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空军的初创时期，刘亚楼作为首任司令，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最为迫切的是人才短缺。为了筹建这支新兴军种，他特意从陆军中调来了杨思禄。然而刘亚楼在1955年授衔仪式结束后的一番话，折射出了深深的愧疚：“思禄啊，是我害了你啊。”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在1949年，正值刘亚楼作为四野14兵团司令员筹备南下湖北参与战斗之际，他接到了突如其来的军委紧急指令，需立刻中止原计划并留在北平等待新的指派。一辆军用吉普车迅速将他送往中南海的菊香书屋，那里有一项重大任务等待着他。
进入书屋，毛主席已经在那里等待了一段时间。刘亚楼步入室内，没来得及多想，便直接问出了他心中的疑问：“主席，您要我去解放台湾岛吗？”然而毛主席的回答出乎意料，他微笑摇头道：“这回让你挑更重的担子，让你当空军司令，如何？”
这个消息让原本一心投入陆战的刘亚楼惊讶不已，尤其是他自己也有晕机的毛病。他自嘲地回应：“主席，我连坐飞机都会晕，怎么可能指挥空军？”毛主席则用轻松的语气回答道：“萧劲光晕船，你晕机，一个当海军司令，一个当空军司令，正好各司其职。”
毛主席的决心坚定，保证给予刘亚楼充分的支持，确保他不会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司令。无法反驳的刘亚楼只能接受这一命令。
为了帮助刘亚楼成功地开展工作，毛主席促成了中苏两国间的军事援助协议。刘亚楼亲赴苏联，成功谈定了一项包括434架战斗机和878名航空专家的支援计划，其中23名苏联航空专家随后在中国航校担任高级教官。另外为了解决建设航校的资金问题，毛主席批准了1500亿旧币的拨款，并指示刘亚楼在全军范围内自由挑选所需人才。
1949年12月1日，六所新建的航校同时开学，而刘亚楼亲自监督各校校长的任命和职责分配。然而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各航校的校长们纷纷向刘亚楼反映干部严重短缺的问题。为了迅速解决这一燃眉之急，刘亚楼在1950年启动了一个从各野战军中选调干部的大规模计划。
1950年，在中国空军的初期阶段，为了迅速建设航空兵力量，空军三次增扩了航校的规模和训练能力。第一次扩增主要面向学员招生数量，旨在培养大量的航空兵。第二次则是对航校设施进行大规模扩建，以容纳日益增长的学员和教官队伍。第三次扩增是为了培训喷气式战斗机的飞行员和技术人员，预备组建未来的喷气机战斗兵团。
虽然三次扩充显著提升了培训能力，航校依然难以满足飞速发展的航空兵需求。毛主席曾经指出，空军的未来取决于航校的建设质量和速度。他对刘亚楼强调，“航校的质量是你的首要任务，挑选合适的人才至关重要。
然而优秀的航校管理人员应从何处来？此时适合的人才主要来自四个来源：东北的老航校抽调经验丰富的教官；从陆军中调动有战场经验的官兵；吸纳国民党空军中愿意留下的技术人员；以及从全国各大学航空专业中直接招募毕业生。
在这四种来源中，最主要的还是从陆军中选调，超过90%的航校干部由刘亚楼直接从野战部队中挑选。刘亚楼在挑选干部时非常注重细节和个人特质，他会深入了解每一个候选人的弱点和原因，这种严格的选拔方式在当时被广泛认为非常有效。
当时第二野战军的教导第二师负责整编西南战役中的国民党军官，这个部队已经整合了超过5000名起义和投降的官兵。随着全国的逐步解放，收编工作逐渐接近尾声，第二师的任务也即将结束。
部分干部被保留在部队中继续服役，而另一部分则被调往四川省从事民政工作。师长杨思禄此时在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等待新的工作分配。
在一个普通的午餐时刻，杨思禄在食堂用餐时，第二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达突然坐到他对面，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意外的建议：“杨师长，中央已决定从陆军中抽调一批干部参与空军建设。经过我们的讨论，觉得你非常适合。你觉得如何？”
这突如其来的决定让杨思禄感到非常意外。虽然军中干部调动往往由上级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但杨思禄对自己是否能适应空军的工作充满疑虑：“李副司令，我带兵打仗尚可，但对空军我实在是一窍不通啊。
