这些， 无非就是想要钱，要人！”张副总理此言一出，其他领导也不好再说什么，王诤关于电子对抗装备报告只得搁置下来。

自从进入6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王振认识到雷达在未来战争中的特殊作用之后，指示有关部门将这一高新技术作为重要科研项目。

1962年美制 U-2 侦察机被击落后，王诤亲自带领技术人员到现场，将飞机上的电子侦察系统装备拆下来，交给相关部门进行仿制。后来，美制 U-2 侦察机不断侵入中国领空，导弹部队却屡击不中。

经过改进技术，第二架美制 U-2 侦察机在1963年被击落。王诤等人经过研究，找到了导弹部队屡击不中的原因：飞机上增加了报警设备，一旦侦测到雷达信号就会自动报警。

为此，王诤率领技术人员开始研究对策。经过改进雷达天线，很快第三架美制 U-2 侦察机被击落。

针对这种情况，王诤起草了关于发展建设无线电电子工业的报告，强调电子对抗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以及中国的差距。在之后的相关会议上，王诤逢会必讲电子对抗，还颇有远见地提出了发展自动化防空系统的规划。

十年政治风暴期间，即使自己遭受到冲击，处境艰难，王诤也一直心系电子对抗事业。1972年恢复工作以后，王诤便立即开始推动电子对抗设备的研究和生产，并组织召开专题会议，以会议领导小组的名义，向中央写了报告。

结果没想到，当王诤刚在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会议上汇报完，就遭到了刚刚上任的张副总理的刁难。

王诤的报告递上去之后久久没有回应，同样关注着电子战的孔从洲心里极为纳闷，一问王诤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自此，孔从洲更加着急了。

作为负责炮兵武器装备科研的副司令员，孔从洲不止一次回忆起毛主席对自己的嘱咐：“对雷达的干扰必须找出对付的办法。”经过对第三、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研究，孔从洲发现了电子装备在战争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内心更加不安。

但眼下的情况，是选择明哲保身还是再去碰一次钉子，孔从洲一时间拿不定主意。经过再三考虑，孔从洲决定以个人名义向中央首长反映情况。由于当时周总理已经重病缠身，孔从洲决定直接给亲家毛主席写信。

这是孔从洲第一次就工作问题直接给毛主席写信，也是他平生唯一的一次。

早在1936年“西安事变”的时候，毛主席就知道孔从洲这个人。当时孔从洲还在杨虎城手下当兵，“西安事变”前夜，杨虎城第一个将兵谏的计划告诉了孔从洲。

抗战爆发以后，毛主席亲自指挥孔从洲所在三十八军党的工委的工作，对于孔从洲在军中的一举一动，毛主席都了如指掌。

1946年，孔从洲率部起义回到解放区，经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军成立的典礼上，毛主席还发来贺电。

1959年，在儿子孔令华和儿媳李敏的婚礼上，孔从洲第一次和毛主席有了近距离的接触。毛主席热情地将这个亲家介绍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一直称赞孔从洲“是个老实人”。

尽管攀上了毛主席这样的亲家，但孔从洲从来没有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去为自己谋过私利。甚至在十年政治风暴期间，孔从洲就要被拉去关押的时候，还是周总理出面才没让坏人得逞，但孔从洲的职务还是被撤销了。

一直到1971年9月后，孔从洲才恢复工作，但他也没有因此向毛主席和中央要求什么。

为了我国电子对抗事业的发展，孔从洲决定向毛主席求助，专门请来了秘书与有关部门的同志帮助起草，自己又做了仔细地修改。

让孔从洲没想到的是，信送进中南海仅仅两天，毛主席就做出了批示：“送小平、剑英、成武同志阅。请剑英同志找二炮孔从洲等同志商议几次，为盼。”

叶帅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先请陈锡联、杨成武、王诤等同志和孔从洲谈话，然后叶帅再亲自参与研究，将几人专门请到了西山家里。在仔细听了孔从洲和王诤的意见后，叶帅以总参的名义再次呈报中央，毛主席批示表示同意。

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和叶帅的支持下，我国电子对抗事业的发展终于打通了道路。

可惜的是，此时恰好进入1976年，随着周总理、朱老总和毛主席的相继去世，许多工作实际上都停摆，电子对抗这件事自然难于顾及。一直到1977年叶帅恢复工作，首先成立专门的领导希奥祖，统一管理全国电子对抗和雷达方面的工作。

1977年6月，全国电子对抗和雷达工作会议首次在北京召开，初步确定了未来十年内发展电子对抗装备的任务。会后，经孔从洲建议，炮兵司令部设立专门的工作处，还组建了炮兵直属的电子对抗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