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66年12月，白崇禧在台北病逝。这位曾被誉为＂小诸葛＂的国民党将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却遭到了昔日挚友李宗仁的无情评价：＂他要搞南北朝，要炸大陆，被暗杀不值得同情。＂这番话令人震惊。白崇禧与李宗仁，本是共同打拼二十多年的战友，从广西陆军小学堂相识，到一同创建新桂系，再到北伐战争并肩作战，两人情谊深厚。然而，为何到了晚年，这对昔日的挚友却走向了对立？白崇禧究竟做了什么，让李宗仁如此决绝？又或者，这背后是否隐藏着更深层的历史真相？
一、早期合作（1890s-1920s）
1905年的广西陆军小学堂里，19岁的李宗仁与13岁的白崇禧首次相遇。当时的广西军阀势力盘根错节，陆荣廷、沈鸿英等人割据一方。年轻的李宗仁已经显露出过人的军事天赋，而年纪尚小的白崇禧则以其敏锐的战术分析能力引人注目。
毕业后，两人的发展道路暂时分开。李宗仁选择直接从军，加入了护国军，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而白崇禧则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现代军事理论和战术指挥。这段经历为他日后赢得＂小诸葛＂的美誉奠定了基础。
1924年，机会降临到这两位年轻人身上。当时的广西军阀势力已经腐朽不堪，李宗仁和白崇禧决定联手，再加上黄绍竑的加入，组建了新桂系力量。5月23日，三人正式向旧桂系宣战。虽然他们只有约一万兵力，但凭借白崇禧精妙的战术设计和李宗仁老练的战场指挥，新桂系军队以小搏大，连战连捷。
在统一广西的战役中，白崇禧展现出了惊人的军事才能。他设计了著名的＂围点打援＂战术，先后击败了陆荣廷、沈鸿英的主力。特别是在桂林战役中，白崇禧利用地形优势，布置伏兵于狭窄的山谷，一举歼灭了沈鸿英的精锐部队。
更为惊人的是，当云南龙云、卢汉率领的滇军趁机入侵时，白崇禧再次展现了其非凡的军事才能。面对七万滇军的三路进攻，白崇禧提出了＂分进合击＂的作战方案。他建议李宗仁率军主力在右江设伏，自己则率领偏师佯装后退，引诱滇军深入。待敌军分散后，新桂系军队突然发起反击，经过三天激战，成功将滇军主力包围在百色地区，取得了以两万击败七万的辉煌战绩。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凭借在广西的战功，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七军军长，白崇禧担任参谋长。在武汉、南昌等重要战役中，两人配合默契。特别是在南昌战役中，白崇禧设计了著名的＂迂回包抄＂战术，协助李宗仁一举攻下这个重要城市，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李白二人合作的黄金时期。
在军事行动之外，白崇禧还负责新桂系的情报工作。他建立了一个高效的情报网络，为军事行动提供重要信息支持。同时，他还精通外交，多次代表新桂系与其他军阀和国民党高层进行谈判，为新桂系在全国政坛上赢得了重要地位。
二、分歧初现（1930s-1940s初）
1930年代初期，李宗仁与白崇禧之间的分歧开始显现。首先体现在对蒋介石的态度上。1930年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开始对各地方实力派进行整合。在这个过程中，白崇禧逐渐表现出对中央政府的倾向性，他多次参加南京政府的军事会议，并在1932年接受了蒋介石授予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职务。
与此同时，李宗仁则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立场。在1934年桂系与中央的矛盾激化时，两人的态度就出现了明显差异。当时蒋介石调派胡宗南部进入广西，白崇禧主张与中央谈判，而李宗仁则坚持军事对抗的立场。这次事件中，白崇禧多次私下与南京方面进行沟通，引起了李宗仁的不满。
抗战爆发后，两人在军事指挥权上的矛盾进一步加深。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白崇禧担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而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在指挥豫东会战时，白崇禧主张采取积极进攻策略，希望在平汉铁路沿线与日军决战。李宗仁则认为应该采取持久战术，主张避免与日军正面对抗。这场战役最终因为指挥不统一，导致第五战区损失惨重。
1940年前后，两人在对共产党的态度上也出现了重大分歧。白崇禧对共产党的态度越发强硬，他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要限制共产党的发展。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后，白崇禧积极支持蒋介石的＂限共＂政策，并在军事部署上配合中央政府对共产党的包围。而李宗仁则采取了较为温和的立场，他认为在抗战期间应该避免内部冲突。