李达微笑着回答：“杨思禄同志，你不仅是经过长征和战争考验的老兵，政治上可靠，身体健康，年纪也轻，空军的工作你完全可以在实践中学习。”
杨思禄心中虽然对空军有所向往，但也有犹豫。他记得自己的战友杨兴财，在抗日战争中因空中轰炸而牺牲。那一刻，他深感若中国拥有强大的空军，敌机便不敢横行于我空域。
这种思维让他在前往北京的飞行途中，再次审视自己的决定：真的能在这全新的领域找到立足之地吗？
不过他很快就被投入到空军司令部在北京东交民巷的紧张工作中。五一前夕，他参加了一个由刘亚楼司令员主持的关键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航校的建立及其管理职位的分配。
在会议中，刘亚楼提出了一项问题：“现在航校即将成立，有很多重要职位空缺。首先，我们需要一名参谋长，谁愿意接受这个挑战？”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无人立即回应。虽然参谋长职位具有战略意义，但相较于前线指挥官，其实权有限，很难通过此职位获得显著荣誉。
在沉默中，杨思禄却毅然举手，声音坚定：“报告司令员，我愿意担任航校参谋长。职位的高低对我来说并不重要。”这一行为让在场的许多人感到惊讶。作为原二野的师长，杨思禄原本可担任更高级别的职务，而他选择的却是一个副师级的职位。
刘亚楼对杨思禄的决定感到意外但也钦佩。他原本考虑让杨思禄担任空军预备科总队司令，一个正师级的职位，但杨的选择让他更加敬佩。刘亚楼当场确认了杨思禄的职位，同时在众目睽睽之下，他表达了对杨思禄决定的赞赏：“这是个明智的选择，有些人并不愿担任这样的职位。我自己也是从参谋出身，相信杨思禄能在这一岗位上展现出色的领导才能。
杨思禄接受这一职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想亲身体验飞行训练，亲自掌握空军的操作技能。
到了195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杨思禄被派往济南的第五航空学校担任参谋长。这所学校的领导班子中包括了校长方子翼、政委王绍渊以及苏联顾问杜洛夫和马林霍夫。
杨思禄的主要任务是向马林霍夫学习苏联空军的管理经验，尤其是在总部建设、行政管理和后勤保障等方面。通过与苏联顾问的合作，杨思禄意识到尽管空军与陆军在许多管理方面有相似之处，空军的工作却有其独特性，尤其在技术和以飞行为中心的工作方面。
在探索期间，杨思禄为自己设定了两项基本原则：一是在空军与陆军共通的问题上，继承和发扬陆军的优良传统；二是在处理空军特有问题时，不能简单套用陆军的经验。
他很快意识到，要真正统一这样一个多元化的队伍，并非易事。队伍中不仅有来自新疆和东北的经验老练的红军，还有技术精湛的国民党空军和伪满空军的留用人员。虽然后者在技术上有所了解，但在思想作风上存在差异。
在航校任职期间，杨思禄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措施。在一次晚宴上，几名留用飞行员的不当行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们在宴会上围绕两名妇女，制造噪音并引起恐慌，这一行为立即被杨思禄制止，并对肇事者进行了严厉的处分。
另外杨思禄还在一次飞行服发放时发现，一些飞行员因不满服装的样式和大小而大发脾气，当场把衣服扔在地上。杨思禄立刻介入，要求他们捡起衣服，并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教育，强调必须尊重人民财产，维护飞行员的荣誉。
这些措施得到了政委王绍渊的坚定支持，他公开赞扬杨思禄的处理方式：“非常正确，我们必须在部队中实施严格的纪律。
经过两次重要的事件处理后，部队的整体作风和效率显著提升。杨思禄在初到航校不久，便以自己的热情和出色体能投入到各项任务中。他不仅参与营房的建设和日常的部队管理，还积极参加体育比赛，比如篮球，展现出领导和团队精神。
然而随着工作的深入，杨思禄逐渐意识到自己在飞行技术和航空管理方面的知识严重不足，这成为航校工作推进的一大阻碍。面对这一挑战，杨思禄明白，如果要有效地指挥部队，仅凭热情是远远不够的。他决定从一个外行人转变为行内专家。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杨思禄开始制定计划，尽可能多地到机场，亲自体验飞行。虽然当时的政策并不允许每个人都能轻易乘坐教练机，在多次恳求之后，苏联的顾问终于同意杨思禄进行他的首次飞行体验。
然而这次飞行并不愉快。由于飞行过程中的剧烈动作，杨思禄在飞机内大量呕吐，感觉非常不适，下飞机时几乎无法站稳。此时苏联顾问旁观其状，淡淡地评论道：“这样你就能感受到飞行员的辛苦了。
这次经历虽然极具挑战，却也激发了杨思禄坚定的决心：他必须掌握飞行技术。一年后他被提升为第五航校副校长。在此期间，他通过体检确认自己完全有资格进行飞行训练，随即向上级正式提出学习飞行的申请。
一开始他的请求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许多人认为他学术基础薄弱，学习飞行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还有人担心他年纪较大，可能无法在紧急情况下应对自如，从而导致尴尬的局面。即便是苏联顾问也劝他考虑放弃，提到飞行界很少有人在三十多岁才开始学习飞行的。
然而刘亚楼给予了杨思禄坚定的支持，他鼓励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挑战前人未尝试过的事业。杨思禄同志身体健康，意志坚定，完全有资格学习飞行。即使学不会，了解更多飞行知识对指挥部队也是极有益处的。”因此，杨思禄的学飞请求最终得到了批准。
在学习过程中，杨思禄面对的挑战比预期的还要大。他不光要克服自己在科学理论方面的短板，还要应对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他的苏联飞行教官讲解精深，但翻译错误频出，杨思禄多次因此遭受惩罚。一次因为翻译错误，他的操作差点引发严重事故，这让他和教官都惊出一身冷汗。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航校最终安排了一位曾在伪满洲国教飞的教官，杨思禄与新教官的合作顺利多了。他对教官的历史背景毫无偏见，全心投入学习。在一次飞行课后，教官诚恳地对他说：“杨副校长，我在飞行技术上可能是你的导师，但在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革命军人上，你是我的榜样。
1951年夏天，杨思禄成功完成单独飞行，到了1952年6月，他被调到航空兵第19师担任师长，两年之后，他终于又回到了正师级干部的位置。到了1955年，我军开始实施军衔制，根据评估标准，杨思禄的资历和表现只能让他被评为大校。
如果不是因为他之前两次的主动降职，凭借他的经验和能力，成为将军是大有可能的。刘亚楼也对此表示了一些遗憾，他坦言：“杨思禄没能成为将军，一方面是我的原因，因为是我把他调到空军，结果他还停留在正师级。另一方面，也因为他自身的‘缺点’战斗瘾太重，错过了几次晋升的机会。"
虽然授衔时有所触动，杨思禄很快就释然了。他始终记得母亲在长征前的教诲：“要好好干，一定要跟着共产党，千万别掉队。”为了不掉队，他几乎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一切都是为了革命。无论是大校还是将军，他都是为了党和革命而奋斗。”
幸运的是，杨思禄终于在后来被提拔为将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历任空军第六军副军长和第三军军长，并于1961年被晋升为少将。
1987年，杨思禄70岁退休后，并没有因优渥的退休待遇而自甘堕落，反而过上了严格自律的生活。他在八九十岁高龄时仍保持着精神矍铄、身体硬朗的状态，这让很多年轻人都感到羞愧。
当被问及如何做到这一点时，杨思禄简单回答：“其实很简单，就是心态平和、生活有序、勤于锻炼。”他的人生经历丰富，从参加长征到抗击日本侵略者、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人民空军、在军中担任要职，杨思禄既是老革命，也是新中国空军的缔造者之一。
虽然拥有辉煌的过去，他从不倚老卖老，也不沉浸在过去的荣耀中。他认为，能够平和地看待自己的过去，不为名利所累，是他能保持健康长寿的关键。
退休后，杨思禄依然保持军人的生活习惯。他每天九点睡觉，凌晨四点起床，不烟不酒，不贪图口腹之欲，不沉溺于视听娱乐。每天都过得非常充实：早上散步，上午读书看报、练习书法，下午进行体育锻炼，晚上坚持观看新闻联播。
就算退休了，没有了工作的压力，也没了战友和组织的督促，杨思禄还是坚持规律地过日子。这种生活方式不仅帮他保持了健康，还真是一种不容易的本领。有这样的自律精神，难怪他当年能够从陆军师长转变成空军师长，也难怪他能从一个没怎么受过正规教育的小孩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