1943年，在桂林会议上，两人的军事战略分歧达到顶点。面对日军的华南攻势，白崇禧主张集中兵力在湘桂铁路沿线与日军决战，而李宗仁则坚持采取游击战术，避免主力决战。这次战略分歧直接影响了后来桂柳会战的走向。白崇禧按照自己的想法部署军队，结果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桂系主力遭受重创，被迫放弃了桂林、柳州等重要城市。
在军事指挥之外，两人在军队整编问题上也产生了严重分歧。1944年，中央政府推行军队整编计划，白崇禧表示支持，并积极配合中央的人事调整。这导致一些老桂系将领被调离原有岗位，引起了李宗仁的强烈不满。这次整编使得桂系在军队中的独立性受到严重削弱。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待美国军事顾问团的问题上，两人也出现了明显分歧。白崇禧积极支持美军顾问参与军事指挥，希望借助美国的军事技术和装备提升部队战斗力。而李宗仁则对美军顾问的过度干预表示担忧，认为这会影响中国军队的独立指挥权。在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这种分歧公开化，导致会议陷入僵局。
三、决裂转折（1940s中-1949）
1948年，国民党副总统竞选成为李宗仁与白崇禧关系彻底破裂的导火线。在这次竞选中，白崇禧公开支持孙科，并动用其在军中的影响力拉票。这一举动被李宗仁视为背叛。特别是在竞选关键时刻，白崇禧在南京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公开质疑李宗仁的参选资格，声称其＂不具备领导全国的能力＂。这次公开的反对使得两人之间的裂痕无法弥合。
和谈问题更加剧了两人的对立。1949年初，当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主持和谈时，白崇禧却在军事上采取强硬立场。他在南京军事会议上提出了＂固守长江，死守南京＂的主张，并在私下里多次向蒋介石表态反对和谈。4月，当和谈代表团抵达北平时，白崇禧又突然调动部队，在安徽发动军事进攻，直接破坏了谈判进程。
在战略部署上，两人的分歧更为尖锐。1949年春，白崇禧坚持要在长江以北与共军决战，并将主力部队集中在徐州地区。这个决定与李宗仁主张的＂收缩防线，保存实力＂的战略完全相左。结果在徐州会战中，白崇禧指挥的部队遭受重创，十余万精锐尽失。这次战役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全面溃败。
广西军队的重大损失则是两人关系恶化的另一个重要节点。1949年夏，白崇禧违背李宗仁的意见，将广西军主力调往湖南参战。在长沙会战中，这支部队陷入重围，伤亡惨重。更为关键的是，白崇禧在战役失利后，未经李宗仁同意，擅自将剩余部队撤往台湾。这一行动使得广西防务空虚，最终导致广西迅速陷落。
1949年10月，对国家统一问题的态度成为两人最后的分歧点。当时，李宗仁正在美国治病，同时也在探索和平统一的可能性。而白崇禧则在台湾积极筹划＂反攻大陆＂计划。他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详细的军事计划，主张以金门、马祖为基地，实施登陆作战。这个计划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但被李宗仁严厉批评为＂不切实际的冒险＂。
在这一时期，白崇禧还采取了一系列行动疏远李系将领。他利用在军中的影响力，将一批原本效忠于李宗仁的军官调离要职。同时，他还在台湾的军事会议上，多次批评李宗仁的军事决策，称其＂优柔寡断，贻误战机＂。这些言论很快传到了李宗仁耳中，成为两人关系无法修复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形势的发展，白崇禧逐渐放弃了与李宗仁的联系，全面倒向蒋介石一方。他在台湾军政系统中获得重要职位，并积极参与＂反攻大陆＂的各项筹划工作。与此同时，他还在各种场合公开指责李宗仁的和谈立场，称其＂误国误民＂。这些言论和行动，最终导致了这对昔日挚友的彻底决裂。
四、分道扬镳（1950-1960s）
1950年代初期，李宗仁与白崇禧的命运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1950年，在香港养病的李宗仁发表声明，宣布辞去代总统职务。同年，白崇禧则随国民党军队撤退至台湾，并在台北获得＂总统府战略顾问＂的职务。这一年的元旦，白崇禧在台北军官俱乐部发表演说，公开指责李宗仁＂背叛国家＂，并称其＂丧失政治立场＂。
1952年，两人的政治立场差异进一步扩大。白崇禧在台湾积极参与军事部署，主持制定了＂反攻大陆＂的作战计划。他还组建了＂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在各地展开反共宣传活动。与此同时，李宗仁则在香港发表了一系列谈话，呼吁和平统一，反对内战。这些言论立即遭到白崇禧的强烈抨击，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称李宗仁的主张是＂投降主义＂。
1954年金门炮战期间，两人的分歧更加明显。白崇禧担任金门防务顾问，坚持强硬对抗路线。他多次在军事会议上提出增兵金门的建议，并亲自视察前线阵地。而李宗仁则在香港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公开反对将金门马祖作为军事基地，认为这只会加剧两岸紧张局势。对此，白崇禧在一份军事报告中严厉抨击这种观点，称其＂不懂军事战略＂。
到了1956年，两人的对立已经完全公开化。这一年，李宗仁向海外华人发表公开信，呼吁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统一。白崇禧立即召开记者会予以反击，他出示了一些往年的军事文件，试图证明李宗仁在抗战期间的＂军事失误＂。这次公开的指责使得两人的关系降到冰点。
1958年，白崇禧在台湾军政系统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他被任命为＂国防军事顾问团＂首席顾问，全面参与台海防务决策。在这一时期，他积极推动对大陆的情报渗透活动，并多次在军事会议上提出＂反攻计划＂。与此同时，李宗仁则在香港过着平静的生活，偶尔在报刊上发表对时局的看法。
1960年代初期，两人的政治理念愈发背道而驰。白崇禧在台湾军政系统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积极参与＂反共复国＂的各项活动。1962年，他在台北主持召开军事战略研讨会，提出了＂以攻为守＂的战略构想。而李宗仁则在这一时期多次表达对和平统一的支持。在一次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他明确表示＂武力统一不可能实现＂。
1965年，两人的最后一次间接交锋发生在国际媒体上。当时李宗仁接受美联社采访，详细讲述了自己对国共内战的看法。白崇禧随即通过台湾媒体发表谈话，称这些言论＂违背历史事实＂。他还特别强调，李宗仁在战争后期的一些决策＂导致了军事失利＂。这次隔空论战成为两人最后的公开交锋。
五、终局之路（1965-1975）
1965年后，李宗仁与白崇禧的关系进入最后阶段。1965年冬，白崇禧在台北一次军事会议上，仍在强调＂反攻复国＂的必要性。这次会议上，他详细阐述了关于两岸军事态势的分析，并提出了新的军事部署方案。与此同时，在香港的李宗仁则通过《远东经济评论》发表文章，提出和平统一主张，这成为两人最后一次公开的政见交锋。
1966年，两人的命运出现重大转折。这一年，白崇禧在台湾的影响力开始下降。他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提出的战略建议遭到否决，随后逐渐淡出军事决策核心。同年，李宗仁在香港的生活也发生变化。他开始筹划回到内地的可能性，并通过多个渠道与内地方面进行接触。这一消息传到台湾后，白崇禧立即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评论，称这是＂叛国投敌＂的行为。
1969年，两人的政治立场更加鲜明。白崇禧虽然在台湾军事系统中的职务被调整，但仍坚持其政治立场。他在这一年出版了个人回忆录，其中详细记述了与李宗仁共事期间的诸多争议性事件。特别是在描述抗战后期的军事决策时，他对李宗仁的指挥能力提出了严厉批评。这本回忆录出版后，李宗仁通过香港《大公报》发表反驳文章，指出书中多处叙述与事实不符。
1971年是两人关系的转折点。这一年，李宗仁正式决定回到内地。在离开香港前，他接受了多家国际媒体的采访，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政治选择。白崇禧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召开记者会，称李宗仁的行为是＂背叛历史＂。他还特别强调，这一决定将＂永远改变历史对李宗仁的评价＂。
1973年，两人的最后对话机会出现。当时有海外华人试图斡旋，希望促成两人的和解。白崇禧在收到联络信后，撰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回信，坚决拒绝任何形式的和解尝试。他在信中重申了自己的立场，并表示＂历史会证明谁是对的＂。这封信的内容很快传到了北京的李宗仁处，成为两人之间最后的间接交流。
1974年，两人的政治生涯进入最后阶段。这一年，白崇禧在台湾的活动日渐减少，主要致力于整理个人文献资料。他将自己收藏的大量军事文件和照片整理成册，并委托台湾＂国史馆＂保存。而在北京的李宗仁则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并开始口述自己的回忆录。这两份各自的历史记录，成为了解这段复杂关系的重要史料。
1975年，随着白崇禧在台北去世，这段持续半个世纪的复杂关系画上了句点。这一年的年初，他还在整理一份关于抗战时期军事战略的备忘录。这份未完成的文稿中，仍能看到他对往日军事决策的坚持。其中有关桂系内部分歧的记载，成为了解这段历史的最后文献。
